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語言學教程

《普通語言學教程》包括緒論和正文5編。“緒論”簡單敍述語言學的歷史和它與其他科學的關係、語言學對象、言語行為的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文字表現語言和音位學。第一編一般原則部分主要講語言符號的性質、符號的不可變性和可變性，以及靜態語言學和演化語言學中的種種理論問題。第二編共時語言學分8章，除概述外，分別論述語言系統的結構原則，同一性、現實性和價值，語言價值，組合關係和聯想關係（聚合關係），語言的機構，語法及其細分和語法中抽象實體的作用等。第三編歷時語言學也分8章，除概述外，分別敍述語音的演變，語音演變在語法上的後果，類比作用，類比與演化，流俗詞源，黏合作用，歷時的部件，同一性和現實性等。第四編地理語言學部分分4章，分別論述語言的差異，地理差異的複雜情況，地理差異的原因和語言波浪的傳播。最後，第五編回顧語言學問題部分分5章，分別敍述歷時語言學的兩個情景，最古的語言和原始型，重建，人類學和史前學中的語言證據，以及語言系屬和語言類型。一般原則和共時語言學兩編是全書的核心，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新理論、新方法基本上都集中於此。 ^[3] 

索緒爾中學畢業後，於1875年至1876年在日內瓦大學讀了一年，其後轉學到德國，在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那時正是新語法派諸語言學家和他們的老師古爾替烏斯對語言學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語法學派一邊，在奧斯脱霍夫和雷斯琴指導下從事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工作。弗迪南·德·索緒爾的天才是在語言學中成長起來的，他的學生常聽到他抱怨語言學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許多缺陷，他畢生頑強地致力於探求在這一片渾沌狀態能夠指引他的思想的法則，直到1906年在日內瓦大學接替了講座，他那獨到見解方為世人所認識。索緒爾從1906年開始講授普通語言學。但是並沒有把它編寫成書。凡有幸聽過這門內容充實的課的人都深以為憾。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巴利和薛施藹等根據同學們的筆記和索緒爾的一些手稿及其他材料編輯整理成《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 ^[4] 

語言與言語的區分是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基本出發點。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顧名思義，就是語言。但是，一方面，語言有多個側面、多個層次、多重屬性，另一方面，語言在各種具體的時間和空間裏的交際行為中，都呈現出複雜的變異，這使得嚴肅的語言學者難以對語言研究的完整而具體的對象做出界定。為了給語言學研究劃定一個明確的對象，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緒論中提出，要在人類的言語活動（langage）中區分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索緒爾就用三個概念“言語行為”、“言語”和“語言”來説明在以往的人們的觀念中的籠統的語言現象。

語言是指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每個説話人和聽話人共同運用和遵守的規則。這種規則是抽象的、一般的、相對穩定的。語言作為一套規則包括個別民族語言的規則和普遍語法的規則。語言是全社會約定俗成的、共同使用的部分，是均質的，有規律可循的又成系統的那一部分，而言語則是個人意志的組合，具有個人特色，因而難以有規律可循。索緒爾把語言比作樂章，把言語比作演奏，把語言和言語的關係比喻為樂章和演奏的關係。這樣他就自然地提出了他的那個著名的公式：言語活動=語言+言語。索緒爾指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言語。因為語言是從言語活動中抽象出來的一個實體，在抽象的過程中，必須把所有的個人要素和個人雜質全部排除出去，語言學只有純化自己的研究對象，把對象建立在有着內在一致規律併成系統的“語言”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建立起一門現代意義上的科學。 ^[5] 

索緒爾把概念和音響形象的結合叫做符號，把概念叫做“所指”（ Signifie），把音響形象叫做“能指”（ signifiant）。由索緒爾的定義可以看出，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的東西，而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符號，本質上也只是心理的東西。這種本質上是心理的語言符號具有兩個特點：

（1）語言符號的任意性

任意性使符號同時具備了兩種性質：不變性和可變性。但事實上語言符號基本上是不變（突然變化）的。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的不可變性是由以下兩點決定的：能指與所指這一組心理實體最初在社會交際的某個場合任意結合，形成了傳情達意的語言符號。此後，這種任意結合而成的語言符號在交際中被語言集體認同、強化，最終固定下來，作為共同語法的一部分，對語言的使用者產生約束。能指對它最初所表達的觀念來説，是自由選擇的，但對使用它的語言共同體來説卻是固定的不自由的。任意性這個術語的含義並不意味着能指的選擇完全由説話人自由決定，因為社會所使用的每一種表達方式，原則上都是以集體行為或符號為基礎的，亦即説話人必須“按規定，使用語言”。

索緒爾有關任意性原則的論述道出了任意性原則的三個要點：第一，任意性是從語言符號的產生層面上來講的。指最初的能指和所指結合時的情況，超出這個範圍就屬於語言符號的運用層面；第二，這個任意性有特定的範圍，僅指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的關係，説的是二者之間沒有“自然聯繫”，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來運用“任意性原則”；第三，能指和所指都是語言符號的構成要素，索緒爾指的是符號中構成要素之間的結合是任意的，而不是説符號與符號的結合是任意的。

（2）語言符號的系統性

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很容易讓人們產生語言符號的運用是零散的、或然的錯覺，因此，索緒爾在確立了語言符號的任意性這一原則後，又進一步論述了語言符號的系統性。所謂語言符號的系統性指的是一旦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被這個語言社團規約化之後，每個符號的能指與所指關係就被確定下來了，不能任意改變了，他們之間構成了一個互相併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約而自成一體的符號系統，進入系統中的符號的功能，是由系統的組成成員的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在這個符號系統史中，每個符號的能指與怎樣的所指的結合不是隨意的，而是受制於要它們在整個符號系統之中的價值。語言體系就是一系列語音上的差別和一系列意義上的差別放在一起時所產生的價值體系。索緒爾認為，成分之間的關係決定成分的價值，符號首先是關係，只有放在一定的系統中才能確定它的價值。語言符號的價值不在於它本身的意義，而在於它在整個符號系統中，因為相互之間的差別而承擔的區別性任務。

索緒爾指出，語言是一個純粹的價值系統，語言的存在不依靠聲音或思想的實體，而依靠兩者結合的等價方式，正如任何價值的存在都不依靠實體而依靠等價的方式一樣。他指出，任何價值的存在要有兩個條件：一是人們可以拿它來和某種分量的別的事物相交換。二是人們可以拿它來和系統中的其他價值單位相比較。價值不是由標誌它的客觀對象的關係來確定的，而是由它對其他詞的關係及其在該語言中的地位來決定的。價值就是系統的功能，就是語言事實在該語言系統中的意義。 ^[5] 

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由於語言有它的內部要素，也有它的外部要素，所以語言學也可以有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之分。內部語言學研究語言本身的結構系統。

外部語言學研究語言與民族、文化、地理、歷史等方面的關係。外部語言學要研究的內容有：

第一，語言學和民族學的一切接觸點，語言史與種族史或文化史之間的關係，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在語言中的反映等。

第二，語言和政治史的關係。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並對它進行殖民化等重大的歷史事件，對許多語言事實有無可估量的影響，高度的文明有利於某些特殊語言（如法律語言、科學術語）的發展。

第三，語言和各種制度如教會、學校等的關係。這些制度和種語言的文學發展又有密切的聯繫。文學語言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文學為它制定的界限，例如沙龍、宮廷、科學院都對它發生影響。還有文學語言同地方方言發生衝突的問題。語言學家還應該考察書面語和口語的相互關係，因為任何文學語言都是文化的產物，到頭來都會使它的生存範圍脱離口語的範圍。

最後，凡是與語言在地理上的擴展和方言分裂有關的一切，都用於外部語言學的範圍。 ^[5]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個具有價值的符號系統，而任何研究價構值的科學，在研究自己的對象時，都要把它們放在同時軸線和連續軸線上來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概念。索緒爾區別共時和歷時，為的是排除各種歷時的變異，強調語言的同質系統性，要得到一個理想狀態的共時平面，以便於分析語言的系統和結構。不過，索緒爾也並沒有否認歷時研究的作用。在索緒爾學説中，共時語言學與歷時語言學的區分在客觀上來源於語言與言語的區分。 ^[5] 

索緒爾指出，語言中的關係有“句段關係”（rapports syntagmatiques）和“聯想關係”（rapports associatio）兩類，這兩種關係相當於人們心理活動的兩個形式，在語言的機構中，一切要素都是這兩種關係運行併產生各種不同的語言價值。句段關係指語言系統的不同單位在運用中可以連續出現的直接關係。在話語中，各個詞，由於它們連接在一起，彼此便結成了以語言的線條性為基礎的關係，排除了同時發出兩個要素的可能性，這些要素一個挨着一個排列在言語的鏈條上面，它們之間結成的關係，叫做句段關係。這些以長度為支柱的結合，叫做句段（sontagme）。所以，句段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的單位組成的。聯想關係由心理的聯想而產生，指語言系統中具有共同特徵的單位在心理聯想中可以替換形式的間接關係。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是語言系統中兩種最基本的關係，是打開語言系統的兩把總鑰匙，因為語言中的所有單位和規則都不能離開這兩種關係，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縱橫交錯，把分佈在言語中的各種成分毫無遺漏地網羅起來，構成一個多層次的關係網絡，同時帶動整個語言體系正常運轉。這樣這兩類關係就代表縱橫兩條軸線，成為每個語言單位在系統中的座標。索緒爾認為，在整個語言機構中不外乎就是這兩種關係的運用。

句段關係是一種有順序的單一方向的鏈條關係，它是線條性和層次性的對立統一。聯想關係是一種沒有順序的多方向的輻射關係，它是有限性和無限性的對立統一。有聯想關係的語言單位，一般可以構在組合關係的同一位置替換，共同特徵越多，替換的可能性越大。通過研究語言單位之間的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就可以建立這個語言的結構系統。 ^[5]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基本觀點，成了後來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礎，進而對哲學、人類學、文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等也都有很大的影響，成了當今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界研究工作者必讀的經典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是索緒爾的學生在他死後根據同學們的筆記以及索緒爾的手稿等整理而成的。1916年在法國初版，先後被譯成德、西、俄、英、日等國文字。 ^[1] 

《普通語言學教程》在語言學界影響巨大，成為當代中國大學裏語言學相關專業的必讀書目之一。復旦大學中文系曾開設過普通語言學教程課。 ^[6] 

該書1916年在日內瓦出第一版，1922年在巴黎出第二版，其後還連續出了第三版和第四版，1949年出第五版，各國語言學家先後把它譯成德、西、俄、英、日等國文字，其影響遍及全世界。最初的中譯本於198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6] 

弗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學者世家，祖籍法國，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結構主義的鼻祖。1876年索緒爾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學語言學。1878年，轉至柏林大學，發表了著名的《論印歐系語元音的原始系統》，這是索緒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1881年，索緒爾來到巴黎，在巴黎的高等應用學院，索緒爾教授古代語言和歷史語言學，同時也參加巴黎語言學會的活動，索緒爾在巴黎教了十年書，對法國的一代語言學家有着深遠的影響。1891年，索緒爾回到日內瓦大學任教，教授印歐系古代語言和歷史比較課程。從1907年始講授“普通語言學”課程，先後講過三次。1913年去世，終年56歲。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