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野蘋

1915年4月15日，陳野蘋出生於四川省冕寧縣三分屯村一個耕讀傳家的農民家庭。15歲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址西昌）。省二師校是寧屬八縣惟一一所高等級學校（學制6年），生源來自西昌、會理等縣。 ^[1]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冕寧縣第一個地下黨黨員，在校負責黨的發展工作，回鄉又在冕寧發展黨員。

1933年9月，任中共西昌特支宣傳、省二師校支部書記。中共西昌特支在抓黨員發展的同時，從思想上、政治上提高黨員素質，將黨員安排到工運、農運和兵運中進行實踐鍛鍊。

1935年2月，西昌地下黨由於叛徒出賣遭破壞，陳野蘋被通緝，因在開學返校途中得消息而在鄉隱蔽，逃過一劫。

1935年5月，中央紅軍渡江北上，陳野蘋找到廖志高（後者同為冕寧縣早期地下黨黨員，解放後歷任至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商議接應事宜，派4人南下聯繫紅軍。他們向紅軍先遣團首長彙報了冕寧敵情、黨組織及通往大渡河的道路情況，先遣團首長綜合冕寧地下黨提供的情報和紅軍偵察組探得情報，報經中革軍委同意後，選擇從敵河防軍事薄弱點渡大渡河，將擬經越西大路作戰計劃改為北上冕寧通過百里彝區。由於陳野蘋領導的地下黨的出色工作，冕寧是紅軍長征入川以來第一座入駐休整的縣城，黨中央在冕寧建立了紅軍入川以來第一個地方革命政權——冕寧縣革命委員會，在冕寧成立了紅軍長征途中第一支地方革命武裝——冕寧縣抗捐軍。

5月下旬，中央紅軍在冕期間，陳野蘋先後參加了陳雲、毛澤東主席召開的會議。中央紅軍總政治部幫助建立冕寧地方黨、政、軍組織，陳野蘋任中共冕寧縣工委書記、冕寧縣革命委員會主席、冕寧縣抗捐軍政委。縣工委、縣革委成立後，全力發展武裝，打土豪為紅軍籌集大量物資，動員200多名青年參加紅軍。僅紅軍幹部王首道等走時便帶去一批軍用物資、白洋及200多頭騾馬補充部隊。紅軍大隊離冕後，紅軍留下的1個遊擊連隊和冕寧縣抗捐軍在北進途中的峨瓦遭彝族奴隸主武裝突襲潰散，九死一生始脱險。峨瓦僥倖脱險後，陳野蘋獲知抗捐軍大隊長肖佩雄等骨幹三、四人被殺害，司令員黃應龍被押送至成都。陳野蘋放出個風，説在戰場上被打死了。

1938年4月，陳野蘋輾轉到成都，與省委副書記廖志高接上關係，先後任華（陽）仁（壽）特支書記、慶符縣委書記、江北縣委書記，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發展了一批黨員。

1939年9月，任瀘縣中心縣委委員兼組織部長。

1941年，受川康特委指派，另建遭破壞後的南充中心縣委，同年8月調川康特委（重慶）工作。

1943年7月，到延安中央黨校第三支部學習。

1944年10月，轉六支部，任支部組織委員，次年夏任代理支部書記。

1945年10月，離校回川。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系統認真地學習，為他日後成長為卓越的組織戰線領導人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

1946年4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秘書，11月調《新華日報》社工作，任《團結》專欄主編，支部書記、總學委書記，同時任報務委員會委員，負責報社教育及宣傳等日常工作外。辛勤筆耕，在《團結》上發表多篇文章。

1947年2月28日晨，得知重慶警備司令部下令，限《新華日報》社三時停止一切活動的消息後，有理有節地處理了事變，體現了“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1947年9月，參加四川幹部隊南下，配合大軍作戰。

1948年6月，任陝西兩鄖地委組織部長。當時的陝鄂根據地土匪、反動封建武裝猖獗，他親自帶武工隊和工作組深入一線瞭解掌握情況，向地委彙報。

1949年8月，原川幹隊改名南下服務團，任政治處主任、總支書記（9月改為西南服務團川幹支隊），轉道武漢入川。其間，他傾注全部心血，為黨的組織工作、宣傳工作、幹部教育工作做出突出貢獻，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殫精竭智。

1949年11月，陳野蘋調中共西南局工作，先後任組織部幹部處處長、秘書長、副部長等職。

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秘書長（至1967年）。

1977年，陳野蘋恢復工作，次年初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84年4月，陳野蘋任中顧委委員，雖退居二線，仍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對黨的組織幹部工作中的重大原則問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供中央決策。

1988年，任“富田事變”複核小組組長，對AB團與“富田事變”作出公正科學結論。

1994年8月17日，陳野蘋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二、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 

出版有《野草》、《野蘋詩選》詩集及《河漢日記》散文集。至1988年，陳野蘋發表於中央、省級黨建刊物的文章計數十篇60餘萬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