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玉衡

關玉衡，原名瑞璣，表字玉衡，以字行。滿族，其祖先為葉赫部瓜爾加氏。1898年生於吉林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縣）。

讀中學時因鬧學潮被開除學籍，投身軍旅，由兵士升任至排長、連長，又被選送進東北講武堂深造。畢業後分配至郭松齡部任營長。1925年11月末，郭松齡反張作霖失敗被殺後，因關玉衡同張學良有同窗之誼，又在軍中享有“福將”之譽（他身經數戰，從未負過傷），因此被張作霖留在大帥府，任警備處長兼汽車隊長。

1928年前後，時任東北炮兵軍參謀長的關玉衡鑑於興安嶺科爾沁各旗土匪猖獗，於是會同軍法處長王璞山，上書炮兵軍長鄒作華，建議將編余的炮兵屯墾殖邊，既能安置編余部隊，又可開發荒原，有益地方。不久便得到張學良批准成立興安屯墾區，鄒作華任屯墾軍司令，關玉衡為東北興安屯墾公署軍務處長兼第三團團長，率三團駐佘公府。

1931年上半年，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派遣特務、間諜潛入東北各軍事要塞，刺探情報，預謀發動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當年5月間，日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受軍方差遣，以考察農業為名潛入興安屯墾區，竊取當地軍事情報，於5月25日晚被屯墾軍三團士兵捕獲。在審訊中，中村狂妄蠻橫，甚至大打出手。關玉衡氣憤已極，又鑑於中村雖確有無可抵賴的間諜罪行，侵犯了中國的權益，但在“弱國無外交”的年代，即使提出交涉也難免讓中村等逍遙法外，於是便下令將中村等人秘密處決，此事件史稱“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發生後，日本軍政當局藉此大做文章，他們歪曲事實真相，掩蓋中村的間諜行徑，不斷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東北當局處決“肇事兇手”關玉衡。與此同時，在東北的日本法西斯分子掀起瘋狂的反華聲浪，叫囂“滿蒙生命線”遇到危機。日本國內也大造輿論，甚至出動飛機散發傳單，煽動反華、仇華情緒，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吞東北製造口實。

東北當局迫於壓力，不得不答應將關玉衡逮捕查辦。關玉衡不顧個人安危，親赴瀋陽，揭露“中村事件”的真相。就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9月20日，關玉衡化裝進關，面謁張學良彙報“中村事件”的詳細情況，張學良對其撫慰有加，並委以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議。關玉衡身在北平，心憂東北同胞，不久便辭去軍職，赴上海蔘加了朱慶瀾先生領導的東北義勇軍後援會工作，並化名國爾家，諧瓜爾加氏之音，寓意有國方有家，表明自己報國之志。

日本侵略軍佔領瀋陽以後，立即下令通緝關玉衡及其家屬。關玉衡的弟弟和妹夫慘遭日軍殺害，母親悲傷過度，雙目失明。他身負國難家仇，毅然返回東北的開魯等地，組建民眾抗日武裝，決心直接參加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到達開魯後，化名郭化佳，努力爭取愛國的蒙旗官兵，發動貧苦的農牧民，很快組建起一支千餘人的民眾抗日武裝。北平救國會將其編成遼北蒙邊義勇軍右路軍，委任關玉衡為指揮。

1932年8月，關玉衡率領右路軍在鄰近抗日部隊配合下一舉攻下通遼城，擊斃日軍80餘人，繳獲一批武器彈藥後撤出。接着，又率部攻打遼源，一度攻入城內，但因義勇軍各部協戰不力，日軍又組織兵力反撲，日機也前來助戰，部隊損失嚴重，不得已撤出。關玉衡率領的右路軍抗敵活動給當地民眾以極大鼓舞，日偽當局探知右路軍首領便是處決中村大尉的關玉衡時，也為之震驚。

1933年2月，日軍大舉進犯熱河，國民黨政府毫無切實有力之措施，致使熱河全境不出半月淪陷，關部也在熱河抗戰中潰散，只剩下40餘人撤往張家口。時馮玉祥正在張家口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關玉衡欲率殘部往投，卻被國民黨正規部隊無理繳械，只好隻身返回北平。此後，他往返於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聯絡進關的義勇軍將領，從事募捐和發動民眾工作，支援東北抗日鬥爭。

西安事變前，關玉衡去西安，被張學良委以橫山縣縣長，同中國共產黨人秘密接觸，接受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西安事變後，國民黨當局將他免職除名，後漂泊於西安、北平、南京、新疆等地，最後落腳新疆。在新疆，受盛世才岐視、排擠，歷經磨難總算保住了性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被推選為黑龍江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和寧安縣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並曾作為黑龍江省少數民族代表團成員赴京參觀，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1965年病逝，終年68歲。 ^[2] 

1932年初，關玉衡為了實現自己抗擊日寇的宏願，化名國爾家，從北平到上海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後援會，任委員，負責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的後援工作。6月，改名郭爾佳，化裝到哲里木盟開魯縣，同遼北蒙邊宣撫專員高文彬共同努力，先後建立開魯後援會和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關玉衡任右路軍指揮，高文彬任義勇軍第五軍司令。

右路軍約1500人，系由原熱河省保安隊和蒙旗保安隊組成。部隊缺乏正規訓練，裝備差，槍械、彈藥、馬匹、軍糧嚴重不足，官兵們每日僅靠煮幾穗青苞米充飢，體質弱，戰鬥力不強。關玉衡立即向上海後援會總部求援，很快使全體官兵脱掉破舊的棉襖、皮襖，換上嶄新的單軍裝和草帽。隨後，關玉衡着手整頓部隊投入訓練，但很快被日軍發現，連續派飛機對部隊駐地狂轟濫炸，甚至施放鼠疫毒菌，致使開魯縣城鼠疫蔓延，每天有數十人死亡，部隊亦有減員。面對貧困和死亡的威脅，有人退縮了，開了小差。關玉衡堅持與官兵們同甘共苦，照常操練，穩定了官兵的情緒，待機打擊日寇。

8月，後援會決定攻打通遼，由關玉衡、高文彬指揮。31日凌晨3時30分，義勇軍發起總攻。高文彬率800餘人從城西門誘敵深入，進行襲擊；遼北蒙邊第一路騎兵司令李海山率部由北門向南門進攻；第二路司令劉震玉等率部從東門進攻。義勇軍官兵奮不顧身，英勇衝殺，激戰至下午3時許，營長謝國忱率大刀隊200餘勇士，冒着敵人猛烈的炮火，搭起人梯翻牆而入，紛紛揮刀向日寇猛砍狠殺，砍死日軍60餘人，大刀隊員傷亡8人。激戰至晚9時許，日軍調來偽軍2000人增援。義勇軍遂決定停止攻城，撤回餘糧堡。是役，共斃敵170餘名，繳獲槍支200餘支。

10月4日凌晨4時，義勇軍李海山、劉震玉率部兵分兩路，再次向通遼發起攻擊，與日偽軍激戰一晝夜，擊斃日軍大佐1名、士兵30餘人，於翌日5時許攻佔通遼小街基。是夜，在日軍的反撲下，小街基失守，義勇軍撤出通遼。

10月6日，關玉衡緊急籌集子彈5萬發送到李海山、劉震玉所屬部隊。是日晚10時，義勇軍向通遼發起第三次攻擊。此時，守城日軍調集坦克、裝甲車和重兵扼守城內各主要路口，戒備森嚴，阻擊火力猛烈。義勇軍沒有重武器，只能用步槍、手榴彈向敵人進攻，擊斃日軍70餘人、偽軍90餘人。激戰至翌日凌晨4時許，義勇軍主動撤出戰鬥。

早在義勇軍第一次攻打通遼後不久(9月5日)，關玉衡就在餘糧堡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攻打遼源(鄭家屯)。10月26日，遼源守城偽軍田興濤、於海川秘密派特使面見關玉衡、高文彬表示：“且情願作內應，並作各巷口引導。”關、高遂決定於27日凌晨2時許，向盤踞城內的日軍發起攻擊。高文彬率部從西南攻人城內，直至柴市，被日軍設置的鐵絲網工事和猛烈的火力所阻；李海山率部由城南沿鐵路向城內進攻；劉震玉率部由城西進攻；白夢梅率直屬獨立支隊進攻火車站，燒掉一座庫房；城內偽軍即舉兵策應。日軍頓時大亂，竄入各炮樓頑抗，雙方激戰，火力異常猛烈。至下午1時，日偽軍1500餘人趕來增援，從南、北兩面用炮火向義勇軍猛烈轟擊。隨後，日軍又出動飛機20餘架飛臨義勇軍陣地上空轟炸、掃射，義勇軍傷亡 很大。血戰至下午4時，日軍以南北夾擊之勢，企圖圍殲義勇軍。為避免 遭受更大的傷亡，關玉衡果斷地命令部隊撤出戰鬥，率隊進入康平縣，受到當地羣眾的熱烈歡迎。是役，斃敵340餘名。

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夜襲通遼、遼源，重創日軍，震驚敵偽，吉熱遼邊人民羣眾受到很大鼓舞。北平後援會送來4萬元慰問費，補給部隊製做冬 裝，同時決定任關玉衡為遼北蒙邊抗日義勇軍左、右路軍總指揮。翌年1月，關玉衡指揮義勇軍2000餘人，乘夜幕突然包圍巴拉沈營子日軍營地，隨後發起突然襲擊，以優勢兵力打了個漂亮的殲滅戰，全殲日軍70餘人，繳獲大卡車1輛、槍支60多支。

1933年2月21日，日軍以通遼、綏中為基地，分三路進犯熱河，北侵開魯，南攻凌源，中犯朝陽。2月末，開魯、赤峯等地相繼淪陷；3月4日，省會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

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在《何梅協定》簽定後，為取悦日本侵略者，下令解散東北抗日義勇軍。關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時，被國民黨軍劉汝明部繳械後遣散。關玉衡懷着極其悲憤的心情隻身回到北平。 ^[3] 

關玉衡回到北平後，何應欽等親日分子指責他處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壞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東北的罪魁禍首”，主張逮捕法辦。關玉衡對這些抗日有罪、愛國有罪的謬論十分氣憤，數次去國民黨駐北平軍分會申述，不料反被軍警扣押。後來，由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等愛國組織多方營救釋放。此間，他的夫人因憂勞過度病逝於北平。他將三個年幼的孩子送進北平香山慈幼院，臨別時，深情地對孩子們説：“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領你們回家鄉。”

1935年，蔣介石調東北軍去西北“剿共”。9月，張學良到達西安，東北流亡在各地的愛國志士也隨之前往。翌年初，關玉衡也來到西安晉見張學良。張學良拍拍他的肩膀風趣地説：“你的頭還長在肩上，為你乾一杯吧!”隨後，下令委任他為東北軍駐西北軍聯絡參謀，兼橫山縣縣長。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張、楊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項主張。關玉衡甚為興奮，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滿懷愛國熱情，組建了橫山抗日後援會，親任會長。橫山抗日後援會實際上是中共衡山地下縣委，縣委張書記任後援會 副會長，關玉衡的副官王宗元亦是共產黨員。關玉衡暗中向呂正操部送過馬匹和槍支；與榆林地區八路軍辦事處達成修建橫山至榆林公路的協議。國民黨下令讓他搜查共產黨重要負責人的家，他走了過場，上報“沒有可疑之處”。他還積極訓練縣保安隊、民團，準備抗日武裝。

1939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關玉衡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誣陷，被解除縣長職務。不久，地下黨派人將他接到綏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備團工作的大兒子關松軍。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歲的松軍對他説，是為了打日本參加八路軍的。他高興極了：“好，這才象我的小子，好好幹!” ^[4]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佈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當日凌晨，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天險，徹底摧毀了敵人苦心經營的長 江防線。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此時，關玉衡在桐陵縣任田糧管理處長。

是年冬，在南京軍管會的安排下，關玉衡懷着焦急、幸福的心情，回到闊別17年的哈爾濱與家人團聚。1953年，回到家鄉寧安。在黨的關懷下， 他被選為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寧安縣政協委員，還參加全省少數民族代表團到北京參觀訪問，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合影留念。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他為“愛國軍官”、“愛國民主人士”。關玉衡激動萬分，滿懷深情地説：“共產黨的陽光普照着各族人民的心。”

1965年，關玉衡病逝，享年68歲。

我國少數民族作家烏·白辛同志親題輓詞，寄託哀思：

“生何歡，生逢亂世，血雨腥風，生靈塗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兒，壯懷激烈，誓馬革裹屍，冰霜鐵甲，拔劍斬敵酋，白山峯火始於足下。糾糾武夫，肝膽照人。回首當年，馳騁洮兒河畔，看白浪滔天，應千年無愧。

死何畏，恰得其時，環宇澄清，人間改色，喜碧海謳歌。江南歸叟，勤修史冊，效龍飛鳳舞，歷數晨星，揮毫論功過，黑水塵煙躍然紙上，彬彬文士，鞠躬盡瘁。放眼來日，安仰牡丹江畔。聽松濤韻語，亦萬古安然。”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