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楊文

高楊文，山東蓬萊人。1937年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長子縣委軍事部、宣傳部部長，沁縣縣委書記，太嶽一地委組織部部長、地委書記，屯留中心縣委書記。1943年入延安中心黨校學習。後任延安《解放日報》評論組組長、國內部主編兼新華通訊社國內部主編。建國後，歷任青年團中央組織部部長、辦公室主任、書記處候補書記，重工業部有色金屬局局長，冶金部工業部部長助理、副部長，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煤炭工業部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1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高揚文同志原名高芳鴻，曾用名楊文，1917年9月3日出生於山東省蓬萊縣後關村。早年接受先進思想，立志投身於民族解放鬥爭。1932年秋在縣立中學讀書時，與進步同學組織“讀書會”，宣傳革命思想。

1935年，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後，他積極組織聲援和募捐。

1937年6月參加了抗日軍政訓練班，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

1937年9月，高揚文同志分配到晉東南長子縣先後任人民武裝自衞隊副總隊長，縣委軍事、宣傳部部長。193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12月任沁縣縣委書記。

1940年4月任太嶽一區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

1943年8月至到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學習。

1944年8月調《解放日報》，任評論組組長、評論部和國內部主編。

1945年4月參加了中共七大。

1949年2月任團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同年9月作為中國青年聯合會代表，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戰爭年代，他革命信念堅定，在嚴峻複雜的考驗中始終沒有動搖過；在艱苦惡劣的條件下始終堅持對敵鬥爭，忘我工作，為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貢獻。1952年，高揚文同志在共青團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候補書記。同年9月任中央有色金屬工業局局長。1955年1月，任重工業部部長助理。翌年2月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兼任《冶金報》總編輯。

1965年5月，調任國家經委任副主任，主管冶金、煤炭、化工、建材四個部門的業務工作。同時兼管工業、交通各部的企業改革和管理工作。

1966年5月，被任命為北京市委工業書記、工交組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敢講真話，遭到迫害，下放冶金部幹校勞動改造。

1977年4月，組織派他到四川攀枝花鋼鐵廠蹲點。1978年3月出任冶金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79年12月任煤炭部部長、黨組書記。

1985年7月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1987年9月任中國康華髮展總公司副董事長。

1995年12月離職休養。?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原煤炭部部長、黨組書記高揚文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4年1月5日5時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在中央有色工業局工作期間，高揚文同志主持編制了有色工業“一五”計劃，制定出蘇聯援建項目以及一批老企業技術改造計劃，將常用的有色金屬和國防軍工需用的稀有金屬及加工產品作為發展的重點，建成了10個有色金屬基地。還組建了有色工業基本建設隊伍和專業齊備、門類配套的設計隊伍。在北京和有色金屬重點地區相繼組建了有色金屬研究院、礦山冶金研究院，開展重大建設項目的前期研究和試驗。

從1953年起，先後負責籌建了昆明、瀋陽、長沙、贛州四所中等專業學校。興建了昆明工學院，為有色金屬工業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他把銅工業建設放在重要地位，多次帶領技術人員去雲南東川銅礦考察，抓緊建設易門銅礦，使雲南成為我國第一個產銅基地。還抓了安徽銅官山礦、銅陵冶煉廠、壽王墳、大冶、中條山、德興銅礦以及瀋陽、上海、洛陽等地冶煉、加工企業的新建和擴建工程。他跑遍了贛南地區的鎢礦，進行規劃並列入156項工程。建設了大吉、西華、巋美三大鎢礦廠，提高了鎢精礦產量，使之成為重要的換外匯產品。為中國有色金屬的生產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冶金部工作期間，高揚文同志身為冶金行業重要的領導者和組織者，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和各項決定，勇於面對各種挑戰，不管條件多麼艱苦，他都能深入生產建設的第一線，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團結帶領廣大幹部職工克服重重困難，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業績顯著。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冶金部相繼成立了“三線”建設西南、西北兩個建設領導小組和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指揮部。他在擔任西北小組組長期間，邊規劃、邊設計、邊建設，新建了一批包括白銀廠在內的新廠，恢復了酒鋼、略鋼、蘭鋼等。他經常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尤其是在規劃我國鋼鐵工業的戰略佈局、改善產品品種和質量方面，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建議，制定了相應的政策規定，為冶金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顯著貢獻。

在煤炭部工作期間，高揚文同志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了改革領導體制、調整產業政策，搞活整個煤炭工業；探討和擴大煤炭企業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擴大對外開放，利用外資；改造發展地方煤礦等一系列具有改革精神的具體措施。他堅持“安全第一”的方針，建立健全規章制度，恢復煤礦安全生產秩序，改善技術裝備，提高職工安全技術素質。建立了煤炭部安全辦公會議制度，定期分析安全生產形勢。建立安全監察制度，要求各省局、礦務局都成立安全監察局。他組織擬定了《煤礦安全規程》、《小煤礦安全章程》。先後組織攝製了八部安全生產電影。在重大事故面前，他總是親臨現場，總結教訓，探究規律，有針對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他排除阻力，與美國西方石油公司合作，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礦之一安太堡煤礦並投入生產，為煤炭工業的對外開放做出了貢獻。高楊文主持制定了煤炭系統全員培訓規劃，各類技工學校、培訓中心和業餘培訓學校紛紛建立，大量幹部、工人接受正規培訓，併成立了煤炭高等教育委員會。在他的提議和倡導下，創辦了《中國煤炭報》、中國煤炭文化宣傳基金會、中國煤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煤炭經濟研究雜誌》，組織編寫了中國煤炭史。大力加強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我國在“六五”時期，全國共增產煤炭2.5億噸，年平均增產5000萬噸，提前兩年完成“六五”計劃指標。

高揚文同志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8年春天成都會議時，毛主席批准了建設攀枝花的設想。隨後西南協作區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書記廖志高、楊超（四川省委工業書記）和高楊文坐飛機飛抵西昌，並從西昌到會理一帶考察了一番。當時這一帶經濟十分落後，西昌連一個小機械廠也沒有，老百姓生活也很艱苦。李井泉很感慨地説，沒有想到解放這麼多年，老百姓依然衣不遮體。我們下決心開發這裏的鐵礦，建立鋼鐵廠和其他工業項目，以發展這裏的經濟。並當即決定成立西昌建設委員會和西昌鋼鐵廠籌備處，由楊超兼任建委主任。

高楊文聽取了地質隊的彙報，瞭解到這裏有那麼多的大礦，心中非常高興，但是這裏的鐵礦是含釩、鈦的磁鐵礦，是否能冶煉出鐵來，尚是未知數，必須進行試驗。因此高楊文建議先在西昌建一個小鋼鐵廠進行試驗。同時還選擇了離太和鐵礦很近的西昌飛機場作為將來西昌鋼鐵公司的廠址。可是到了1962年，因為調整，國家無力進行準備工作，西昌鋼鐵廠下馬，人員疏散。

隨着攀枝花地區鐵礦、煤礦的逐漸探明，就把從西昌到攀枝花一帶要建設的鋼鐵廠稱為攀枝花鋼鐵廠。但究竟建在哪裏，當時沒有仔細研究。1964年4月至5月，毛主席兩次談到要建攀枝花鋼鐵廠，説不搞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由國家計委副主任程子華負責，率領中央各有關部門到西南規劃三線建設，冶金部派徐馳率領工作組前去選擇攀枝花鋼鐵廠廠址。經過對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幾個地區的比較，認為攀枝花地區蘭尖鐵礦最容易開發，應當先開採。而寶鼎煤礦就在鐵礦附近，可以就地供應，加上又有滾滾而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資利用，實在是一個建廠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係數大，太和礦儲量雖豐富，但開採難度比較大，水源也比較緊張，所以工作組決定舍西昌而選攀枝花。但攀枝花地區沒有平坦的地方，建一個150萬噸的鋼鐵廠，起碼要5平方公里的廠址，但這裏連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沒有，這就成為一個大難題。中國的技術人員是具有創造性的，他們在金沙江邊上一個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測量右比較，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勢設廠，採用台階式佈置，安排一個大型鋼鐵廠。把一個大型鋼鐵廠建在狹窄的山坡上，這在世界鋼鐵工業建設史上也是無先例的。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親臨現場考察、研究，批准了在弄弄坪建廠的方案，於是一場集科研、設計、建設於一體的大戰迅速展開。

攀枝花鋼鐵廠能不能建設成功，首先取決於能不能在普通高爐中用含二氧化鈦高達20%以上的釩鈦磁鐵礦煉出鐵來。按常規冶煉方法，二氧化鈦在高爐裏是不熔化的，鈦粉粒和鐵水粘在一起，渣和鐵不分，流不出鐵水來。不突破這個難關，就談不到建設鋼鐵廠。於是，一個以周傳典為首的攻克釩鈦磁鐵礦冶煉關的技術專家組成立起來，要在一年之內解決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人能解決的冶煉技術難題。專家組先在承德100立方米高爐進行模擬試驗，後到首鋼610立方米的高爐上試驗，再在西昌兩座28立方米小高爐上用攀枝花礦石進行了長期試驗，一次又一次摸索規律，最後得出一套完整的工藝流程來對付在爐內搗亂的二氧化鈦，終於從高爐內流出了鐵水。奔騰而出的鐵水，宣告攀枝花鋼鐵廠可以開建了。不但冶金戰線廣大同志激動異常，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也非常高興。

1973年高楊文和周傳典等在攀鋼蹲點，在周傳典的主持下，曾經把當時的研究成果彙集成冊，不僅永遠保存了這些資料，表彰了參加攻關的同志們的功績，同時還為生產現場的技術人員、工人提供了技術教材。有了新工藝和設計藍圖後，重擔就落在建設大軍身上。1964年臘月，成千上萬的建設大軍不分晝夜，奔赴到幾乎沒有人煙的崇山峻嶺之中，在江邊、山溝中支上一個個帳篷，三塊石頭架飯鍋，開始了艱苦的戰鬥。攀枝花鋼鐵廠的建設，是在非常困難的外界條件下進行的，不但要克服地理條件上的種種困難，還要克服氣候上的困難。這裏沒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從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5月為旱季，氣候炎熱，滴雨不見，人們就像在蒸籠裏勞動；而雨季則經常大雨瓢潑，山洪咆哮，工地隨時有塌坡的危險。但是這些困難沒能嚇倒中國工人階級。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思想混亂，導致建設隊伍內部分裂，造成兩派鬥爭不息，影響了工程建設的進度。幸好在那裏“支左”的解放軍代表遵照周總理的指示，防止了兩派鬥爭發展成武鬥，始終以建設為重，沒有長期停工。

當時攀枝花沒通鐵路，一切生活、建設物資都要經成都或昆明運到現場，運量很大，運輸路程很遠，道路崎嶇，山高溝深，困難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但這一艱鉅任務得到北京、遼寧、山東、河南、安徽五個省市共1500輛卡車的支援，在1970年成昆鐵路通車之前，運進3150萬噸物資（不止是攀鋼一家的，而是鋼鐵、煤、電、交通等所有項目需要的物資和幾萬人的生活用品）。幾十噸、上百噸的數以百計的大件，硬是用汽車拖進來了。

可攀枝花建設又何嘗不是在類似戰爭的環境中進行的呢?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峯期，北京“五大領袖”一直想衝攀枝花，由於周總理親自阻擋，沒有闖進去。可是成都、西昌、昆明等地卻烽火連天，造反派的頭頭們沿途設關布卡，搶貨劫車，不讓通行，弄得攀枝花地區幾乎沒有隔夜之糧，不得不派軍隊押送，才勉強把交通命脈保住。

在攀枝花鋼鐵公司規劃區域內，和攀枝花鋼鐵廠同時建設的還有煤礦、電站、交通、林業、建材等一系列項目。最重要的還是從成都通過西昌、攀枝花到昆明的全長1000公里的鐵路。這是我國最難建的鐵路，其隧道、橋樑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條鐵路。為早日建成這一交通大命脈，數萬築路大軍戰險山、鬥惡水，日夜奮戰。人們常説“戰天鬥地”，然而只有參加過攀枝花鋼鐵公司和成昆鐵路建設的人，才能真正領會“戰天鬥地”的艱難和意義。

俗話説“蒼天不負有心人”，艱苦的勞動終於結出豐碩的果實。1970年7月1日，在成昆鐵路全線通車的同時，攀枝花鋼鐵廠第一座高爐流出了鐵水。1974年從礦山到軋材，鋼鐵廠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產150萬噸鋼的大型鋼鐵基地和煤、電、鐵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設施，在地處深山的攀枝花形成了一個新型的工業城市——渡口市（後改為攀枝花市）。

攀枝花鋼鐵廠所採用的大型設備，除了幾台大型吊車外，全部由國內製造，這與鞍、武、包三個鋼鐵廠不同。攀鋼所採用的工藝流程，如高爐冶煉含釩、鈦的磁鐵礦、120噸氧氣頂吹轉爐鍊鋼、霧化提釩等，都是中國第一次採用。這是中國在美國、蘇聯封鎖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的偉大勝利，是值得冶金戰線廣大職工驕傲的。但是，這些國產大型設備，畢竟大部分都是國內第一次製造，又碰上“文化大革命”，質量不過關，投產後不能正常生產，後來又進行了一年多的攻關才解決。攀枝花建設所以取得成功，還有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中央有關部門在大規劃的大框框範圍內放權，在基地內部組織統一的指揮機構和總黨委，把各部門的資金捆在一起，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建設初期，以徐馳、李非平為首的特區黨委、總指揮部實施了有效的領導，真正把各行各業捏在一起，同心協力，各自負責完成自己所擔負的任務，避免了條條塊塊分割、你拉我扯白費工的弊端。

前幾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會在攀鋼開會，高楊文曾講過一次話，高楊文説“北有大慶，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大慶在三年困難時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最艱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設起來的，比較起來，攀枝花在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交通條件等方面比大慶更困難一些。兩個大項目的建成體現了中華民族不怕任何困難的最偉大、最寶貴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任何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住我們。”

高揚文同志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積極擁護黨的基本路線，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畢生精力投入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離休以後，繼續關心中國冶金和煤炭工業的發展。病重後，在與病魔作頑強鬥爭的同時，仍關心國家大事和國家經濟建設，表現出一名共產黨人高尚的品格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高揚文同志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具有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工作勤奮，清正廉潔。他長期擔任領導職務，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特別是冶金工業和煤炭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關心幹部，平易近人，待人誠懇，正直坦率，對親屬、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體現了一名黨員領導幹部良好的道德風範。高揚文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為黨、為人民無私奉獻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好黨員、好乾部，失去了一位老領導、老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