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

位於海淀區南部。東起白石橋路，西抵魏公村小學西牆，北始魏公村北路，南至中央民族大學北牆。畏吾即維吾爾族的舊稱。村以族名。後音近叫魏公村。

新疆維吾爾人在北京一帶的活動，始見於唐代的記載。他們“多為商買於燕……尤能別珍珠”。到了元代，情況大為改變。當時維吾爾族的首領臣附於蒙古汗國，元朝大量地擢用維吾爾人。廉希憲做過元代的平章政事，官位相當於副丞相。他的父親布魯海牙是成吉思汗的宿衞，做過斷事官、宣慰使，職位也很高。廉希憲的弟弟廉希賢曾任禮部尚書和駐外使節。小云石海涯一家三代都在元代任官。大都西的畏吾村，成為維吾爾族聚居的地方，他們或經商或制酒，或冶煉鑌鐵，元代黃文仲在《大都賦》中贊“平則為西賈之派”，平則門即今天的阜成門。明代成化年間，太監墓誌銘稱這個村“謂務村”。正德年間，太監墓誌銘稱“委兀村”，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稱“畏吾村”，萬曆年間成書的《宛署雜記》稱：“葦防護林地”，都維吾爾族的譯音。直到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這個村子仍叫畏吾村。清喬松年《蘿蘼亭札記》載：“畏兀村，蓋京西直門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時來歸，聚處於此，以稱村焉。”清代查禮《畏吾村考》中寫道：“京師西直門外，有村名畏吾。”民國四年（1915）繪製的《實測京師四郊圖》標有魏分村，“文革”被髮言權成“為公村”，1982年又恢復“魏公村”原名。

北京地鐵四號線到魏公村站；26路、320、305、495、686 ^[2]  等到達魏公村站。 ^[1] 

從現存文獻來看，魏公村在元代就已形成，經明清延續至今。與今天不同的是，它在明清時被稱作“畏吾村”。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嗚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於畏吾村，吾母之墓實在右穆。墓地狹隘，不過二畝。

據此，在李東陽曾祖之時已有畏吾村。又據《懷麓堂集》卷68《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府君在國朝洪武初，以兵籍隸燕山右護衞。攜先祖少傅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門之內，則移於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於京師。始居北方，風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幾而卒。閲三世百有餘年，乃得以官職封賜，一命而躋於極品。

文中提到李東陽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於“風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幾而卒”。由此可以斷定，李東陽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經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時間就是在洪武初年。我們知道，一個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畏吾村的最早起源當在明洪武之前的元代（筆者將在下文詳考）。

魏公村(2張)

儘管畏吾村在元代就已形成，但由於元代文獻、特別是北京地區地方誌的缺佚，我們很難找到元代關於畏吾村的直接描述。而到了明代，有關畏吾村的記載開始多了起來。

除上引二文外，李東陽還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清人喬松年曾專門撰文提及李東陽與畏吾村的關係，“李西涯（按，即李東陽，號西涯）或自署畏吾。蓋京師西直門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號”。雖然這段文字稍有錯誤，卻正確指出了李東陽與畏吾村之間存在着聯繫。由於李氏祖墳在畏吾村，李東陽死後也安葬在這裏，而且他的墓地還成為後世文人憑弔抒懷的一景。

明正德八年，張雄修建大慧寺，地點就在畏吾村。李東陽為之撰寫真武殿銘。明代官修《順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

嘉靖年間這裏仍稱畏吾村。一方嘉靖三十四年的墓誌寫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到萬曆年間，這裏除了稱作畏吾村外，又稱作“葦孤村”。萬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雜記》有如下記載：

（宛平）縣之西北，出西直門一里曰高良橋，又五里曰籬笆房，曰葦孤村，又二十里曰韃子營。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莊、曰八里溝、曰牛欄莊……

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畏吾村的異名，也説明畏吾村的具體位置與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

明末這裏稱“魏吳村”。魏公村出土明人劉繼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誌，其中提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葬於西直門外魏吳村。”

到清代，畏吾村這一名稱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詩人王士禎，康熙、雍正時的查嗣瑮，乾嘉時期的法式善，同治時期的喬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間，畏吾村也稱“魏吳村”，乾隆年間又稱“衞伍村”。據清人查禮《畏吾村考》：

京師西直門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學士李東陽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壠未遷榆垡時，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時西域國號也，太祖四年歸於元。或稱畏吾，或稱畏吾兒，或稱畏兀，或稱畏兀兒。……此村密邇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當始於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衞所居，遂稱之曰“衞伍”，殊失其義。

雖然在清代畏吾村有“魏吳村”、“衞伍村”等不同寫法，但直到清光緒七年(1881年)，這裏仍稱作畏吾村，這意味着，直到十九世紀後期“畏吾村”之名尚未改作“魏公村”。

畏吾村何時改為魏公村，具體時間已難查考。筆者認為當在民國時期。辛亥革命勝利後，隨着民國的建立以及人們思想的轉變，北京市的許多舊地名被紛紛代之以新的稱謂。現有的文獻表明，至遲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畏吾村已經改稱魏公村。這一名稱的改動，顯然是根據讀音，換上了發音相近的字，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明代畏吾村稱葦孤村，清代稱魏吳村、衞伍村。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稱“為公村”，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橋仍稱作“為公橋”。所有這些都是依照語音，略作改動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