重慶中央大學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央大學連遭敵機轟炸，損失慘重，迫於形勢不得不在1937年10至11月分批西遷。文、理、工、法、農、教育學院設在重慶沙坪壩松林坡，醫學院及農學院的畜牧獸醫系建在成都華西壩，實驗中學設在貴陽。1938年又在離沙坪壩25公里的柏溪建立分校。西遷後的八年期間，中大師生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奮發努力，學校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1] 

中央大學西遷入川艱苦辦學(6張)

在抗戰初期的全國“聯考”（統一招生）的幾年中，全部考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將中央大學作為第一志願來填報。截止到1941年中期，中央大學設有七個學院（文、理、法、工、農、醫、師範），一個研究院，五十六個系科，九個研究部，一個專科學校，一個附屬中學，以及醫院、農場、工廠等一系列下屬單位；學校有專職正、副教授183人，講師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學生3153人，全校開設課程共829種。當時的中央大學是中國高校中院系最多、門類齊全、規模最大的一所大學。40年代初國民政府教育部選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兩批的45名中，中央大學入選12人，超過其總數的四分之一。“這些數據，都無可置疑地説明，中央大學乃抗戰時期中國高教界的龍頭老大，同時，中央大學遷渝後，也帶動了重慶高等教育的發展。” ^[2] 

儘管當年處於抗日戰爭時期，但是中央大學的實力仍然很強，學校擁有很多當時國內最為頂尖的專家、學者，同時學校也培養了一大批後來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力的學生。 ^[2]  （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1]  ）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日本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8月13日，日軍向上海進攻。南京危在旦夕，中央大學接到內遷的指令。15日，敵機轟炸南京，學校圖書館和實驗中學被炸。在遷校重慶的計劃取得四川省政府和重慶大學的支持後，校長羅家倫於8月下旬在教授會上提出遷校重慶的方案並獲一致通過。 ^[2] 

重慶中央大學相關歷史沿革(3張)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準遷重慶”的批覆下達，學校教職工的遷徙於10月上旬開始。搬遷工作得到了愛國實業家盧作孚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後一批學生11月中旬到達重慶，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抵達成都後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先期開學上課。 ^[2]  （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及《看歷史》雜誌 ^[3-4]  ）

1945年9月底，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成立。吳有訓任主任，江良規、胡家健任副主任。江良規負責重慶方面的復員事宜，胡家健負責南京方面校產的接收和修繕。中央大學的復員經費為法幣81億元。成都的醫學院和畜牧獸醫系的復員工作獨立進行。一萬二千多名師生分八批返回南京，1946年5月第一批師生返回，最後一批師生於7月底回到南京。圖書、儀器設備大多由民生公司承運，10月中旬陸續到達。 ^[2] 

南京方面的接收工作。三牌樓、文昌橋、大石橋等地附屬建築可直接接收，四牌樓校園為日軍軍事醫院所佔，勝利後被國防部接管改作陸軍醫院，接收工作延至1947年2月。戰前南京中華門外石子崗徵購的8000餘畝土地重建已不可能，校產接收委員會決定在此建立“中華農村福利試驗區”，由農經系主辦。 ^[2] 

重慶方面的移交工作。沙坪壩校舍由毗鄰的重慶大學和中央工業專科學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龍坎校舍由重慶青民中學接管；醫學院在成都開辦的公立醫院由四川省政府衞生實驗處接收，改名為四川省立醫院，並留用醫學院教授黃克雄擔任院長。 ^[2]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汪偽政府利用金陵大學原址開辦的南京中央大學停辦。該校校產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單位協商進行。商定汪偽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藝術系（繪畫、音樂組）、醫學院等院系的圖書設備歸中央大學接收，其餘歸金陵大學。 ^[2] 

至此，中央大學的接收工作暫告結束。 ^[2] 

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地分三處：重慶、成都和貴陽。 ^[2] 

重慶新校址選定在沙坪壩松林坡，是重慶大學東北面的一個小山丘，屬該校土地，佔地不足200畝。因山坡上長着稀稀疏疏的松樹而得名，嘉陵江從山坡下繞過。 ^[2] 

1937年10月下旬，中央大學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的師生以及部分圖書儀器抵達成都華西壩，隨即籌備開學事宜。當時的醫學院只有三個年級（1935年重建的）學生，一年級新生在重慶就讀。抗戰時期，中央大學醫學院、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先後遷入成都華西壩，都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和實驗室等。畜牧獸醫系借住成都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的血清廠。抗戰八年，醫學院和畜牧獸醫系遠離校本部，只得半獨立地完成各項教學任務，艱苦創業，為國家培養了急需的醫學和農業人才。 ^[2] 

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頂端，修建了圖書館、閲覽室，站在圖書館門口，可以俯瞰學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條環山公路，也是運動員的跑道。後來，又陸續修建了專用教室、實驗室和學生俱樂部等。此時的松林坡房舍相連，層層疊疊，再也無法插足了，學校規模逐日擴大，不得不向校外謀求發展。於是在沙坪壩鎮上修建了小龍坎男生宿舍和教職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對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學院的大型實驗室等，將航空工程系和藝術系遷至磐溪，這樣校舍的緊張狀況得到暫時的緩解。 ^[2] 

隨着戰火的蔓延，大片國土的淪陷，湧入大後方的人員越來越多，中央大學在校人數激增，學校籌劃建立分校案。經教育部批准，決定在離重慶市60華里，從沙坪壩沿嘉陵江而上25華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2] 

柏溪，原是江北縣的一個小山村，四面環山，崗巒起伏，清澈的溪水從長滿翠柏的河邊流過，依山傍水，恬靜幽雅，校長羅家倫把這個沒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總面積為148畝，呈西南東北走向，中部較為平整，闢作飯廳和運動場，圍繞運動場修築16尺寬的馬路，為校內主幹道，分設教學區和生活區。校舍建築也採用松林坡建校經驗，包工包料，不分晝夜，突擊施工，歷時兩個月，建屋44棟，耗資13萬元。後來又相繼增建了游泳池、工場和防空洞，設施逐步趨於完善。 ^[2] 

中央大學實驗中學原設三牌樓，因兩次遭敵機轟炸，提前遷出南京，1935年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開學。南京淪陷後，安徽形勢吃緊，又遷至長沙，最後內遷至貴陽。因與重慶校本部相距甚遠，交通不暢，於師範學院實習不便，後劃歸貴陽市屬。 ^[2] 

1941年羅家倫在談及籌建南京中華門外新校址未成而西遷時説：“造化的安排，真是富於諷刺性。我在南京沒有建成大規模的新校址，但這點領到局部而未用完的餘款，竟使我在兵荒馬亂的年頭，免除了許多困難的手續，在重慶沙坪壩和柏溪兩處，造成兩個小規模的新校舍，使數千學生沒有耽誤學業。” ^[2] 

1938年底奉行政院令，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繼1939年增設6年制牙科之後又辦牙醫專科學校、護士師資專修課 、高級醫師檢驗職業科、司法檢驗員訓練班等。1941年恢復社會學系，隸屬法學院。1942年農學院農藝系農業經濟組擴建為農業經濟系，隸屬農學院。1943年理學院地理系氣象組獨立建制,成為中國第一個氣象系。1944年成立邊政系，隸屬法學院。1945年成立俄文專修科，隸屬文學院。 ^[2] 

（一）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

為培養高深學術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學校師資，行政院決定，1938年夏，在全國六所大學增（改）設師範教育，學制五年，最後一年為教學實習。師範生一律享受公費教育，畢業後，由教育部分發各省充任中學教員或教育行政人員。在完成服務年限（一般為五年）後，可以繼續深造，也可以離開教育機構，從事自己願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學奉令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除原教育學院的教育、藝術（音樂、繪畫）、體育系外，新增設國文、英語、公民訓育、史地、數學、理化、博物系和童子軍專修科。 ^[2] 

（二） 擴充醫學院

西遷時，中央大學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和實驗室開學。不久，山東齊魯大學遷入，三大學醫學院聯合辦學。 ^[2] 

1939年秋，增設牙本科（6年制）。為快速培養牙醫專門師資和研究人才，將牙醫專科學校的在校生全部轉入牙本科，並於聯合醫院內開辦牙醫門診部。 ^[2] 

1941年夏，中大醫學院脱離三大學聯合醫院，獨立開辦四川省公立醫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醫專科學校和醫學院師生從華西大學遷出。1942年，省公立醫院開辦分院。同年秋，醫學院增設護士師資專修科。1943年秋，增設法醫科，並於法醫科內附設高級醫事檢驗職業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託，舉辦司法檢驗員訓練班，為期兩年。 ^[2] 

醫學院分醫科和牙科，學制六年。前三年共同開設醫學基礎課，四、五年級醫、牙科分開授課，六年級全年在醫院進行全面實習。醫學院開設的課程均為必修，並須依次修習。一年級新生在柏溪分校學習基礎課。 ^[2] 

（三） 新增系科

1、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後，隨校遷往重慶沙坪壩，在磐溪修造了較大規模的“水力實驗室”和“土壤實驗室”。由於獲得水利部門的撥款和補助，師資充實，設備先進，實驗完善。該系專任教授有：原素欣、黃文熙、顧兆勳、嚴愷、謝家澤、姜國寶、李士豪等。 ^[2] 

2、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學院接受國家航空委員會委託，聘請航空界著名專家羅榮安主持機械特別研究班。招收大學機械、電機、土木工程系畢業生，通過18個月航空業務的進修和兩個月的實習，完成學業。前後結業兩屆四班，共33人。兩年後，在此基礎上，延聘師資，擴充設備，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羅榮安。因獲得航空委員會鉅額資助，致使該系發展迅速，西遷時已初具規模。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並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場，可存放數架飛機、多具發動機。設有結構、風洞、發動機和儀表四個實驗室，配有修配工廠和小型圖書室，供師生研究實習。 ^[2] 

3、社會學系

該系創建於1928年，1936年奉令暫行停辦。1941年秋，恢復社會學系，隸屬法學院，系主任孫本文。該系課程開設整齊，尤其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除課堂教學外，延請社會名流，開設系列學術講座，社會實踐活動也較多，還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開闢了社會學研究專欄，由該系師生編輯。專任教授有：孫本文、王政、傅尚霖、張少徵、朱約庵等。 ^[2] 

4、農業經濟系

1939年秋，農藝系設立農業經濟組。隨着社會需求量的增加，選習農業經濟的學生超過全系總人數的一半。經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農業經濟組為農業經濟系，專門培養農業經濟建設人才。系主任張德粹。該系雖創辦於抗戰時期，經費拮据，圖書設備有限，但學術研究氣氛極濃。1944年，獨立創刊《農經學》，每年兩期，大多刊載學校教師的科研論文。專任教授有：張德粹、劉慶雲、潘學德、劉世超、張之毅。 ^[2] 

5、氣象系

早在國立東南大學地理系內，就一直並存着地理、氣象兩個專業組。氣象學是一門新興亟待發展的科學，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學氣象組獨立建制為氣象系，這在中國高校還屬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遷時，地理系的儀器設備是保存最完好的，這也為氣象系的獨立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專任教授有：涂長望、黃廈千、朱炳海等。 ^[2] 

6、邊政系

國民政府西遷，大批機關人員湧入內地，西北和西南邊疆的地位益形重要。為“開發西北”，“建設西南”，急需培養邊政建設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學和西北大學創設邊政系，隸屬法學院，並於當年招生。該系學生一律享受師範生同等待遇。課程設置也從邊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會、民族、宗教、歷史、地理、語言等方面着眼，有些課程涉及文學院或法學院，接觸面比較廣。 ^[2] 

7、俄文專修科

1945年初，蘇、美、英三國召開雅爾塔會議，會議決定中、蘇將簽定友好同盟條約。為承擔溝通中蘇文化之使命，滿足社會對俄文人才的需求，當年春，中央大學奉令創設俄文專修科，隸屬文學院。 ^[2] 

（四）研究院的創立和發展

1934年11月，理學院和農學院就分別創設數學研究部和農藝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羅家倫、鄒樹文、陳劍修、艾偉等為籌備委員。1936年秋，數學、農藝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遷後，儘管環境、設備、經費等困難重重，學校仍然極重視科學研究工作，積極謀劃研究部的發展，並於1938年12月創辦了中央大學研究院。由校長兼任院長。行政上為獨立機構，下設所、學部，所和學部的負責人由各院院長和系主任兼任，導師也由各系教授派任。 ^[2] 

中央大學研究院相關圖片(3張)

中央大學研究院於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創時設5所7個學部，後又相繼成立文科、醫科研究所。至復員前，中央大學研究院已擁有7所23學部。 ^[2] 

文科研究所設：哲學部、歷史學部、外國文學部、中文學部

理科研究所設：數學部、物理學部、化學部、地理學部、生物學部

法科研究所設：政治經濟學部、法律學部

師範研究所設：教育心理學部、教育學部

農科研究所設：農藝學部、森林學部、畜牧獸醫學部、農經學部

工科研究所設：土木工程學部、機械工程學部、電機工程學部

醫科研究所設：生理學部、公共衞生學部、生化學部 ^[2]  （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1]  ）

重慶中央大學歷任校長(4張)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按《中央大學組織大綱》規定，設校長一人，負責綜理校務，由國民政府任命。1941年8月，羅家倫辭職後，繼任校長依次為顧孟餘、蔣介石、顧毓臔，任期都只有一年左右。抗戰勝利後由吳有訓接長中央大學。 ^[2]  （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1]  ）

西遷後，羅家倫校長擴大辦學規模，延聘名流師資，增設新興系科，創辦研究院。到了1940年前後，重慶物價暴漲，學校經費拮据，難以維持，羅家倫實感“精疲力竭，再也不敢繼續下去了”，加之國民黨派系之間的傾軋，遂於1941年7月提出辭呈。8月，羅家倫辭職獲准。由顧孟餘繼任。 ^[2] 

顧孟餘，北平人，1888年生。1941年8月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他為人態度嚴肅，不苟言笑。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較寬容，對校務和師生生活極為重視，為擺脱經濟上的困境，多方努力為學校籌集資金，以改善教學和生活設施。長校期間，重建了圖書館，新建了能容納三千人的大禮堂，還有數棟宿舍，使學校面貌大有改觀。後因與當局不合，1943年初提出辭呈，未待獲准，旋即赴美。 ^[2] 

顧孟餘之後發生了以挽留顧（孟餘）校長為由的1500多名學生向國民政府的請願遊行，挽留顧校長的標語、壁報貼滿飯廳四周，這是抗戰以來，重慶首次發生的最大的學生風潮。為了避免事態嚴重，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自兼中央大學校長。 ^[2] 

蔣介石平時每週六下午來校巡視，巡視內容一般是學生伙食和宿舍衞生。在任期間復刊《中央大學校刊》等。1944年夏辭去中央大學校長，改任永久名譽校長。同時撤銷了教育長一職。 ^[2] 

蔣介石之後繼任中央大學校長的是原教育部次長顧毓臔。顧毓臔，江蘇無錫人，1902年生。曾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1938年出任教育部次長。1944年8月出長中央大學。他在向報界發表談話論及教育方針時説：大學應注重學術研究，提高研究風氣，改善研究人員待遇。蓋尊重學術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則。主張“教授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學術上之成就，以避免學術機關變為行政機關”等觀點。顧毓臔長校期間，對系科的增設和調整歸併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 ^[2]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顧毓臔辭職離校。吳有訓接任中央大學校長。 ^[2] 

1941年，教育部實行“部聘教授”制，按學科評選出一批資深、有名望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原則上每學科1名）。部聘教授每月薪金600元（相當校長待遇），另加發研究補助費400元。部聘教授還負有“輔導全國各院校對於學科之教學與研究事項”的重任，由教育部分派赴各地講學。 ^[2] 

1941年底，教育部公佈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學有梁希、孫本文、艾偉、胡煥庸、蔡翹5位教授榮任。1943年，評審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學的樓光來、胡小石、柳詒徵、高濟宇、常導直、徐悲鴻和戴修瓚7位教授榮任。 ^[2] 

中央大學西遷時，隨校入川的教師不足200人。師資嚴重缺乏，學校儘量吸納人才，充實教師隊伍。這一時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東北史專家金毓黻，古希臘哲學家陳康，植棉專家馮植芳，建築學家劉敦楨、楊廷寶、童雋，航空氣象學家黃廈千，航空工程學家張創、柏實義，地質學家朱森、張更，法學家何聯奎，醫學家李廷安、胡懋廉、陰毓璋等。到1945年時，總數超過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講師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當講師）38人，和戰前相比，數量翻了一番，大約是同期西南聯大教師總數的一倍。 ^{[2]  [5]} 

抗戰初期，大學招生均由教育部統一考試，然後各校錄取。從1941年起，中央大學恢復到抗戰前各校聯合招生的做法。在重慶期間，中央大學常與西南聯大、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聯合招生，以利各地考生就近迎考，然後四校統一錄取。當時在聯合招生中，第一志願填報中央大學的考生高達2/3。遷渝一年後，在校人數幾乎翻了一番，並逐年上升，截止1943年度，在校學生數達3700人 ^[6]  ，為西遷時的三倍半。 ^[2] 

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出國留學率較高。1940年5月，教育部為獎勵學業優秀的學生，採用自由參賽的形式，舉行大專以上學校學業競試，分甲、乙、丙三組。甲組為一年級基礎知識競試；乙組為二、三年級專業知識競試；丙組為畢業生論文競試。參賽結果，中央大學獲得甲、乙、丙三組團體總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獎。優良的學業成績也為出國深造提供保證。1943年，教育部主辦第一次自費留學考試，錄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學畢業的，佔到總數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費生考試，錄取30人，8人為中央大學畢業生，著名經濟學家陶大鏞就是這次出國深造的。 ^[2] 

在重慶期間一共畢業8屆學生，約4000人，其中碩士研究生60人。 ^[2] 

戰時，因購買教材困難，中央大學各科都需自編教材，其中不少教材被審定為大學圖書或“部訂”教材而公開出版。如孫本文的《中國社會問題》，繆風林的《中國通史要略》，李長之的《西洋哲學史》，羅根澤的《周秦西漢文學批評史》，朱鍥的《中國財政問題》，林振鏞的《刑法學》，朱伯康的《經濟學綱要》，許恪士的《中國教育思想史》，肖藍嶸的《教育心理學》，艾偉的《高級統計學》，潘菽的《普通心理學》，胡煥庸的《世界經濟地理》、《氣候學》、《國防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氣象學》、《軍事氣象學大綱》，孫光遠的《微積分學》，鄒鍾琳的《普通昆蟲學》，羅清生的《家畜傳染病學》，孫鼐的《岩石學》、《工程地質》等。 ^[2] 

教授們的其他專著：餘大縝的《英國文學史》，唐君毅的《中國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常任俠的《漢唐之間西域樂舞百戲東漸史》，許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寶的《中國小麥區域》，孟心如的《毒氣與防禦》、《化學戰》，趙廷炳的《陽離子分析法》，張德粹的《農業合作》等。據1944年《國立中央大學校刊》統計，當年中央大學教師公開出版的教材和專著就達40餘種。 ^[2] 

中央大學作為全國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除公開發行的《文史哲》、《科學》和《社會科學》三種大型季刊外，還負責主編數十種全國性的學術刊物和叢書，如李寅恭主編的《林學》，是中華林學會唯一的學術刊物，艾偉主編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編的《文藝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從書》等。 ^[2]  （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1]  ）

（一）名人講演

學校在授課之餘，經常舉辦各種類型的學術講座，當時影響較大的重慶“沙磁區學術講演會”就是由中央大學主辦的。每週日借重慶大學或南渝中學禮堂，敦請學界、政界或來華外交使節等社會名流作講演，如翁文灝、潘光旦、李烈鈞、孫科、盧作孚、美駐華大使詹森、英國前首相艾德立等。文學院主辦詩、詞、曲和外國名著系列講座，由著名教授主講。還有各種展覽等，如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授徐悲鴻東南亞講學回國的演講和畫展，吳作人大西北寫生歸來舉辦的邊旅畫展等。 ^[2] 

（二）學生社團

學校內的各種社團，經過訓導處批准，建社宗旨明確的有七八十個，類型廣泛，文藝習作、學術研究，聯絡感情、砥礪學行，宗教研究，也有宣揚三民主義、研究戰後建設的，等等。其中最活躍最有影響的是“中蘇問題研究會”、“中大文學會”、“女同學會”等。 ^[2] 

羅家倫的大學教育思想與實踐

1931年12月，校長朱家驊引咎辭職後，國民政府先後任命數位校長，但都堅辭不就，1932年6月28日，行政院議決由教育部長段錫朋代理中央大學校長後，引發學生強烈不滿，直到1932年8月26日正式任命羅家倫為中央大學校長為止。 ^[2] 

經過整理及學生甄別考試後的中央大學，於1932年10月11日重新開學上課。羅家倫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作了題為《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説，闡述了他的大學教育思想，希望在中央大學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目的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而努力。 ^[2] 

（一） “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大學使命

羅家倫在就職演説中提出，中央大學的使命是為中國“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一個國家淪落到遭受外敵的入侵，重要的原因“在於沒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精神的結晶，民族團結圖存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不可或缺的生命質素。 ^[2] 

大學教育應該是文化教育的最高機構。1931年9月18日，日寇炮轟瀋陽，強佔了東北三省。四個月後，日軍進攻上海，淞滬軍民奮起反擊。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應對民族與國家盡到特殊的使命和職責。將大學教育與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是羅家倫大學教育思想的精髓。 ^[2] 

“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大學使命應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大學教育必須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目標應該一致；第二，互相協調，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目標邁進，步伐也應一致。即組織起來，共求民族復興大業的勝利。 ^[2] 

所謂有機體的文化，羅家倫認為“從縱的方面講，自小學、中學、大學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無從實施；從橫的方面講，無論文、法、教、理、工、農、醫、商，都是一整套的配合，缺少一個都配不齊一整個國家的機構”。所以一所大學的本身就應是一個有機體。中央大學從縱的方面看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本科、研究院；從橫的方面看有文、理、法、教、農、工、醫7個學院40個左右系科。“蘆溝橋事變”後，羅家倫考慮到抗戰的長期性，及時擇地重慶，成為西遷高校中實力保存最完整的大學。隨着抗戰形勢的惡化，辦學經費的短缺，中央大學不但沒有停滯不前，還在原有的基礎上求得較大發展。比如增設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擴充醫學院，創辦中央大學研究院等。羅家倫如此苦心孤詣地謀求發展，就是希望中大師生不論是學文的、學理的、學農的、還是學工的……，都應目標一致，互相協調，以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己任。“如果一個大學不能負起創造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可以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 ^[2] 

（二） “誠、樸、雄、偉”的新學風

高尚的理想，認定的目標，偉大的使命，只有養成新的學風才能達到。羅家倫認為新學風的養成，須從“矯正時弊”入手,破而後立。所以，他為中央大學提出“誠、樸、雄、偉”四個字的新學風。 ^[2] 

“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把學問當作升官發財的途徑和取得文憑的工具；對於“使命”，更要有誠意，要向着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 ^[2] 

“樸”，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不以學問當門面、作裝飾，不能尚纖巧、重浮華，讓青春光陰耗費在時髦的小冊子、短文章上面，而要埋頭用功，不計名利，在學問上作長期艱苦的努力,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樸厚的學術風氣。 ^[2] 

“雄”，是“大雄無畏”的雄。為糾正中華民族自宋朝南渡以來的柔弱萎靡之風。要扭轉一切纖細文弱的頹風，就必須從“善養吾浩然之氣”入手，以“大雄無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氣，女子亦須無病態。

“偉”，是偉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開眼界，從整個民族文化的命運着眼，努力做出幾件大事業來，切不可偏狹小巧，存門户之見，亦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滿。 ^[2] 

其後，“誠、樸、雄、偉”就成了中央大學的校訓。 ^[2] 

（三）三育共進 “二格”佔先

青年學生的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青年是國家的基礎，若是青年的教育不完備，國家的基礎，便不鞏固，民族的前途便無希望。”完備的青年教育須從知識、體格、人格三方面進行，即德、智、體三育共進，這已是當時教育界達成的共識。羅家倫在此基礎上，特別提出青年教育中的“二格”，即“體格”與“人格”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的青年教育，在知識方面，雖有不足，但比以前有很大進步，而且會隨着基礎知識、專門知識和輔助技能的進一步傳授，青年學生的知識結構會越來越趨於合理，有缺陷需要努力改進的是“體格”與“人格”兩個方面。 ^[2] 

體格即身體素質。羅家倫在《教育的理想與實際》一文中指出：“體魄是完人第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沒有健全的體格做基礎，學問和事業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要增強青年學生的體格，除教育當局引起足夠重視，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清除社會陋習及營養不良等影響青年健康的因素外，大學教育還應注重體育訓練和軍事訓練。體育訓練可以增強體質，還能培養學生公開競爭，團結合作的精神。戰時的中央大學雖然活動場地狹窄，學校卻能因地制宜，組織學生在松林坡的通道上進行拔河、立定跳遠、接力賽等，體育活動開展得紅紅火火。院際、校際間的籃球、排球比賽也非常頻繁；軍事訓練也能增強體質，改掉懶散拖沓的生活習氣，培養學生具有守紀、勇敢、整潔的軍人風尚，改變青年學生懦弱的形象。為此，中央大學從1935年起實行軍事訓練。西遷後，對全體男生與特別研究班學員一律實施軍事訓練和軍事管理，對女生進行戰地護理訓練，以增強體質，並適應戰時需要。 ^[2] 

人格即道德品質。完備的青年教育，道德品質教育是最為重要的。羅家倫直率地批評大學太重物的組織科學，而不曾注重人的組織科學。指出“人事研究的進步若是不能與物質研究的進步互相配合，並駕齊驅，那人將有被物控制的危險”。有些青年人在大學裏雖然學了些知識，但沒有養成一種健全的人格，一旦走入社會，惡劣的人格暴露出來，從而危害社會；也有些青年人太看重現實，尤其是對於物質的現實，而缺乏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羅家倫認為大學決不是販賣知識的商店，製造學位的場所，所以大學只傳授一些知識而忽略人格培養的做法是錯誤的。為此，他希望中央大學的教職員要以身作則，潛移默化，不僅在知識上，而且在人格修養上，予以切實指導，使之“造成一種堂堂正正的知識公民，一方面是頂天立地的人物，一方面是繼往開來的中堅”。1938年8月，中央大學率先試行導師制，要求導師“以自己的表率扶助學生品德之培養”。羅家倫身體力行，經常向學生作演講，闡述如何求學、做人，倍受青年學生的歡迎。 ^[2] 

對於如何處理好愛國與學業問題，羅家倫真誠地告誡青年學生，抗戰是民族之戰，是長期的，需要堅實的後備力量。在後方努力學習，與前方將士英勇殺敵都是報效祖國。戰爭結束後，祖國需要大批有知識、有人格、有體魄的人才，建設國家。為此，他寄希望於中央大學擔負起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的責任。 ^[2] 

（四） 不趨時尚 注重科學精神

羅家倫認為科學的精神在求真理，當求真理的時候，並沒有特意去計較其功用，一旦求得之後，不定在什麼時候，會發生極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引用《漢書·董仲舒傳》一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來説明科學精神的作用，等到“誼正道明”以後，自有無窮的“利”，無窮的“功”產生。如孟特爾在寺院裏配豆種，發現了優良品種與遺傳的關係，當時他哪裏會想到後來植物、動物，甚至人類品種的改良，都應用到他的遺傳定律。 ^[2] 

抗戰爆發後，社會上有些人認為大學教育不能直接為抗戰起作用，應該停辦大學；另有些人提出改大學為短期訓練班、速成班，傳授速成知識、簡易技術即可等等。羅家倫嘲笑戰時教育速成論者的短期速成辦法是“萬應靈丹”，以為“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是不切實際的。他主張抗戰時期要積極維持完整而正規的教育，建設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並結合抗戰需要增設系科，加強抗戰國力。大學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學教育裏面，決無“王者之路”（捷徑）。 ^[2] 

羅家倫在長校初期提出“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的治校方針。認為在安定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充實不僅是圖書、儀器設備的添置，還應重視教學人才和課程內容的充實。羅家倫曾經説：“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他到校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延聘和極力挽留原有良好教授。這“良好教授”的標準，即一方面能教導學生；一方面能扶助教員提高業務能力。當時教師分專任與兼任兩種，羅家倫主張教師應以專任為主，“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至1937年抗戰前夕，中央大學教師共424人，其中兼任教師50餘人，較1932年減少了一半。 ^[2] 

在充實師資力量的同時，還應準備一個好的精神環境和物質環境，讓好的教師都願意到中央大學來。西遷後，學校經費短絀，物資奇缺，教學設施及學術環境遠遠不如戰前，可學校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未拖欠過教師的薪水；還創辦中央大學研究院，為教師提供教學研究場所，這些都是中央大學能不斷聘請到名師的一個重要原因。 ^[2] 

羅家倫根據社會需求和學科發展的趨勢，對中央大學的系科設置，不斷進行調整與擴充，使中央大學成為規模最大、學科最齊全的綜合大學。如1934年創辦機械特別研究班，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航空工業專門人才。並在機械特別研究班的基礎上創立航空工程系，再度創辦醫學院、水利工程系和恢復社會學系等。 ^[2] 

在教學上，羅家倫十分重視基礎課程的開設。他認為大學的課程是根據各國學者長期共同研究實踐的結果，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確定，並不是由某一學校或某一教授隨便增加刪除的，更不能因為抗戰而停辦某些看似“不實用”的基礎課。西遷後，在辦學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學校開設的基礎課程不僅未削弱，反而有所加強；專業課程也與平日一樣進行，及時反映科學新水平；而且做到循序漸進，為學生打下紮實基礎。 ^[2] 

1937年教育部頒發《戰時動員計劃》，指出“戰時各級學校教育，均應力求切合戰時需要，各級學校之課程與管理應實際情形，量予變更”。中央大學各院系結合本學科的特點，開設與抗戰相關的課程，如文學院開設民族詩歌、戰時文學講座、東北民族史等；理學院開設國際政治地理、軍事心理、地形測量、中國經濟地理、康藏地理、航空氣象等；法學院開設蘇聯研究、歐洲獨裁政府、國際組織、戰時經濟等；工學院開設彈道學、無線電等。這些課程既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為大學教育結合時代需要，為抗戰建國發揮應有的作用。 ^[2] 

除結合學科開設相關課程外，中央大學戰時還開設一些輔助課程。這些輔助課程大致分三類：①戰時常識講演，如消極防空常識、戰時國際公法常識及醫藥常識；②戰時技術訓練，如急救、維護交通及偵察敵情；③編印有關戰爭常識宣傳刊物。羅家倫認為開設輔助課程的目的“使學生在戰爭的時候，有一套普通應用知識技能，並學會如何將這種普通的知識和技能普遍到一般民眾裏面去。”中央大學從1938年起，開設電信、炮術和戰地衞生三類訓練班，規定不分院系，每人必選一課，計算學分，中途不得退修。戰時的中央大學在課程開設上不僅注重完備學生的知識結構，也適應了抗戰的特殊需求，真正體現了正確而真實的科學精神。 ^[2] 

南京大學保留重慶中央大學歷屆所有院系畢業生的學籍資料、檔案、成績單等，“文革”期間出於檔案資料安全方面的考慮以及鼓樓校區檔案館場地有限，部分歷史檔案移送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存放，2012年移交南京大學。 ^[7]  重慶中央大學畢業生、肄業生檔案可通過南京大學檔案館查詢，官方查詢地址：中央大學學籍 ^[8]  ，中央大學中途離校學籍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