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

第六屆全國人大時從意氣風發到中途落馬，第七屆缺席，第八屆入選代表時的波折……雷宇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境遇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寫照。但他本人並不隨這一U形曲線的走勢而悲喜——那一段耐人尋味的空白，皆因1985年轟動全國的“海南汽車事件”而起。

終於等到行蹤不定的雷宇雲遊歸來，電話裏他的聲音有些蒼老，仍聽得出雷厲風行——問清本刊記者來意，他隨即就確定了天一早的時間、地點，再無半句虛言。約定的地點在廣州迎賓館，他早早來了：“我是軍人出身，什麼事都習慣提前。”除了因腳腫剛住了一天院，走路有些不便，眼前的雷宇並不像年過70歲的老人，身材魁偉，額頭寬闊，近視眼鏡後透出洞察世事的光芒。他語速很快，如同當年他申請和胡耀邦面談5分鐘時那樣：“廣播速度是一分鐘235個字，5分鐘就是1500字。我説得快一點，不就可以説2000多字，2000多字什麼事情説不清楚？”

迎賓館曾是廣州市軍事委員會所在地，其後也一直是廣州市政府的接待場所。雷宇顯然對這裏很熟悉，隨口就是一段歷史：1950年在軍事管制委員會任主任的葉劍英在這裏辦公，有特務向裏面扔了一枚手榴彈要刺殺他，後查證，手榴彈是從院子的北圍牆外扔進來的。“你們都喝過早茶了？那我們去辦公室。”他起身就向外走。

雷宇借用的這間辦公室在廣西駐廣州辦事處內，近年來老家廣西一再要求，他不好再推辭，身兼廣東省廣西商會會長、廣西老區建設促進會的顧問、廣西三個城市的顧問，甚至還是香港一家電視台的總顧問。況且他也閒不住，一有時間就到處走。“事實證明我還有點用，不是一點用沒有了。”儘管前一段“一條腿撕心裂肺地疼”，剛住了院，他也只是説“搬把高椅子來就行了”，對服務員的關心一笑置之，“我們又不是林黛玉，弱不禁風”。

雷宇這些年一直定居廣州，這裏也是廣西人雷宇走上政治前台的起點。1980年11月，中央讓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調派以思想解放的改革派著稱的任仲夷到廣東任第一書記，任仲夷隨身除了他的秘書只帶了一名隨從，就是雷宇。他當時是遼寧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按他自己的話講，只是“一個幕僚”，曾為任仲夷在遼寧發展城鎮集體所有制提出“發展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三十條”等策略，被採納並在全國推廣。雷宇分析，任仲夷對他器重甚至無話不談的原因是：“我這人過去在黑龍江是出了名的點子多，不管什麼事你提出來，我肯定有主意，不一定是最妙的，但肯定可以解決問題。另外，我説真話，不怕你是誰。而且説別人不説的另一方面的問題，不管是誰説的，我都不會盲目地去深信，總是質疑，去分析對還是不對。”

説起以前的什麼，雷宇總是大手一揮，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不理會周圍一切嘈雜。他自我評價，“我這個人有缺點，不謹慎，不謙虛，鋒芒畢露，爭強好勝，麻痹大意，但我還沒到妄自尊大的程度”。他承認，“實際我就是過於外露，我要含蓄一點就好。或許我這種性格並不適合做官”。1980年華國鋒還是中央主席的時候，雷宇只是一個副局級幹部，就因為物價改革問題爭論了一番。他説：“我國物價基本穩定的方針總體沒有錯，但如果過分強調物價基本穩定就會走向反面。物價總是穩定在一個水平上，就會像個大鍋蓋，把很多問題都蓋住了。不下決心，看準機會，創造條件，邁出物價改革這一步，很多問題解決不了，經濟工作這盤棋還是很難活起來。”華國鋒説：“你站着説話不知腰痛。”雷宇還不罷休：“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認為它有風險，就裹足不前，連試都不敢試啊！”最後只能靠在場的任仲夷給圓場。

另一次是1984年。當時雷宇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上發言，要求中央在鶯歌海天然氣利用上給予海南必要的照顧。當時的國務院領導説：“海南雖然近水樓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馬上表示：“我不是海南人，不怕被打成地方主義。海南能源嚴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氣利用上不對海南適當照顧，海南羣眾的感情都很難通得過。大家聽説過嗎？海南羣眾中流傳一句話：‘寶島寶島，拿走的是寶，留下的是草。’”

與海南的淵源始於1981年雷宇帶隊的一次調研，為加快海南建設問題尋找對策。他解釋：“1980年國務院‘海南建設問題座談會’紀要裏有一句話，叫‘海南的對外經濟活動可以參照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做法’，那時候就已經有了把海南島推出去的想法，通過對外開放來加快建設。”當時海南還屬於廣東省的一個行政區，任廣東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帶隊搞了20多天調研，寫出一個調研報告，“中心思想的概括就是一定要通過開放來促開發，用開發來推動對外開放，開發開放，互為因果”。

本來是平常的政策建議，但這一次中央卻決定讓幕後的建議者來實施其建議。1982年7月，雷宇被調任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兼行政區公署主任，從幕後走到台前。多年後，雷宇仍認為海南3年是自己一生最痛快的時光：“在那裏，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去工作的。人的一生這樣的機會不多。我本來是個小小的‘幕僚’，在幕後為人出主意，執行別人的計劃，可忽然有了3年獨當一面的機會，能夠思想、操作一肩挑。能有這樣一段時光，我一生都留戀。雖然摔跤了，也是為自己的主意而求索。”

在海南，雷宇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提到官員代表的作用，雷宇直言不諱：“官員有人不願意説，或者不願意在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場合説，他平時可能通過不同的渠道，跟領導幹部談，通過書面往上報。但我認為，首先，人民代表是代表一種責任，也是一個機遇。人民代表不是誰都能當的，也不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當的，既然有機會當上這個代表，有什麼想法，都應該堅決地提出來説一説，不然不白當了一次，人代會不開成了鴉雀無聲？人民代表的責任要求你去説，歷史給你這種機遇，該説不説是失職，是浪費。”

雷宇説，他明知自己在海南島工作時間不會太長，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許他虛度。在1984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雷宇率先提出一個重大議案，即海南行政區體制的變革——在海南設立一級政府，加快開放和開發。“成立一級政府需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通過，人大常委會都不行。憲法中沒有這一級政府，規定只有中央、省、市、縣，行政區是哪一級？此前我們就向民政部反映過好多次，把他們都難住了，最後就作為一個特別提案，經由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

雷宇説，初到海南的時候，就發現海南行政體制混亂。“當時，還是海南行政區委員會，全國唯一的一個。香港不還叫特別行政區嗎，加上‘特別’兩個字。”雷宇解釋，所謂行政區委員會，是廣東省委和省政府派出的機構，它不是一級政府，它大於地區，小於省，幹部配備也是一樣。而且，海南其實是兩大塊，一塊是漢區，一塊是少數民族地區：漢區有海口市還有一部分縣；少數民族地區有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這也是一個地級單位。此外，海南還有很多中央企業，“想要統一開發的話，組織體制需要改變，不然的話也不知道聽誰的。所以當時我們就提議，海南行政區不要再作為派出機構了，應該變為一個實體，即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統一領導，統一規劃，統一對外，統一管理，實行幾統一”。

1984年10月1日國慶節這天，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正式掛牌，雷宇任區黨委副書記、行政區政府主要負責人。雷宇説，這為1988年海南設省和設特區做了準備。

雷宇在海南的3年，是海南發展的黃金期，也是起步期。那時海南是個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雷宇説，“窮”，要徵兵貼標語，買個紅綠紙，貼標語的錢都沒有；鄉改鎮，換塊木頭牌子的錢都沒有。“邊”，不僅是地理上，更是在人們的心理上，信息閉塞，觀念落後，嚴重缺乏商品觀念和市場競爭意識。同時這也是機遇，雷宇記得很清楚，中央和廣東省當時給的政策是，海南島要無為而治，最起碼3年內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給“繩子”，讓他放開手腳去幹。

一個轉折點是1984年召開的“擴大沿海開放14城市座談會”，會上傳達了中央領導的講話。“講海南島是怎麼講的呢？”雷宇放慢了語速，一字一頓，“‘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台灣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這是原話，一個字不帶錯的。”

雷宇説，他當時作為海南代表，聽傳達了這句話後，腦袋裏就發熱。“以台灣為目標，要在20年的時間裏趕上，雷宇當然要拼命。”他理解老一輩領導人的海南島情結：“海南和台灣本是條件相差不大的島，海南島是3.4189萬平方公里，台灣是3.57萬平方公里，只差1500平方公里。如果按耕地面積，海南島還要大。國民黨是我們手下敗將，龜縮到台灣，台灣為什麼發展得這樣快？海南島在我們共產黨領導之下幾十年，如果長期差距那麼大，肯定覺得臉上無光。把海南島經濟搞上去，也證明共產黨不僅在政治上可以，經濟上也可以。他們有這個緊迫感。”他由此要求在會議上發言：“只要有一個好政策，我就不相信20年趕不上台灣。當然，這種趕上不是講絕對值，絕對值不可能，但是從經濟發展水平、科技發展水平、管理水平和生活水平來説，應該是可以趕上的。”會下，雷宇又算了一筆賬，台灣197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54億美元，還是很低的水平，台灣真正起飛，也就是70年代末後，是蔣經國提出十大建設後的10到20年才實現的。他的一個基本想法是，海南趕上台灣關鍵是怎麼樣完成原始積累。“台灣的原始積累主要靠日本侵佔59年的基礎，靠當年從大陸掠奪的金銀財寶，靠美國支持。海南島靠什麼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夠。靠外援？不可能。一個快捷的辦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想的很實際：“胡耀邦到海南講，要錢沒有，但中央可以給你們政策。給我們政策是要賺錢的，如果不能賺錢，要這個政策幹什麼？”1983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了《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連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有的政策都沒有這麼寬。“其中一條，就是海南省利用自有外匯，可以進口17種機電產品，包括汽車、電視機、收錄機、冰箱……反正都是值錢的商品。一免税，一變賣，不就大把賺錢？只是當時規定這些產品不能出島。”最主要的商品就是汽車，雷宇承認，雖然規定不能出島，也賣出去一點，“那時候我們鑽什麼空子呢？新車不能出島，舊車可以啊。新車舊車標準是什麼？用多了就是舊的啊，那就拼命跑，舊了，罰5000塊錢不就可以出島了”。

一開始還是小打小鬧，直到1984年7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場司的一位副司長的講話傳到海南，宣佈廣東、福建兩省進口汽車可以銷往省外。雷宇於是説：“海南島當時是廣東的一個行政區，汽車出島當然屬於可以放行範圍之內。”於是汽車買賣暢通無阻了，1984年上半年，海南進口汽車只有2000餘輛，到了8、9月份，進口汽車已經共計6.2萬多輛。這也超出了雷宇的設想。最後海南一共進口了多少輛汽車？雷宇答：批准進口8.9萬輛，到貨7.9萬輛。

雷宇伸出一個手指：“搞開發，要建設，第一就是要有資金。資金的原始積累靠什麼？我們不能靠戰爭掠奪，更不能靠販賣黑奴，只能靠增產節約，靠內部積累。當年的海南島基礎設施很差，幾乎沒有像樣的企業，何年何月才能積累起來。通過商業流通轉手買賣賺錢，是一條便捷的渠道。”既然上級主管部門同意了，那就放手幹吧。

最終於1985年爆發的海南汽車事件轟動全國。當時的新華社通稿説：“原廣東省海南島發生一起大量進口和倒賣汽車物資的嚴重違法亂紀事件。這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一嚴重違法亂紀行為，衝擊了國家計劃，干擾了市場秩序，破壞了外匯管理條例和信貸政策，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不僅給國家造成很大的損害，也給海南的開發建設增加了困難，延緩了海南島開發建設的進程。”作為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和事件主要責任人，雷宇於是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回顧汽車事件，雷宇説，按照當時的講法，負面影響是給黨和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嚴重損失。“其實政治損失是真的，經濟損失則未必。海南島實際到貨的7.9萬輛進口車沒有一輛是走私的，是100%在海關打了税的，海關得到了19.6億元人民幣的税。汽車事件出來了，我們又交給國家物資部5.84萬輛汽車，它變賣賺了20個億。加起來總共39.6億元。”

“海南島1984年的財政收入是4.6億多元，比我進島工作前增加了近兩個億。這些錢我們都幹了什麼事？基本上都搞了基礎設施，公路、城鎮建設、農業、教育，建海南大學。沒有一分錢亂花。所以後來工作組去查我，行政區政府的一把手、區黨委的二把手，我18個月的獎勵、補貼一共是460塊錢，和汽車司機標準一樣。不相信？我説這有什麼不相信的。”

在改革開放前沿“摸着石頭過河”的實踐中，雷宇説，在來海南之前就有準備。“錯誤是肯定要犯的，具體什麼事情上犯，我也不知道。不是我自己要犯的，可能是命運把你推到那個地方，不知不覺犯的。”

回頭看，雷宇認為，汽車事件也是在為改革開放付學費。那時候，海南島搞對外開放，思想準備、組織準備都很不充分。“一是思想準備。以前海南島經濟很不發達，商品意識、商品觀念很薄弱。我最初去做調查，有的地方還保持着原始公社的痕跡。賣雞蛋，把籃子放在道邊，人躲在樹後，別人買雞蛋把錢壓在筐底，人走了，才好意思去把錢拿過來。共產黨有句話説，存在決定意識，沒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哪有商品經濟的意識？沒有改革開放的實踐，哪有改革開放的意識？二是組織準備。海南島的幹部素質不錯，但是改革開放是一個全新的事業，需要的專業知識也比較缺乏。”雷宇説，不通過汽車事件，幹部羣眾怎麼知道對外談判，怎麼知道簽訂合同，怎麼知道匯率差，外匯還可以倒賣，批文還可以倒賣？……“汽車事件最大的收穫，等於給全海南島的幹部羣眾上了一次最實際最生動的商品經濟教育課，把他們的腦袋洗了一下。”

雷宇認為，沒有海南行政區一級政府的成立，沒有汽車事件，不會促使中央那麼快下決心在海南設立省級經濟特區。

事隔多年，至今人們還在談起雷宇，談起汽車事件。1986年時任中顧委常委的陸定一給國務院總理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説：“原來海南行政區黨委有一個書記叫雷宇，我不認識其人。我去過海南一段時間，接觸到相當部分幹部、羣眾，對雷宇眾口一詞，評價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無私心。在汽車事件中，他沒侵吞一分錢。海南汽車事件非常複雜，他主動承擔責任。在海南改革開放中，他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幹部、羣眾非常懷念他，要為他建‘六公祠’。”陸定一特別建議，像雷宇這樣勇於改革開放的人物，應予重用。他還引用了春秋時期秦穆公善於用人的一段歷史佳話，以古為鑑。

新加坡一位老華人也曾預言：“只要中國繼續搞改革開放，雷宇還會被重用。”果然在1992年4月，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不久，中央決定調任他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但雷宇在家鄉廣西的3年多並不太順心，1996年2月，他主動辭去職務，他説：“我是副主席，那個成克傑是主席，我和他搞不到一起。”其實一開始就有徵兆，他1992年到任兩週後在北海開了一個會，作總結。“有人看了我的講話稿以後，説雷宇啊，糟了，你在廣西幹不長。為什麼？因為我講的是他們沒有講過的，也是講不出來的。”雷宇在廣西仍堅持對外開放的一貫思路，1993年外宣工作會議上他就説“讓廣西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廣西”。

在廣西，雷宇當選為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其實一開始廣西推薦時，候選人的名單上沒有我。廣西人大主席團成員，也沒有我。是廣西的代表硬把我推上去的。因為我之前犯錯誤，他們對我多少有同情和關愛，好多代表聯名提出，人民代表應該有雷宇。”雷宇參加1993年全國人代會，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防止通脹，要抑制物價，堅持實行物價基本穩定的方針。雷宇在發言時提出：“物價要抑制，但也不能什麼都抑制，比如糧食、油料、棉花就不能抑制，而且應該適當調高，再抑制就沒人給你種了。工農產品剪刀差説了多少年要縮小，其實這個剪刀差一直在擴大。”開完會坐電梯，河南代表不認識我，説廣西團的雷宇還替我們農民説話。我就笑。其實，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就講過一個哲學觀點，當我們反對一種主要的錯誤傾向的時候，要注意防止掩蓋着的另一種傾向。

説到農民問題，雷宇給本刊記者細細地算賬：“國家當時收購100斤稻穀是45元，最多可以上浮10%，也就是説全國不分什麼地方，收購100斤稻穀的價格最高不能超過49.5元。我們是在基層做實際工作的，農民種糧食他需要的投入、辛苦、風險，我們清清楚楚。49.5元，像廣東這樣的地方，讓農民把糧食心甘情願賣給你，不可能。糧食流通政策改革失敗的原因是根本就不瞭解農民……”

辭職後的雷宇回到廣州賦閒在家，每日飯後與老母親一起參禪入定，直到兩年前母親以107歲的高壽仙逝。他在家裏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很多朋友也知道送錢是不行的，他們知道我愛書、看書，就到處給我寄書，甚至成箱成箱寄”。

（作者：賈冬婷 馮宇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