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運動

1922年春，當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籌備工作正緊張進行，中國基督教人士滿懷熱情地期待教會事業新時代黎明曙光升起之時，醖釀己久的非基督教運動正式拉開帷幕。這場運動首先在中國教會勢力最為強大的城市上海爆發，然後迅速向北京及全國各個城市蔓延。中國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影響的新派人物大多捲入其間，青年學生亦積極投身運動。他們廣泛建立反教團體，發表宣言通電，向基督教及其在華傳教事業發起猛烈攻擊。反對派陣營亦傾巢出動，據理力爭。一時間，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波濤湧起，呈現出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 ^[4] 

1922年2月至6月。

1922年2月7日，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上海青年學生率先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 ，並於3月9日發表《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聲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罪行，抗議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中國召開會議。由於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的會址設在北京，因此，北京知識界、學界的反應更加強烈。3月20日，北京大學學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參加者包括著名學者和各黨派名流。3月28日，他們頒佈《非宗教大同盟簡章》。4月4日，即大會開幕的當天，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發表《非宗教宣言》。4月9日，大會剛剛閉幕，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學召開講演大會，指出宗教違背科學、阻礙進化，抨擊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基督教的罪惡之處莫過於毒害青年，籠絡青年。5月10日，非宗教大同盟通過同盟章程，李大釗、蔡元培、鄧中夏等30多人被推舉為幹事。 6月18日，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幹事會決定召集全國各非宗教團體總同盟大會，籌備創辦刊物，開展定期演講，並出版了《非宗教論》一書。該書收入李大釗、陳獨秀、羅章龍、蕭子升等人的文章及演説辭共31篇，反映了他們的思想及宗教觀。運動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各地紛紛組織反宗教同盟。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下旬到4月下旬僅20多天，全國便成立反基督教及反宗教同盟50餘個，不僅知識界行動起來，而且許多社會團體，如中華心理學會、工人週刊社、共進社、唐山工學界等也相繼成立反宗教團體。

然而，運動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1922年3月31日，北京大學周作人、錢玄同、沈謙士、沈士遠、馬裕藻五教授聯名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對非基督教運動表示反對。李大釗、王星拱、吳虞、李石曾等駁斥道：我們反對宗教“不但不是破壞自由” ，而是“擁護自由” 。“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 4月5日至11日，《晨報》開闢專欄，繼續就“信教自由”問題展開討論。周作人指責非宗教同盟不是用理性剖析基督教，它預示着“中國思想界的壓迫要起頭了” 。陳獨秀指出，宗教並非神聖不可侵犯，“青年人發點狂思想狂議論”， 也許正是“青年人去迷信而趨理性的好現象”。

但令人遺憾的是,運動的第一階段持續時間不長，進入5月份以後，各地反教組織的活動基本停頓，各地報刊雜誌上難以見到有關運動的消息。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結束後不久，非基督教運動便陷於停頓狀態。 ^[2] 

1924年4月至1925年5月。

經過近兩年的沉寂後，隨着國內革命迅速走向高潮，非基督教運動於1924年4月再度活躍起來。1924年8月14日,上海學生重建“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隨後，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成立由唐公憲、柯柏年、高爾柏、張秋人、徐恆耀組成的組織委員會，負責運動的宣傳及組織工作，上海學聯的機關刊物《上海學生》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以指導和聯絡各地運動。如果説，非基督教運動在1922年時對基督教的譴責主要集中於宗教違背科學方面的話，那麼，1924年，運動的矛頭則指向教會教育，提出“收回教育權”，運動從理論批判發展到政治行動。此前，教會學校的學生大多保持緘默，此時，他們一躍而起，脱穎而出，成為運動的一支前驅力量；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家的紛紛上陣，又使鬥爭水準進一步提高。10月15日，全國教育聯合會在開封舉行第十屆年會，通過《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案》及《學校內不得傳佈宗教案》等提案。全國各省區教育會也先後制定出取締教會學校的決議案。為進一步推動運動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5月一大形成關於非基督教運動的組織決議，對運動進行了積極的關注和引導。1924年12月6日，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出通知,定聖誕節前後一週為“非基督教周”，號召在聖誕節前後進行“全國一致的舉行反對基督教運動” 。上海、長沙、廣州、南京、濟南、武漢、九江、青州、蘇州、徐州、杭州、紹興、寧波、安源、重慶、太原、北京等地紛紛召開反對基督教羣眾大會，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此後，1925年1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反基督教運動決議案》，指出，要在全國努力發展非基督教同盟，並組織一個統一機構將其聯合起來，以指導運動的發展。同時,團組織敏鋭地看到收回教育權、取消教會學校的呼聲在運動中的重要地位，進一步明確團組織參與非基督教運動的具體策略：“本團同志應隨時宣傳教會教育之黑暗與不合中國的需要,説明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的陰謀，誘導教會學校學生做革新教務校務等運動，在此種運動中，應引導做更進一步的運動（如收回教育權，取消教會學校等）。” 由此表明，團組織對非基督教運動的介入程度和領導水平不斷提高。 ^[2] 

1925年5月至1927年5月。

在五卅運動的推動下，1925年5月，非基督教運動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它融入全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成為反帝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一階段，反教人士通過進一步發動羣眾示威來強化鬥爭。許多報刊陸續刊登反基督教文章，大批學校發生退學風潮。12月21日至28日,反教人士在延安、三原、杭州、廣州、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寧波、南昌、汕頭、廈門及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等地紛紛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運動極大地觸動了中國政府和各地教育會。1925年,各省教育會聯合會決議請求教育部取締教會學校；5月,浙江省教育廳頒佈“禁止學校宣傳宗教令”；11月16日，北京政府頒佈“北京政府教育部佈告第十六號”令，規定外國人在中國設立的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註冊立案，遵守中國有關教育法令；學校名稱冠以“私立”字樣；學校校長鬚為中國人；學校董事會中，中國人名額應占半數以上；學校不得傳佈宗教；學校課程須遵教育部所定標準等。1926年，北伐的深入促進了非基督教運動的發展。反教人士主張利用北伐的有利形勢推動運動的發展。北伐軍所到之處，教會學校及教會勢力受到極大衝擊。但是，個別地方出現了強佔教堂、趕走牧師，教堂、學校、醫院成為駐軍之所的現象。

1927年3月24日，南京一些教會、醫院及外國人住宅被毀，物品被搶。帝國主義列強及一部分教會人士不但誇大其辭地把這一事件視為自義和團運動以來最為嚴重的反教暴力事件，而且美、英還派出軍艦炮擊南京，造成中國軍民的嚴重傷亡。這一事件最終以國民黨政權的妥協告終。隨着國民黨政府政策的改變，非基督教運動逐漸落下帷幕。 ^[2] 

1922年的非基督教運動影響重大。這場運動以知識界人士為領袖，以青年學生為主力，以科學、民主作號召，堅持新文化運動的行進方向，對基督教展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儘管沒有持續多長時間便進入蟄伏狀態，但在這一階段運動中醖釀產生的各種思想主張、所組建的各種團體以及所實踐過的各種鬥爭手段與策略並沒有在人們的記憶中消逝。1924年，當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再度湧起，曾經在1922年的反教運動中出現過的思想主張、組織形式、宣傳鼓動手段又在收回教會教育權的運動中重新出現。兩次運動所體現的組織人事與世界觀上的連續性表明，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的作用和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3] 

①爆發於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非基督教運動，是在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領導，也包括國民黨等組織成員參與的政治鬥爭。俄共及共產國際將不斷髮展的基督教及其事業，以及在中國青年中滋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因此，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旨在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削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他們通過反對基督教教會實現反帝目標的策略在實踐中獲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畢竟與東正教在俄國的情況有很多差別，共產國際代表以俄國革命反宗教鬥爭的經驗，來影響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不免有過左的傾向。而這種傾向直到紅軍長征結束之際才開始被糾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