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漢語中的革命一詞由來已久，《周易》中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就是改變，“命”即天命。古人認為王者受天命，革命便是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的變動。 ^[2] 

這裏所説的“革命”即用武力手段進行“改朝換代”，而不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的改變。 ^[4] 

在西方世界，革命的定義有很多種。

羅伯特森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説，革命是政治系統的一場全面的暴力變革，不僅改變了社會的權力分佈，還導致了整個社會結構的重大改變”。

戈德斯通強調，革命包括三個必不可少的方面：國家崩潰、對中央權力的奪取和建立新制度。

卡爾弗特則認為有三種定義模型，即自由主義的、功能主義的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它們提取的革命特徵中有四個共同點：突發性、暴力性，統治集團的更替和變革。

就術語而論，英文中的“revolution”（革命）源於拉丁文“繞轉”（revolvere）一詞，“revolvere”亦被用於天文學，在晚期拉丁文中，由其衍生的“revolutio”指行星在天球的帶動下旋轉。占星家卻從這種循環中發現了玄機，認為行星到達某個特定位置時，命運會突然有變。15世紀末意大利人將該詞引入政治領域，指統治者被暴力突然推翻。1662年愛德華·海德用“revolution”説明英王查理二世的復位。其後，1688年的政變被稱為“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表明該詞的用法已被英語世界接受，而真正賦予該詞現代意義的是法國大革命。

大致從18世紀初開始，作為術語的革命一詞的含義也發生了改變。在17世紀末的《簡明牛津英語詞典》中，它的定義是“新的統治者或政治組織通過武力取代舊的統治”。

到了18世紀中葉，革命的含義包括：在動亂和劇變後恢復政府秩序、參與政府以及建立更文明的社會等內容。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在西方世界鑄造了一個嶄新的革命概念。革命是與舊世界徹底決裂，是開創一個全新的社會，開創一個實踐“人民主權”的新時代。革命一詞也煥然一新，代表着新生、文明和進步。 ^[5] 

革命是指社會革命，唯物史觀認為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演變的必然結果，其最深刻的根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它是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是新舊社會形態更替的關鍵環節，是進步階級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用先進的社會制度代替腐朽的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 ^[5] 

革命術語是近代的產物，作為社會政治現象的革命本身的探討卻由來已久。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論政體時就對作為政體更替環節的革命有過分析。柏拉圖認為政體的更替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漸次墮落過程，其主要原因是公民的品質敗壞。亞里士多德則認為革命並非必然發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正義或平等原則遭到違背。

進入羅馬時期，人們感興趣的是革命的合理性而不是發生的原因。波里比阿認為革命就是對正義和秩序的恢復。李維（Titus Livius）將羅馬從王政到共和的革命解釋為有德行的羅馬人對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ius）暴虐統治的勝利。

在中世紀的基督教和世俗觀念中，人民雖有反抗暴政的正當權利，但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又強調教會成員對世俗秩序甚至對暴君都要服從，世俗的日耳曼傳統對統治的合法性也缺乏明確具體的界定，所以這一時期關於革命的認識實際上相當保守。

近代早期，鼓吹君權的思想家用各種方式否定革命。霍布斯以危言聳聽的口氣宣稱革命帶來的禍害遠甚於任何政府。不過，與霍布斯同樣持自然權利學説和社會契約學説的約翰·洛克則將兩學説引人對革命合理性的論證，他指出政府如果損害了人民的基本權利，而人民無法以合法的方式糾正政府的錯誤時，人民的反抗就是合理的。洛克對“革命權”的論證為18世紀的啓蒙學者所繼承，併成為1776年北美殖民地《獨立宣言》的理論基礎。

19世紀，對法國革命的反思大大推進了人們對革命的認識，貢斯當看到了自由的獨特價值，托克維爾則提醒大眾：革命往往增強而非削弱中央集權國家的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是這一時期革命論的最大發展。同時，19世紀30年代，法國人又將革命術語推廣，以“工業革命”來概括方興未艾的技術革新。 ^[5] 

20世紀出現了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革命浪潮，對革命的認識，從世紀之初的心理分析到前期的革命的“自然史”理論，再到“二戰”後現代化理論的革命分析以及後現代的革命論，可謂潮起潮湧。如果從認識方法的角度歸類，20世紀的革命認識大致可作四種區分。

是影響最大的流派，通過對近代以來革命的比較，概括革命的週期、道路和結構性原因等因素。代表有布林頓（Crane Brinton）、鄧恩（John Dunn）、摩爾（Barrington Moore）、斯考克波爾（Theada Skocpol），其中斯考克波爾反對唯意志論的革命理論，認為革命僅是結構主義條件下的偶然產物。

是20世紀最早出現的流派，主要考察革命中羣體及個人的心理趨勢。弗洛伊德認為革命中的羣眾行為是缺乏理性的，他們跟隨領袖人物，意在將自己從深深的軟弱和憤懣中解脱出來。勒龐（Gustave Le Bon）從羣體心理概念出發，將羣眾暴力視為大眾迷失方向和非理性的結果。格爾（Ted Robert Gurr）在《人們為什麼造反》（Why Men Rebel）中提出了關於政治暴力的綜合理論，他認為集體利益滿足上的“應然”和“實然”之間的錯位所產生的張力導致了暴力傾向。

主要是功能主義的分析，認為革命就是多重功能紊亂加催化劑的結果，包括愛德華茲（Lyford P. Edwards），佩蒂（George Sawyer Pettee）和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等人的研究。約翰遜認為社會不平衡導致的功能紊亂、精英的不妥協是革命的必要條件，而革命的充分條件是能充當“官能障礙加速器”的任何一個事件。

主要是政治衝突理論，將衝突視為革命的基本原因。蒂利（Charles Tilly）是該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未經組織的個人不可能發動革命，革命是在權力的競爭者或競爭者聯盟顯示他們擁有滿足某一社會羣體的利益要求的資源，而政府軍隊沒有鎮壓反抗者的能力或意願時發生的。

此外，20世紀對革命的認識還包括以阿倫特（Hannah Arendt）為代表的將革奮視為建立自由事業的哲學分析。 ^[5] 

在唯物史觀中，革命是指社會革命。它是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是新舊社會形態更替的關鍵環節，是進步階級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用先進的社會制度代替腐朽的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

根據社會形態更替的一般規律，社會革命可分為三種類型：新興地主階級的革命，奴隸暴動附屬於該類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包括農民起義;無產階級革命，包括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前兩類革命都是不同的私有制之間和不同的剝削形式之間的轉換，而無產階級革命則是消滅私有制和剝削制度的革命，是最徹底，最深刻的革命。

唯物史觀認為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演變的必然結果，其最深刻的根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當生產關係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時，打破舊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就成為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舊的上層建築卻要壓制變革生產關係的要求，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由此形成革命的客觀形勢。

還需具備革命的主觀條件，革命才會發生。這包括：革命階級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大大提高，形成領導核心，能夠聚集起足以摧毀反動統治的革命力量。對無產階級革命來説，建立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主觀條件成熟的關鍵步驟。

要以革命的方式解放生產力就必須瓦解舊的上層建築，其首要任務就是奪取國家政權。

列寧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裏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裏，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

由於國家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革命的階級奪取政權的行動必然遭到暴力鎮壓，革命的階級也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因此，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基本形式。馬克思説：“暴力是每一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對無產階級革命而言，它不僅要用暴力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還要用暴力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唯物史觀並不排除在階級力量對比出現特殊情況的時候，革命有采取和平形式的可能。革命的道路則更加具體多樣。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城市武裝起義”的十月革命道路和“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都是富有創見的勝利之路。

馬克思用十分形象的話概括了革命的作用：“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革命解放生產力，確立新的生產關係，帶動人類社會完成社會形態的梯級更替，直至進入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階段。革命能激發起人民羣眾巨大的革命熱情。在列寧看來，羣眾的創造性“在革命旋風時期要比在所謂的安定寧靜的（牛車似的）歷史進步時期強烈、豐富、有效千百萬倍”。因此，革命是被壓迫者的盛大節日。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