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凱

1911年生於福建省平潭縣蘇澳鎮先進土庫村。1918年（7歲）入私塾讀書，1921年秋（10歲）入平潭開宗小學，1923年（12歲）由堂兄高誠學先生帶到福州，改入福州進德小學，1924年（13歲）轉入福州英華中學小學部。1925年考入英華中學。1931年秋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1935年畢業後升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哲學部學習。 ^{[1]  [3]  [4]} 

1936年受燕京大學派遣，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語言學，在導師馬伯樂的指導下，1940年完成畢業論文《漢語介詞之真價值》，獲博士學位。留法期間，曾參加巴黎語言學學會和亞細亞學會。 ^{[1]  [3]} 

1941年回燕京大學國文系任助教，1942年任北平中法漢學研究所研究員。1945年起任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語言教研室主任，直到病逝。1955年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政協委員，1957年應邀赴波蘭講學並作文化訪問。曾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語文》編委，民盟中央科技委員，民盟北京市委員兼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65年1月3日，高名凱病逝於北京。 ^{[1]  [3]  [4]} 

高名凱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理論語言學家，他在探索漢語語法理論，介紹和研究語言學理論，培養中國理論語言學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語言理論方面用力甚勤，做了許多創造性的研究，他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語言、分析語言、總結語言規律。在漢語語法研究方面，他同樣做過大量的研究，有重要的貢獻。早在1941年，他就批駁了漢語沒有語法的錯誤見解，他認為漢語語法是在結構裏，在詞的功能上表現出來，他提出語法是研究關係、研究結構形式的。已經為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成為語法研究中一條重要原則。高名凱先生十分關心語文工作，寫了大量文章，論述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現代漢語規範化等問題。 ^[5] 

高名凱的學術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時期：解放前，主要從事漢語語法研究；解放後，主要從事普通語言學理論研究。 ^{[3]  [4]  [6]} 

在法國留學期間，在法國語言學家馬伯樂的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漢語介詞之真價值》。回國後，陸續發表一些漢語語法方面的學術論文，1948年出版漢語語法專著《漢語語法論》，與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和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同為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後反對模仿通俗拉丁語、英語語法，用普通語言學理論作指導進行漢語語法研究的最重要著作。該書理論上主要受法國語言學家房德里耶斯的影響，認為研究漢語語法不應象研究印歐語語法那樣偏重詞法，而應該注重句法，這是漢語的特點決定的；西方語言有一個句子必須有主語的語法定律，如果句子沒有主語，也可以用所謂中性代名詞（如英語的it , 德國的es，法語的il）做為形式上的主語，而漢語中這種中性代名詞是不存在的，這表明漢語是着重主題（話題）而不重主語的語言；按照句子謂語的不同，把漢語的句子分成“名詞句”和“動詞句”兩大類；根據語法意義，把漢語虛詞分成十類；認為漢語只有“體”的範疇，沒有“時”的範疇，動詞沒有主動態與被動態的區別，沒有內動詞與外動詞的區別；把句型分為否定命題、疑惑命題、命令命題、感嘆命題五種，討論了各種命題的表達方式。 ^[4] 

高名凱先生在《漢語語法論》中指出，西方邏輯學家認為規定一個句子必須有主詞和表詞，於是就有了一個句子必須有主語的語法定律，如果句子沒有主語，那麼西方語言也可以用所謂中性代名詞（如英語的it , 德國的es，法語的il）做為形式上的主語，可是漢語中這種中性代名詞是不存在的。這表明漢語是着重主題（話題）而不重主語的語言。並在進行了漢語與西方語言的比較之後，正確指出漢語的動詞本身並沒有所謂施動與受動，內動與外動的分別，也沒有現在，過去和將來的時間（tense）之分，只有"態"（aspect）的語法範疇，這些應該説對漢語語法學都是貢獻。 ^[1] 

高名凱在國內語言學理論方而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有很大的影響。從1954年到1963年，他先後出版了《普通語言學》（上冊1954年，下冊1955年，東方書店）、《增訂本普通語言學》（1957年，新知識出版社）、《語法理論》（1960年，商務印書館）以及《語言論》（1963年，科學出版社）等幾部規模較大的著作。 ^[4] 

所著《語法理論》是一部全面系統的普通語法學理論著作，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關於語言的論述，特別介紹了斯大林的語言學説，積極普及語言學知識；評介了國內外眾多語法學家，對普通語法學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並提出應該區分語法形式學和語法意義學等觀點。《語言論》是高名凱語言學觀點的總結，評介了語言學史上許多語言學家的觀點，並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嚴格區分了語言結構中的各種“位”和“素”，提出了一整套分析語言系統的單位以及各種單位的變體；在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中，從形式和意義兩方面提出“詞位音位”、“詞位義位”等；認為每一種語言都有變體。對於漢語詞類問題，主張漢語的實詞雖然具有不同的詞類功能，但劃分不出詞類。在語言學理論方面受索緒爾影響較深（曾翻譯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主張嚴格區分“語言”和“言語”，“共時”和“歷時”等，並積極介紹索緒爾的語言學觀點。 ^{[1]  [4]  [6]} 

高名凱先生在介紹西方語言學理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影響整個20世紀語言學發展進程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經典性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是高名凱先生翻譯的。50年代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的很多蘇聯學者有關普通語言學，語法理論、風格學等方面的著作和論文也是高名凱先生翻譯的，如契科巴瓦的《語言學概論》。除此之外他還寫了一些介紹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等西方語言理論和西方語言學家的文章，這對國內大多數不能直接閲讀國外語言學文獻的讀者來説是受益匪淺，而對培養年輕一代語言學家來説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高名凱還發表過一些哲學著作和譯著，如《現代哲學》（1936年，正中書局）、《哲學大綱》（譯著，羅素著，1948年，正中書局），翻譯出版了二、三十種巴爾扎克的小説，與吳小如合譯了《巴爾扎克傳》。 ^[4] 

高名凱先生著述宏富，計有自編自著的語言學專著（包括與人合作的，包括修訂本，增訂本）18部，語言學譯著6部，語言學文章80多篇，零散譯文4篇，以及哲學著作，文學譯著（以翻譯巴爾扎克作品為主）等。 ^[4] 

在《漢語語法論》（開明書店，1948）的自序中，高名凱提及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任教的燕京大學被日軍查封，只好遷居北平城裏，擔任中法漢學研究所研究員：“我每日到所和甘茂德子爵（Vicomte de Kermedec）共同研究中國文字，翻譯中國小文，六小時的疲憊工作之後，白天的剩餘時間又得花費在生存的掙扎上。所謂“生存的掙扎”，讀高譯《杜爾的教士》的序言就會明白，指的是翻譯巴爾扎克小説。那年頭，物價高漲，薪酬無多，“幾乎沒有一天不在經濟的壓迫之下”，於是，應朋友之邀，高名凱開始為上海的書店譯巴爾扎克小説。每日到所工作六小時，“回家時還能抽出時間來翻譯，平均每日譯四五千字”。這撰於1946年9月20日的譯序，結尾處專門提及：“我譯巴爾扎克小説集時，得吾妻陳幼蘭女士的幫助甚多。她給我解決了許多疑難的問題，甚至於替我翻譯了好幾段。”高太太陳幼蘭女士，婚前乃法國里昂大學圖書館館長助理，曾獲里昂大學藝術史碩士學位，除圖書管理，還喜歡文學與藝術。在抗戰的漫漫長夜中，身處淪陷區北平，夫婦倆翻譯、討論、品味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也算是難得的歡愉時光，而不全然是苦役。 ^[7] 

高名凱一生刻苦勤奮，致力於學術研究，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在語言學、哲學、文學等幾個領域都留下了足跡。他長年從事教學，嚴於律己，直到1964年下半年逝世前，雖然身患肝炎，還同時開兩門課。在多年的教學工作中，他培養了許多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他指導學生，熱情耐心，提攜後輩，不遺餘力。他對我國的語言教學和科學研究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4]  ——《中國語言學家》編寫組

縱觀他的四部著作，即《漢語語法論》《普通語言學》《語法理論》和《語言論》，以及根據其重要散篇論文彙編的《高名凱語言學論文集》，均可見到一個“論”字貫串始終。 ^[2]  ——語言學家徐通鏘

名凱先生不僅以他豐碩的學術成果聞名於世，他還是一位一貫追求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 ^[5]  ——北京大學教授 石安石

高名凱先生在探索漢語語法理論、介紹和研究語言學理論及培養我國理論語言學人才這三個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做出重大貢獻。 ^[5]  ——語言學家 胡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