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

任仲夷同志1914年9月出生於河北省威縣。青年時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工作。

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6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先後擔任北平中國大學黨支部書記，北平西北區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魯西抗日遊擊第三縱隊司令部秘書長，泰西八路軍六支隊軍政幹部學校校長，山東聊城政治幹部學校專職政治教員、黨總支書記，冀南行署教育處副處長、處長，冀南區黨委幹部教育處副處長、黨校校長、黨總支書記，冀南政治幹部學校校長，冀南五地委、二地委常委兼專員，邢台市委書記、市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大連市副市長、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市委書記，旅大行署秘書長兼黨組副書記，旅大市委常委兼秘書長。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松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兼市政協主席、軍分區第一政委，黑龍江省委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農村勞動。

1972年6月重新工作，任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

1977年3月後任遼寧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

1980年10月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

1985年9月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5年11月15日，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92歲 ^[3]  。

任仲夷同志是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在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和中共十三大分別增選、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是第一屆、二屆、四屆、五屆、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3]  。

妻子：王玄 ^[3] 

大兒子：任念崎

二兒子：任克寧

三兒子：任克雷 ^[4] 

女兒：任克英 ^[5] 

1980年，廣東改革開放已經開局，當時主政廣東的習仲勳、楊尚昆調中央工作，誰來接棒呢？中央經過反覆挑選和研究，最後確定由任仲夷、梁靈光去擔此重任。任仲夷自1977年2月受中央委派，從黑龍江省調至遼寧省這個深受林彪、“四人幫”干擾的“重災區”，主持省委工作以來，大力撥亂反正，政績斐然，人們有口皆碑。他作為地方領導人，在全國第一個公開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支持和參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帶了一個好頭。

他衝破重重阻力，把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女英雄張志新這個冤案翻了過來，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他首先提出要給被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捆綁得死死的國營企業“鬆綁”。他大膽提出農村要敢於“抓富”，並恢復了過去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的農貿市場。

在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的領導下，短短兩三年的功夫，遼寧大地顯示出一派勃勃生機。任仲夷無論從思想理論上，從膽略氣魄上，從領導藝術上，都表現出卓越非凡。讓他到廣東挑起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重擔，可謂理想的人選。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擔任國家輕工業部部長的梁靈光，受命於黨中央，調往廣東省工作。赴任前，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對任仲夷和梁靈光面授機宜。鄧小平説：“特區不僅是深圳、珠海那幾塊地方，是指廣東、福建兩省。單搞那一點地方不行，中央講的是兩個省。”“要充分發揮這個有利條件。對於搞特區，你們要摸出規律，搞出個樣子來。”

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梁靈光，肩負黨和國家的重託，面對南粵人民的期望，赴粵上任了。

廣東殺開一條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以任仲夷為班長的廣東省委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堅持對外開放。1981年，由於對外開放不久，我省沿海部分地區出現了走私販私的浪潮。中央非常重視，並於1982年開展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在這一重要時刻，廣東省委提出兩個堅定不移：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活動堅定不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堅定不移。

1982年，白天鵝賓館部分試業，霍英東請了任仲夷，但心裏沒底。結果，任仲夷到場，並應要求題詞：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意味深長，表達他對中國和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樂觀態度。

特區初創，任務很重，還要面臨一些指責。當時有“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的説法。對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為特區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指出：“有的同志懷疑辦特區會有損主權，會變成殖民地，我們要肯定回答不會。辦特區是對主權的運用，是行使主權的表現。”

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會上，任仲夷又説：搞特區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會損害社會主義，而是大大地有利於社會主義。

中央要求廣東“對外更加開放”，廣東更加躍躍欲試。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資金和技術，也要吸引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對前者，廣東是“近水樓台”；對後者，要學會“長袖善舞”。

廣東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張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搞活經濟，為全國先行一步作出探索。任仲夷到廣東後，遇到一個難題，就是政策規定個體經濟僱工不能超過八個，但廣東的個體户相當多，僱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要求社科界研究。

看到一位研究生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論文後，他很感興趣，親自約見。他説，現在對個體經濟，只能扶持不能壓制，但要扶持個體經濟，首先就要給個體經濟正名。我們要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私營經濟的正式名字，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他主政的廣東，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堡壘發起了一次次攻關。外貿改革，突破獨家經營，打破大鍋飯。物價改革，按價值規律辦事，放開豬、蛋、魚、菜的統一購銷。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當一些經濟決定權下放到企業。

任仲夷認識到單靠財政撥款搞建設不可行，必須改革投資體制，用“以電養電”、“以路養路”、“以橋養橋”等辦法集資搞建設。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門向外商集資1.5億港元，並自籌資金8000萬元人民幣，將廣深線的兩個渡口和廣珠線的四個渡口改渡為橋，通過收取車輛通行費來償還貸款。

投資體制改革，使基礎設施建設一日千里，極大促進了廣東經濟的迅速發展。

廣東省委用足中央政策，搞活經濟的思路明確堅定，成效越來越明顯。

到1985年底，深圳、珠海、佛山的物資市場調節量已超過5%，企業用人基本放開，各級財政已實行包乾，鄉鎮企業完全由市場調節，一些地區對鄉鎮企業負責人實行重獎。另外，國有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小國有企業可以承包。

在全國引發了第一次“珠江三角洲熱”。

在特區建設過程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有些同志看不慣青年人穿喇叭褲、留長頭髮，意見挺大。1980年12月18日，任仲夷在中央工作會議分組討論時説，我認為資產階級的腐蝕，主要不在這裏，就像萬里同志所講的，我們要抓大事，不能盯着穿喇叭褲、留長頭髮這類事，資產階級的腐蝕主要不在這裏，而是少數幹部收受賄賂、貪污中飽私囊等歪風。

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求富”心切！有些人開始不顧黨紀國法鋌而走險，更多人是不瞭解黨的政策，走私販私。1982年2月，任仲夷在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上提出，應當劃清因經驗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誤和違法犯罪的界限；劃清走私販私、投機倒把同正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界限……這期間，任仲夷提出：“要自覺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

任仲夷説，最初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為了對外開放，要實行改革開放，就必須解決長期以來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的封建落後的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都看成是有害的。

否則就會使我們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絕開來，就不能學人之長、補己之短，永遠使自己處於落後捱打的地位。如果不從思想上解決這個問題，要想進行真正的改革開放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1.最早一批“香港遊”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遊”從廣州出發到香港，改變了過去長期限制內地居民走出境外、接觸外面世界的情況。廣東人從過去的冒着生命危險“逃港”到以旅遊者身份到香港消費，只有短短几年。今天，廣東已全面開辦個人赴港澳“自由行”，居民只要憑身份證和户口簿即可申請。

2.率先物價闖關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還用46種票證，香煙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市民很不滿意。遵循“放調結合，以放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進”的方針，按照先農副產品後工業產品，先消費品後生產資料的順序，在全國率先進行物價闖關。原來空蕩蕩的商店貨架，忽然之間變得琳琅滿目，原先輕飄飄的米袋子、菜籃子，一下子都變得沉甸甸了。

3.最早利用外資建五星級酒店

1983年，引進外商投資的廣州白天鵝賓館全面營業，這是由中國人自行設計、自行建造、自行管理的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大型賓館。1984年春節後，又一家中外合資的花園酒店竣工開業。在改革前沿建設起來的一座座五星級賓館，記錄了廣東由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進程。

4.最早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1980年，廣東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國第一個鼓勵支持個體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19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個體勞動者協會。20多年過去了，廣東的個體私營經濟異軍突起，從“拾遺補缺”、“重要補充”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市場經濟大

舞台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5.最早“借雞生蛋”發展基礎設施建設

1984年1月1日，廣深線東莞中堂大橋建成通車並投入使用，一舉成為全國首個路橋收費站，闖出了通過“貸款修路、收費償還”加快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新路子，極大地推動了全省公路建設的發展。

“借雞生蛋”，從以路養路、以電養電、以水養水，發展到以橋養橋，以通訊養通訊。珠江三角洲飛架座座橋樑，廣東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日千里。

6.最早突破傳統企業建制模式

1984年1月1日，全國鐵路系統第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廣深鐵路公司成立，從此突破了傳統企業建制模式，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改造、自我全面發展的經濟承包的管理體制。

時事評論：緬懷這位引領我們的勇者與智者

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有一些改革者的勇氣至為關鍵；在改革開放的驚濤駭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智慧不可或缺。

以思想解放、作風開明的官聲，憑糾正“左禍”、落實政策的能力，在中國歷史開闢新局的起點上決毅受命，在經濟改革的試驗田裏耕耘播種，任仲夷這個名字，當然要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史書上留下濃墨。這位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老人，於昨日闔然長逝，留與我們這些改革事業的受惠者與後來人去緬懷，去承繼。這位先鋒與長者的身上，有我們不可遺忘的智慧與勇氣。

從上個世紀之初，到本世紀之始，他度過了近百年的時光，跨越了世紀的風浪，及身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契合民族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與關鍵轉折。

所以，他有資格論斷説：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在取得政權之前，是要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羣眾“由奴變主”；在取得政權之後，是要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由窮變富”。

正是如此，所以他才能夠情緒共鳴地執行鄧小平的“先富”設計，才能夠心領神會地“變通”廣東的經濟棋局，才能夠果敢地主持制定中共廣東省委“31號文件”，將蛇口“放生”為一個名震海內外的“改革試管”。在今天看來，這一切早已是勢之所趨、理所當然，在上世紀的80年代初期，卻是在陳規腐制下的艱難掘進，是在猶豫躑躅下敏感挺進，是在眾目睽睽下的孤身奮進。

必然的改革開放，未必會有一個必然的開局。商品經濟，打開國門，廣東試水，示範全國。成則全局盤活，敗則時機錯落。任仲夷主政廣東，不但要思考“變通”的經濟佈局，還要思考“打通”種種質疑非難的保守思想———廣東“放羊”了，廣東“精神污染嚴重”了，“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猖獗進攻”了……一篇《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文章適時而出，矛頭直指廣東的經濟特區。

批評要挨，檢討要寫，但任仲夷堅決不讓廣東就改革開放的政策搞大辯論———因為那隻會導致亂抓辮子、亂扣帽子；對於“加強統管”的要求，則提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二十四字方針；對於對外開放的利弊取捨，更言簡意賅地歸納出“排污不排外”的邏輯與口號。在情勢複雜的改革年代，這是一份理論與意志的堅定，更是一份能夠成全這份堅定的謀略與智慧。

人生不過百年，情懷彌足留戀。一個名字值得被尊重，被紀念，因為他在一個需要他的時間和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成功地拓寬了前路。

但他卻並不是停留於此的，年屆高壽的任老，不願聽人祝他“身體健康”，而要大家祝他“天天向上”。他對於廣東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思考與祝福，也是不停留於此的，他經常寄語他的同志們要有再繼續的努力。

這樣的一位改革勇士，這樣的一位智慧老人，這樣一位披荊斬棘的行動者，這樣一位進步無止境的思考者，在離開我們的時候，讓我們傷感，讓我們惆悵，但不必有遺憾。因為他的勇氣沒有老去，他的智慧沒有老去；因為這是一個不曾結束的時代，這是一場還沒完成的變革。正如任老離休之後的廣東，一直都在不懈怠地前行，繼續充當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讓我們再用一句“天天向上”來緬懷任老，來祝福任老投以奮力、深情與熱望的這片熱土。

在依然嚴峻的政治空氣下，任仲夷果敢地繞過“禁區”，為張志新平反定調。張志新對常識的堅守、衝破思想奴役的勇氣，強烈地撼動着一個盲從時代的麻木民族。

1979年春，中國人看到了現代社會以來最殘酷的行刑方式。

“沒等張志新弄清是怎麼回事，就被幾個躥上來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頭枕一塊磚，強行切斷了喉管。為了維持呼吸，就把一個三寸來長的小手指粗的不鏽鋼管插進氣管裏，再用線將連接着鋼管的金屬片縫在刀口兩邊的肉上。張志新奮力反抗，劇痛使她咬斷舌尖，血水淌滿了前胸。她脖頸上的傷口，不時地冒着帶血的氣泡，嘴裏不時地嘔吐着似血似水的唾液。”《遼寧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連續發表長篇報道，一步步試圖還原這4年前的酷刑。這是個艱難的過程。至今我們也不知道具體是誰下達的虐殺命令，是哪些人具體執行了虐殺命令的——他們的姓名、年齡、身份、這麼多年來他們如何做到讓自己的良心安寧。被披露部分的真相，使“張志新”三個字，一夜間在中國社會翻騰。愕然、憤懣、譴責、憐惜、喟嘆、控訴、詠頌——各種情緒以累積了十年的驚人能量，在詩歌、連環畫中持續發酵。

張志新生前是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她之所以被虐殺，是因為她指出“文革”走的是左傾政治路線，當時全國瀰漫着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不對。她説：“再過幾十年的人看我們現在和黨的領袖的關係，就像我信鬼一樣可笑，像神話一樣不可理解。”

她的話沒有深刻的哲理和獨到的洞見；然而，她對常識的堅守、衝破思想奴役的勇氣卻強烈地撼動着一個盲從時代的麻木民族。張志新之死，使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獲得了對極權政治的初次啓蒙，找到了獨立思考、堅守真理的精神力量。“黨啊，我的黨，你要將我引向何方？”當張志新把孤絕的遺言留給她至死追隨的政黨時，她或許沒有想到，自己能在4年後沉冤昭雪，並引起空前的迴響和共鳴。

1979年的春天乍暖還寒。“文革”的陰霾還沒散去。當年判處張志新死刑的原審法官，堅持他是“按照實事求是定罪的”。他對複審案件的法官説：“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她（張志新）反了。你能翻案？”

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果敢地繞過“禁區”，為平反定調：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他將張志新批評毛主席的言論，模糊籠統地列入神志不清時所講，“把這些説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3月，遼寧省委作出了《關於為張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的決定》。與此同時，國內否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極左思潮正在頑強逆流。

在依然嚴峻的政治空氣下，任仲夷在各種場合，毫不諱言自己對張志新的讚賞和愧疚。

任仲夷説，張志新的惟一“罪名”就是公開説出並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而且這些觀點是對組織講的。對他個人來説，聽了覺得心中有愧。在看望張志新的母親郝玉芝時，任仲夷坦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説。”

更可貴的是，任仲夷將張志新悲劇的元兇指向專制制度。他坦言，張志新冤案絕非孤例，倘不健全民主法治，類似悲劇還將發生。依當時之政治情勢，任仲夷所為所言承受的巨大風險，非今日我們所能想象。

這從後來戛然而止的宣傳活動可得印證。三個月後，張志新突然從主流宣傳渠道消失，一切歸於沉寂。這一“急剎車”，曾留給外界諸多猜想。有人説，這是張志新的第二次死亡。直到今天，張志新的審判案卷仍然在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絕密檔案封存。張志新案件的全貌還未得到完整披露。

儘管如此，張志新之死給國人帶來的震撼一直揮之不去，民間各種懷念她的文章、詩歌等時隱時現。人們為她建網上紀念館、寫墓誌銘，祈願這位30年前為衝破專制思想牢籠殉難的女性，能在另一個世界獲得自由。

走過了92年的人生歷程，任仲夷見證了中國近百年的歲月更替：任仲夷是新中國發展壯大的見證人。

他參與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親歷了中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參與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力主實事求是，開拓創新；

就任遼寧第一省委書記期間，任仲夷第一個公開發表文章響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

他繞過“禁區”，親自主持烈士張志新的平反昭雪；

在任主政廣東期間，任仲夷率先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短短5年間讓長期落後的廣東經濟總量走在了全國前列，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譜寫了新的篇章。而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順德，也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發展成果。 ^[1] 

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膽，雖然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説“渾身是膽”。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時我已年近八旬，覺得動這樣的大手術也就“無所謂（胃）”了，也可以説“無所畏懼（胃具）”了。

1982年1月19日，任仲夷在廣東地市委書記會議上，談到應積極引進港澳和外國的資金與先進技術時説：“我們既要注意吸引港澳的資金和技術，同時又不要侷限於港澳。對日本和歐美等都要加強經濟往來和經濟合作。引進港澳資金和技術，廣東是”近水樓台“，引進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我們要學會”長袖善舞“。

任仲夷有一次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説：“過去有人説，廣東對外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見怪不怪’。我認為，不能籠統這樣講，更多的還是有人自己‘少見多怪’，對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慣，接受不了，橫加指責，干預過多。”

各級黨委、各個部門、所有幹部在執行上級政策時，都要起“變壓器”的作用，把上面輸送來的電流，進行變壓，使之成為適合本單位、本部門具體需要的電壓，去推動機器的運轉。

“變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從實際出發，靈活運用這些政策去解決工作中的矛盾。講“變通”，不應形成“變相”地違反政策。

在正常工作中，必須嚴肅認真地執行現行政策的規定，在執行中發揮積極性、創造性。

至少有三種情況允許變通：第一，政策規定有許多條，為了辦成於國於民都有利的事情，有時要多方查閲各種規定，這一條不行就用那一條，要積極找根據把好事辦成，而不應到處找根據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規定本身有幅度、允許靈活的，則應向有利於生產發展和搞活經濟方面去理解，靈活執行，而不是相反；第三，確實利國利民的改革，如果從現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據，還可以試點，在試點中允許突破現有規定。

不可否認，實行改革開放，在長期封閉的牆上打開窗口，隨着新鮮空氣進來的，也難免有少許污濁的氣息和蚊子、蒼蠅。但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自覺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

排外污，更要排內污，只強調外來的一面還不夠，還必須看到我們內部這一面。蚊蠅有從外面飛來的，也有內部孳生的。古語説：“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

一次，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不無氣憤地説：“當前經濟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管得死，效率低。辦一件簡單的事，不知有多少部門管着，不知要經過多少審批手續，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裏行使‘否決權’，而投‘贊成票’的卻很少。許多明明合理的事情不能辦，許多明明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改。造成一種體制性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比之純粹個人作風上的官僚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説，往往危害更大，而且更難克服。”

就上述現象，任仲夷説，各部門都要儘量多‘開綠燈’，不要濫用權力‘亮紅燈’。要多讓‘車走直路’不要總是‘別馬腿’。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任仲夷同志在具有革命傳統和進步思想的中國大學讀書，他在這裏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培養了追求真理、敢於探索的品格和為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以及中華民族的富強而奮鬥的精神。1935年，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和民族危亡的關頭，他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出生入死。從抗戰勝利到全國解放後，他長期擔任地方領導職務，為黨和國家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7年，任仲夷同志受中央委派，從工作了26年之久的黑龍江省，調遼寧省委工作。當時，粉碎“四人幫”不久，“兩個凡是”的極左思想還嚴重束縛着廣大黨員、幹部和羣眾。他以堅定的政治立場，敏鋭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撰寫了《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是偉大的歷史潮流》兩篇理論文章，深刻論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帶領廣大幹部羣眾旗幟鮮明地捍衞馬克思主義、批判“兩個凡是”、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路線。在他主持下，通過深入開展“揭、批、查”，粉碎了“四人幫”在遼寧的幫派體系，解放了一大批幹部，平反了張志新等一批冤假錯案。他提倡農民致富，率先提出搞活農貿市場；主張對企業放寬政策，鬆綁放權；主持制定了遼寧省發展城市集體所有制經濟“三十條”；他兢兢業業地為黨和人民工作，有力地推動了遼寧省的經濟社會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任仲夷同志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他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敢為天下先。團結和帶領省委一班人，率領全省廣大幹部羣眾，在中央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和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下，大膽探索，積極實踐，把黨的方針政策與廣東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克服了重重艱險，經受了嚴峻考驗，為探索廣東的改革開放和在全國先行一步作出了重大貢獻。1980年底，他審時度勢，把發展和調整有機地結合起來，提出“一定要把調整同執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很好地結合起來，努力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靈活措施真靈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三真”方針，確保了廣東經濟穩定健康和更加活躍地發展。1982年初，他果斷提出了堅持打擊經濟犯罪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主張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為避免“一活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循環，他又創造性地提出“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針。在廣東的改革開放遇到錯綜複雜的局面時，他善於駕馭全局，敢於承擔責任，為經濟特區的創立和發展從思想上、政策上、組織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任仲夷同志主持廣東省委工作的5年，是為廣東改革開放奠定基礎的5年，為廣東改革開放做了開創性、基礎性工作，也為全國改革開放探索和創造了經驗，作出了突出貢獻，在廣東干部羣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92年10月，任仲夷同志從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他依然十分關注黨和國家的事業，關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黨的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和反腐敗鬥爭的深入，一如既往地關心着廣東省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他堅決擁護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堅決擁護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始終堅定不移地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仲夷同志在大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建設時期，都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飽滿的革命熱情，勤奮工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自己的畢生精力。他一生勤於學習，尊重客觀規律，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他政治堅定，對黨忠誠，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他工作勤勤懇懇，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不息；他遠見卓識，富於開拓創新精神；他公道正派，堅持五湖四海，顧全大局，維護團結，不計較個人得失；他注重領導藝術，關心、愛護幹部，心繫羣眾，把人民的疾苦時刻記在心上，竭力為羣眾排憂解難；他高風亮節，光明磊落，樂觀豁達，無私無畏，勇於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嚴格要求自己和家屬子女以及身邊工作人員，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

任仲夷同志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

他的一生是堅持實事求是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任仲夷同志的逝世，是廣東人民的一大損失。我們為失去了一位深受羣眾尊敬和愛戴的老領導、老同志深感悲痛。斯人已逝，風範長存。任仲夷同志的崇高品德、優良作風、光榮業績，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任仲夷同志永垂不朽！ ^[3] 

任仲夷始終懷揣人民至上的價值觀，總在考慮人民羣眾如何在經濟上更快地富裕起來，在政治上更好地當家作主、擁有更多的民主權利，在文化生活上更自由地享受豐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成果。他從政70年，從不居功自傲，從不考慮個人利益得失，從不為自己的待遇向組織提要求，即使對制度內的待遇也一讓再讓，堅守克己奉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