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

馬文（1907～2004），又名質文，廣東省五華縣河東鎮油田化裕村人。

馬文(3張)

1926年，水寨振興學校（今水寨中學前身）就讀高小的時候，聆聽了本縣農民運動領導人古大存的講演，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參加了古大存率領的農民隊伍遊行示威。以後他與同鄉以打槍（製造槍械）為活。

1930年，他和馬木松、周亞木、丘林華等42名打槍技工，從興寧輾轉到江西省興國縣謀業。

1931年7月到瑞金，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此時正是中央蘇區反擊國民黨第三次“圍剿”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繳獲四、五萬支槍械，但多已損壞，需要重修方能使用。紅軍司令朱德得知馬文一行是造槍能手，親自接見，高興地説：“你們這批打槍師傅的到來，我們有如旱禾見水。紅軍正需要你們來修理這批槍枝。”並即設宴和舉行文藝晚會接待。後經過整訓，除分配同行6人支援福建蘇區紅軍外，馬文等36人留在瑞金被安排修械所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一方面軍開始二萬五千裏長征，北上抗日。

中央留下陳毅堅持南方革命鬥爭。馬文亦奉命跟陳毅留下來堅持了三年艱苦的南方游擊戰爭，直到1937年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時止。

1941年，馬文奉調到延安中央機關工作，與時任中共中央黨校一部主任的古大存過從甚密，經常在一起談論國家大事和黨內要事。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調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安航空學校第一政委、校軍政委員會書記，東北軍區軍事工業部政治部主任。碰巧又與古大存一起工作，常得到古大存的指教。

1949年底，馬文又隨古大存車南下。後奉命調回北京工作，擔任中央軍委空軍工程部政委，以後又調任北京航空學院副院長。

1961年，又從北京調往廣州，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機關負責一個部門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馬文受到衝擊。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幫”後，得以徹底平反昭雪，落實政策，後擔任廣東省政協常委。離休後享受副省級待遇。馬文先後撰寫了回憶劉少奇和陳雲的文章。

1984年4月，馬文為中共五華縣委黨史辦公室編輯出版的《古大存在五華》一書作《序言》。

2004年，逝世於廣州。 ^[1] 

翻開被歲月浸潤得發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馬文的工作履歷證明人有陳雲、葉季壯、肖勁光、譚政、伍修權、何長工、劉亞樓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共和國開國元勳。他戎馬生涯轉戰南北數十載，為人民軍事工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為我國國防工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他是共和國當之無愧的人民軍工事業開拓者之一。 ^[4] 

馬文（1913-2004），又名質文，五華縣河東鎮化裕村人。因家境貧窮，高小畢業後跟隨叔伯鄉親在五華、梅縣等地以打鐵謀生。1931年7月，他和馬木松、周亞木、丘林華等42名鄉親，輾轉來到江西瑞金紅軍軍火修械點尋求活計。9月，紅軍總司令朱德得知馬文一行是修造槍械能手，在瑞金葉坪紅軍總司令部親自接見這批工人，朱總司令高興地説：“我代表中國工農紅軍熱烈地歡迎你們參加革命――參加紅軍。希望你們很快地到興國官田去和那裏的工人同志一起，把紅軍兵工廠迅速建立起來。我們紅軍在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中，繳獲了國民黨軍隊的幾萬支槍，堆積如山不能使用，希望你們很快地把這些槍械修理好……你們一批會造槍修槍的人到來，（紅軍）有如旱禾見水啊!”籍此，馬文與這些已經在軍火修械處、所打工的42名工人正式參加了紅軍，踏上革命征途。同年11月，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10月，中央紅軍成立興國官田兵工廠，內稱“中央軍委兵工廠”，對外稱“中央蘇區紅軍兵工廠”。它是我黨最早獨立創辦的第一個大型綜合性兵工廠，被譽為“人民兵工的始祖”“國防工業的搖籃”。隨後於1933年相繼成立銀坑彈藥廠和寨上雜械廠。兵工廠建立初期有工人250多人，吳漢傑任廠長，馬文是技術工人同時擔任職工委員會委員長。他以身作則，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在工人中威信很高。那時，兵工廠經常開展勞動競賽，“多造一顆子彈就等於多消滅一個敵人；多修一枝槍等於多消滅10個敵人”成為每一個工人自覺行動。那時實行“三八制”（工作、學習、休息各8小時），但是工人往往自動加班加點，而且不領額外報酬。工人們上下班通常是兩頭黑，多次提前或超額完成任務。為了照顧工人健康，工廠往往要限制過多勞動，儘量使大家休息好。

1933 -1934年，馬文調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國家企業部部長和軍事工業委員會委員長，在劉少奇和陳雲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蘇區兵工廠及其他紅軍企業的職工運動工作。

中央紅軍兵工廠是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建立起來，馬文作為兵工廠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為工廠創建和工人生產生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當時，工人政治覺悟很高，工作熱情高漲，但生活待遇微薄，每月工資普遍在15-35元之間。1933 年初，6名熟悉車牀操作的上海工人經地下黨動員到廠增強技術力量。由於條件差，生活苦，工作緊張，加之認為工資待遇低（上海時言定每月工資60 元），以至工作消極，雖經多次教育，仍然我行我素。領導對此着急，其他工人也意見紛紛，要求處分或開除他們。經劉少奇介紹，馬文去當面請示毛澤東主席關於“上海技術工人蔘加紅軍兵工廠工薪問題”的解決辦法。毛主席認真聽了彙報後親切地説“仍按每月60元工資繼續發半年，紅軍兵工廠的廠方、黨支部和工會要在半年中爭取、團結、教育他們，使他們成為先進工人…… 這6名工人是能夠爭取過來的,他們6人中總有兩個比較好，一兩個比較中間，一兩個比較差的，你們應該先着重團結較好的，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再逐漸爭取和團結其他人……要對個別人談心做工作，説服教育，多重用他們的技術，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按照這個辦法，一定可以行得通。”還親自提筆給6名工人和工廠分別寫信。馬文回廠後立即將主席指示和親筆信轉達給工廠領導，大家聽後認真貫徹執行。6名工人看了毛主席親筆信後，也消除疑慮和牴觸情緒，積極投身工作，嚮往進步，靠攏組織，還主動提出把工資減下來，與蘇區其他工人享受一樣待遇。果然3個月後，6名工人中有2人加入中國共產黨；除1人還有些不安心外，其他5人都積極工作。上海技術工人蔘加紅軍兵工廠的工薪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在一次募捐大會上，他們主動提出把半年工資全部捐獻出來慰勞紅軍。

1934 年9 月，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中，中央軍委決定將官田兵工廠、銀坑彈藥廠和寨上雜械廠陸續遷往瑞金崗面，將工人和幹部編成一個工人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進行戰略轉移，兵工廠工人分三批也隨之突圍北上長征。第一、二批出發的260餘名工人均帶走全部可帶走的機器，破損和沒裝好的機器則被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工人臨走時為了不讓敵人利用兵工廠生產武器，燒燬了廠房。馬文則奉命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直到1938年才輾轉到達延安。至此，蘇區紅軍兵工廠共修配步槍4萬餘支、迫擊炮100多門、山炮2門、機關槍2000多挺，翻造子彈40多萬發，造手榴彈6萬多枚、地雷5000多顆，有力地支援了偉大的革命戰爭。

1938年後，馬文先後在延安抗日大學、延安行政學院、延安黨校二部當學員。1940-1942年，馬文在延安八路軍兵工廠、延安八路軍印刷廠任廠長，後來擔任軍委總後勤部軍事工業處處長，是在被譽為“紅色老管家”之稱的軍委總後勤部長葉季壯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馬文在邊區工廠開展工作甚為活躍，採用挑戰書等生動活潑的形式組織工人開展革命競賽，並取得了很多豐富寶貴的經驗。1940年出版的《中國工人》雜誌第四、五、七期分別對“八路軍印刷所革命競賽成績優異”經驗進行了連續報道。同年9月10日，八路軍印刷廠全體職工提出自動增加義務工作一小時，並致邊區各工會：“為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自動要求政府每天增加一小時的義務工作…… 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在10月1日出版的《中國工人》雜誌第九期報道了競賽成果：“八路軍印刷廠全體職工努力下，生產總數比過去增加20%左右。”

抗日戰爭勝利後，黨中央在延安抽調馬文在內的首批100名幹部前往東北接管大城市。1945年9月，由於美國利用海陸空大規模運輸工具支援蔣介石，助其迅速運輸兵力佔領瀋陽，致使我軍僅對瀋陽接收了半個月就被迫退至通化等地。根據新的鬥爭形勢，中央在東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依靠人民羣眾，擴大瞭解放軍力量，最後消滅了國民黨，收復了東北許多中小城市。期間，馬文奉東北總後勤部部長葉季壯之命，兩次執行並圓滿完成武器運輸重大任務，為東北解放提供了大量的槍支彈藥。1948年11月2日，瀋陽戰鬥剛結束，我軍接管隊伍在陳雲領導下，當天進城實施接管任務。馬文當時所在的東北民主聯軍軍事工業部派出200多名幹部組成一個大隊，馬文是軍事工業部政治部主任兼大隊政治委員，隨陳雲率領四千幹部一道進城，負責接管瀋陽的軍事工業。這次重大、複雜的接管工作情況進展順利，很快穩定人心並及時進行復工生產。

1946年9月-1947年12月，馬文任我軍歷史上的第一個航空學校――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第一政委兼軍政委員會書記。他上任時，由於戰局不穩，航校先後輾轉移至牡丹江、東安、長春等地。辦學的客觀環境不安定，加之人員來自四面八方，除中國人外還有日本人、朝鮮人，這些人成份複雜，出現了個別人思想動搖甚至企圖叛逃的現象，也出現了有些幹部學員感到前途未卜，要求調動工作等問題。為此，航校開展了一次思想大整頓，這為辦好航校打下堅實思想基礎和組織保證。同時，航校因陋就簡，蒐集日軍遺留下來的航空器材，自己製造酒精代替汽油，利用日本俘虜當教官，培養出我國第一批航空飛行人員和航空地勤人員，這些人後來成為我軍空軍建設的骨幹。在抗美援朝空戰中，志願軍空軍首戰部隊的團隊指揮員和戰鬥員大部分是老航校學生，他們擊落了美國所謂的“王牌飛行員”，打敗了美帝的“空中優勢”。當時最著名的志願軍空軍英雄張積慧、王海等大多數是東北老航校培養出來的飛行員。東北老航校辦學3年零9個月（1946年3月-1949年12月），培養各類航空人員560名，其中飛行員126名，機務人員322名，領航員24名，場站、氣象、通信、參謀人員88名。

解放戰爭初期，中央東北局成立東北軍事工業部，何長工為部長，伍修權兼政委，馬文為政治部副主任。此時東北軍工，經過幾年的自力更生，擁有五、六十家工廠六、七萬工人。中央軍委指示東北軍工部除供應四野的彈藥以外，還要供應全國每個野戰部隊需要。如瀋陽兵工廠大量製造山炮彈，當時四野每個班、排都有一門輕便的六0炮，均是利用日軍留下的破爛汽車軸改造而成的。四野攻打錦州時，軍工部供應了一列火車的炮彈才順利攻下。在何長工和伍修權的領導下，馬文在軍工技術、生產與管理方面專長得到了充分發揮。在組織和監管瀋陽兵工廠山炮彈製造生產時，他深入工廠掌握生產選用材料、配方比例、彈殼衝壓工藝以及彈頭炸藥等情況，解決生產中的困難和問題，按前線要求數量圓滿完成任務。後來，馬文任瀋陽地區軍事工業黨羣工作委員會書記，直接領導瀋陽規模很大的瀋陽兵工廠和皇姑屯炮彈廠等單位。

1950-1953年，馬文任空軍工程部政委，此時的空軍司令員是劉亞樓上將。1952年，正值抗美援朝時期，馬文從空軍支援國家重點企業國營一一二廠（瀋陽飛機工廠前身）任廠長。當時，該廠承擔飛機修理、裝配、製造、試飛和空軍備件訂貨等國家任務，還承擔前線戰事飛機修配的繁重任務。他經常在外出差，有時幾周或幾個月沒有回家。充分依靠工人羣眾智慧，調整車間、工段幹部，加強車間領導，通過解決生產環節矛盾加強生產準備措施利於縮短工時、節約材料、提高質量和效率，從而保證了國家各項任務的完成，為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援。

1954年9月，中央調馬文任國家重點學院――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簡稱北航）政治副院長、黨委副書記。北航創建於1952年，是由當時清華大學等八所院校的航空院系合併而成的新中國第一所航空航天科技大學。馬文到北航上任，正是建校之初，百端待舉，尤缺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1955年學校成立資料器材調撥組，由馬文直接領導。他多次親赴軍委空軍司令部和航空工業局等單位，積極聯繫儀器設備及資料調撥，幾乎跑遍全國各相關單位。僅1955年，就從空軍等部門調入有關航空資料5萬餘份，蘇、美製飛機11架，各類蘇、美製航空發動機21台，軍械儀器150多箱，飛機和發動機零件10多箱，蘇制實驗設備50台，還有眾多航空材料和設備。1956年又接收飛機、發動機資料15473份、保密圖書1137冊，並調入大批保密器材。他還出面協調，統籌各方，解決了1958-1959年涉及航天航空技術領域10個型號飛行器研製和新專業、實驗室建立所急需的大量金屬材料、化學用品以及各種設備、器材和技術等難題，為教學、科研和飛行器研製成功，提供充分物資和技術保證，立下汗馬功勞，受到中央領導高度肯定。

馬文還十分注重學校師資隊伍建設，初到北航，他就用了半年時間，與校內大多數教授、副教授進行個別交談，掌握其思想狀況、專長、執教課程內容，所愛專業現狀和發展方向，並徵求對學校教學、科研和生活等方面意見建議。為充實政治理論教師隊伍，還組織選派高年級學生到北大等校攻讀研究生，這些學生後來成為北航馬列主義理論課骨幹力量。他還十分關注青年學生身體健康成長，動員學生廣泛參與羣眾體育活動和各類競技運動，“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而鍛鍊”在北航蔚然成風。馬文在北航的任職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他對北航付出的辛勤和汗水，永遠留在了廣大師生員工心中。

1961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中央調馬文任中南局計委軍工局局長、中南局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兼中南局國防工辦主任等職，負責中南五省三線的軍事工廠和建設，監管空、海軍國防重要工程建設，為中南五省三線的軍工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馬文受到衝擊，身心受到極大傷害。1976年10月，得到徹底平反昭雪。1984年10月，按副省級待遇離休。2004年5月，馬文在廣州病逝，享年91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