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

《開國大典》油畫（縱：405cm；橫：230cm），描繪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盛大慶典。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刻。場面氣勢恢宏，喜慶氣氛熱烈。 ^[2]  時任中國領導人，11位入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董必武、郭沫若，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 ^[3]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2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剛剛就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等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大會司儀、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佈開會。毛澤東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毛澤東在義勇軍進行曲聲中，親自撳下電鈕，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 ^[4] 

1951年初，中國中宣部、文化部開始籌備中國共產黨成立30週年慶祝活動，其中之一就是舉辦黨慶畫展。中國革命博物館，作為參展地，迅速組織中國幾十位知名畫家，進行突擊創作。短短几個月，便創作出近百件革命歷史題材的繪畫作品。美中不足的是，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經典時刻——開國大典的作品沒有。1952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委託中央美術學院，組織完成一幅巨型命題油畫“開國大典”。 ^[5]  中央美院把這項艱鉅的任務，交給了37歲的青年畫家、教授董希文。 ^[6] 

董希文接到任務後，通過對開國大典的電影、攝影、圖片資料的研究，認為資料裏的領導人和廣場上的羣眾不在一個圖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像中，這幅畫應該是新中國開國領導集體與廣場羣眾同在一個畫面的構圖。他決定打破寫實的限制，採用一種表現派和現實派相結合的大膽的藝術處理手法，去選擇畫面構圖。 ^[6] 

畫作草圖構思：董希文先畫了一張草圖，並徵求美術界及文藝界人士的意見。草圖上，董希文創造性的突破有兩個：一個是除毛主席側身站在靠近中間位置外，其他領導人都站在左邊三分之一的畫面裏，而右邊是廣場羣眾，這樣左實右虛相差懸殊的佈局按一般構圖規律來看有失平衡，但卻能更好地突出節日氣氛；另外一個是按正常規律，在毛主席的右前側應有一根大紅柱子，但草圖中被抽掉了，廣場顯得更為開闊。 ^[6] 

第一版創作：為了節省時間，董希文常在畫室的椅子上過夜。由於房間太小，畫幅上接房頂，下貼地板。作畫時，他一會兒爬上房頂，一會兒躺在地上。當《開國大典》已完成七、八成時，董希文的老友、油畫家艾中信等人去他的畫室參觀。討論中他們發現，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澤東，由於站立的位置居中靠前，在畫面上顯得不夠高。大家一致認為，毛澤東的形象不應受立足點造成的透視縮小的限制，有必要加高几分。雖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為了使畫面不留痕跡，董希文用稀料謹慎地把原畫部分洗去，重新畫了一遍。從開始創作到局部修改完畢，董希文用了不到三個月時間，長4米、寬2.3米的巨型油畫《開國大典》便創作完成了。 ^[7] 

1953年4月，中南海懷仁堂里布置了一場特殊的展覽，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參觀《開國大典》油畫作品。毛澤東稱讚：“是大國，是中國。” ^[8] 

第二版：1954年，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被清算，1955年，董希文奉命將《開國大典》畫中的高崗刪除，高崗原位以一盆鮮花代替，為第一次修改。 ^[9] 

被第一次修改的《開國大典》油畫，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然而，僅僅三年後，就發生了“高饒事件”。作為中國時任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的高崗，於1954年初被撤銷職務，8月自殺身亡，1955年3月被開除黨籍。中國革命博物館要求董希文修改《開國大典》，將位於畫面上第一排邊上的的高崗抹掉。為了不使畫面損壞，董希文在其他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的畫像。 ^[9]  第二版《開國大典》油畫，在1959年中國建國10週年之際，被陳列在新落成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裏。 ^[9] 

第三版：《開國大典》第三版有兩個：一個是在原版修改的版本；另外一個，是複製版本，並修改。1966年“文革”風暴乍起，劉少奇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被打倒。中國革命博物館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畫面上的劉少奇去掉。這個修改工程就更難了，因為不是簡單地去掉一個人，而且要另外補上一個人，還要牽動旁邊的人。更為難的是，董希文此時已得了癌症，手術後雖然情況尚好，但體力衰弱，實在難以負擔這樣繁重的精神和體力勞動。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館親自進行修改，在劉少奇的位置上改畫了董必武。董希文在兒子的陪伴下抱病來到博物館，讓兒子當“枴杖”撐着他作畫。他首先將一塊與劉少奇形象一樣大小的布覆蓋在畫布上，然後塗上稀料，這樣可以控制稀料外滲，儘量不去溶解破壞周邊的畫面，然後將劉少奇從畫布上颳去，重新做過底子後，在劉少奇的位置畫上了原本只有半張臉的董必武。 ^[9] 

1970年，當年掌握文化大權的“中央文革小組”，命令中央美院幾個教師回北京，讓他們把創作的幾篇革命歷史畫“刷新備用”，其中就有《開國大典》。而《開國大典》早在兩年前就抹去了劉少奇，“上面”讓刷掉林伯渠，也就是該作品左邊那位，刷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時代，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有林伯渠，搞“約法三章”的也有林伯渠。雖然，當時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林伯渠，早於1960年逝世，沒有趕得上被打成“劉鄧司令部”的人，但與江青有歷史積怨的人，江青一個都不能放過。焚屍揚灰有所顧忌，從畫上抹掉卻是江青的權力能及的。無奈，畫家董希文此時已是重病在身，無力應命了。無力應命也得“刷新”，《開國大典》的特殊影響，決定了誰也不敢把它打入冷宮，使開國大典的歷史成為空白。於是，董希文只好請他的學生來完成新的刪改。這次，學生沒有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刪改，而且臨摹了一幅以應“刷新備用”之需，終於使董希文的筆下，保留了林伯渠的形象，沒有再一次造成歷史的遺憾。（這次可以定性為第三次修改。） ^[10] 

第四版：1972年，當時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週年而籌辦紀念美展，把董希文從幹校調回北京，要求他重畫此畫，而此時董希文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後期，又有人想抹掉畫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來的政治局委員），因為他在延安時曾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這時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誼，靳尚誼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複製了一幅，這是《開國大典》該油畫的第四稿。 ^[9] 

粉碎“四人幫”後，隨着劉少奇的平反，本着實事求是、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原則，中國革命博物館徵得上級同意，決定將《開國大典》恢復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實之詞的連累，作了很大的改動，難以恢復原貌，董希文家屬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動。博物館只好委託畫家靳尚誼修改，當時靳尚誼忙於其他事情，便推薦了北京青年畫家閻振鐸、葉武林。他們在《開國大典》的複製品上畫上了劉少奇和高崗。至此，《開國大典》終於恢復原貌，《開國大典》複製品，存放於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廳裏，而原作則存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畫庫裏。 ^[11] 

董希文創作的《開國大典》油畫，是受動於中國國家行為下，代表一個民族的政治無意識，該幅作品作為紅色經典，是對一個政黨、國家與民族，行走至一個重大歷史時刻的集體記憶，是紅色政治無意識的視覺想象，而全然不是畫家董希文的個人視覺私語。作為畫家的個體，董希文也不敢承擔這幅作品是原創於他個人的創作動機。

《開國大典》充滿了新中國誕生時中國人意氣風發的豪情，以及在油畫民族化探索中的自覺踐行。該油畫作品，是中國老一輩文人、畫家關於政治無意識的集體記憶，由於該幅作品的創作，是那個時代中國美術界的國家行為，所以其本身必然就是一幅紅色經典。《開國大典》是國家畫語。

藝術家不是政治家，藝術家也不應該成為政治家，藝術家應該守護自己純然的職業身份，但是藝術家受動於政治無意識的執著，及其生髮出來的不可遏制的激情與偏執，往往會使他們的立場呈現為一種極為前衞的姿態。藝術家們，可能會依憑藝術家的稚氣，成為一個時代政治無意識的搖旗吶喊者及代言人，並且裹挾着一種非理性的藝術激情而所向披靡。

實際上，上述表述，也可以在一個反邏輯的意義上成立：藝術家也可以成為政治家，藝術家也必須成為政治家，藝術家在政治上對信仰的那種絕不躲躲閃閃的訴求，與執著，必然讓藝術家及其審美表現形式不可限量地承載一種宏大的歷史內涵，而成為一個時代的搖旗吶喊者與代言人。這就是一位宏大的藝術家，及其藝術表現形式的宏大氣象所在。甚至還可以選擇一箇中立的立場言稱：在政治的面前，藝術是渺小的；在藝術面前，政治是功利的。其實，人文批評，永遠是在詭辯中成立的。紅色記憶，是中國從現當代以來，沉澱在信仰中的政治無意識，從理論上遞進一步詮釋，這種政治無意識，當然是一種社會集體政治無意識。紅色記憶作為一種集體政治無意識，在紅色經典畫家的繪畫作品中，無疑成就了他們主流作品所表現的內容。紅色記憶，作為藝術的內容，是在紅色信仰者所能夠認同與接受的那種宏大、莊嚴、完滿、唯美與神聖的表現形式中呈現出來的。

《開國大典》油畫，成功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莊嚴的歷史時刻。作為歷史畫，不同於其他畫種，它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表現事物的本質，既要尊重歷史的真實性，又要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最後要被人民所接受和喜愛。《開國大典》繪畫作品，不僅超越了以書寫的語言對歷史的紅色記憶，更是以畫語完成了多元的視覺想象：在紅色記憶下，去重塑新中國。 ^[12] 

《開國大典》（局部）(3張)

《開國大典》在色彩的運用上，強調色彩的單純和對比。紅地毯、紅燈籠、紅柱子及遠處紅旗的海洋與藍天、白雲、綠樹和鮮花形成強烈對比，使畫面熱烈而明快；金黃色的菊花與藍天、白雲的描繪，既點明瞭秋高氣爽的季節，又與黃色的燈穗相呼應，增強了華貴燦爛、富麗堂皇的歡慶氣氛。

畫天空，不論面積多大，適宜一次塗好，為了將天空畫得乾淨統一，或上下有意識地變化，天色用大碗預先調成上、中、下三層顏色，免得在調色板上拼拼湊湊調得很亂。而調上、中、下三層天色，又應先調上空色，中層色再加白粉或添點其它顏色，就成了下層天際色。

《開國大典》的天空畫得乾淨利落，明朗美麗之極。為了增強地毯的質感，在顏料中摻上鋸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強了地毯的質感。畫中張瀾長袍上的褶皺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摺好，專等到慶典才穿上去的。還有漢白玉的欄杆故意沒有畫得很白，而是偏黃，是為了體現中國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古國。”該作品畫面，強調了物體的固有色，減弱了隨光線、環境而異的油畫用色法，糅進了中國畫的工筆重彩繪畫技法和敦煌壁畫用色的特點。 ^[13] 

董希文創作《開國大典》油畫作品，採用了一種表現派和現實派相結合的手法，藝術處理很大膽。 ^[6]  草圖上，除了毛主席側身站立在畫面中間，其他的領導人都站在左邊大約三分之一的畫面上，形成左實右虛相差懸殊的佈局。從一般的構圖規律來看，似乎失去了平衡。他特別擔心畫成大幅油畫以後，不知將是什麼效果。其次是構圖上天安門城樓中間兩根廊柱之間的跨度大大放寬了，和實際的建築構架也相差懸殊，可能會引起人們的非議。他所以要做這樣的構圖處理，都是為了顯出天安門廣場的明朗開闊，羣眾場面的雄壯宏偉，使得國家領導人置身在這樣一個天地恢恢的氣氛中，從而體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莊嚴宣言。 ^[13] 

為了藝術性地反映這個有着重大歷史意義的莊嚴慶典，作者沒有侷限於人眼所看到的實際場面，而是採取了從天安門城樓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門廣場和大片碧藍的天空展現於觀眾面前。為了開闊視野，他把按一般透視規律應該看到的一根廊柱抽去，使畫面頓覺敞亮起來，展現出一個真正的泱泱大國的氣象。

畫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的中央，正在麥克風前莊嚴地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後站着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董必武、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們胸前佩帶着代表的紅籤，臉上呈現出聆聽着《公報》的激動心情。廣場上紅旗如林、絢麗多彩，整齊的隊伍和嚴肅的標兵顯得莊嚴、隆重、熱烈。城樓上左面的一排大紅柱子及大紅宮燈，嶄新的紫紅地毯、盛開的菊花，朵朵的白雲和天空中翱翔的白鴿，無不象徵着祖國的獨立、自由、繁榮、昌盛與和平。遠處升起的五星紅旗，標誌着中華民族數千年封建制度的結束，也是華夏古老民族的新生。 ^[13] 

從草圖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創造性的突破有兩個。第一個是草圖上除毛主席側身站在靠近中間位置，其他領導人都站在左邊三分之一的畫面，而右面則是廣場羣眾，這樣左實右虛相差懸殊的佈局按一般構圖規律來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個就是按正常視覺規律，在毛主席的右前側應有一根天安門城樓的大紅柱子。 ^[6]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開國大典》油畫，“有獨特的民族形式。” ^[8] 

中國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畫家艾中信：“《開國大典》在油畫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創造了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油畫新風貌。” ^[14] 

中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建築歷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和建築師梁思成：《開國大典》“畫面右方有一個柱子沒有畫上去，這在建築學上是一個大錯誤，但在繪畫藝術上卻是一個大成功。” ^[6] 

知名學者、藝術評論家王進玉：董希文的《開國大典》、羅工柳的《地道戰》、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壯士》、艾中信的《紅軍過雪山》等，為新中國重大美術題材創作開闢了道路，樹立了典範。 ^[15]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刊登油畫《開國大典》，該幅畫被大批出版後，又被印製為年畫發售，並進入中國的中小學課本。 ^[7] 

第二版《開國大典》油畫，在1959年中國建國10週年之際，被雕刻成紀念郵票。 ^[9]  《開國大典》作為表現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作為歌頌新中國成立的世紀傑作，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備受人們的關注。它問世後，《人民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發表了油畫《開國大典》。人民美術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畫和各種美術圖片大量發行，印數達100多萬張，並收入當時的中小學課本。《開國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不久隨即和廣大羣眾見面並博得廣泛稱譽的革命歷史畫。董希文精心設計的這件新穎的油畫被藝術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使他在國際上也獲得了聲譽。自從《開國大典》問世，這幅洋溢神州風采的油畫，揭開了新中國美術史冊的第一篇章。 ^[16] 

2022年5月，入選中國藝術研究院發佈的在“講話”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藝作品榜單。 ^[20] 

2011年6月，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現代經典美術作品展”首度向公眾開放。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展廳兩側懸掛着的幾乎一模一樣的《開國大典》油畫。

靠北側的原作，是1952年原中國革命博物館委託中央美院創作的，由董希文主創。然而，作品完成後，歷經兩次大改。一次是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董希文受命去掉了畫中第一排最右邊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一次發生在“文革”期間，因時任國家副主席的劉少奇被打倒，身患癌症的董希文又於1972年受命將畫中的劉少奇改為董必武。靠南的一幅，是1972年在董希文的指導下，靳尚誼、趙域複製的《開國大典》。 ^[17] 

2019年8月，該作品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屹立東方——館藏經典美術作品展”中展出。 ^[18] 

董希文（1914—1973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1914年6月27日，出生於浙江紹興，1973年1月8日逝世。先後就讀於杭州芝江大學、蘇州美專、上海美專、杭州國立藝專以及越南河內巴黎美專分校等藝術院校。師從藝術大師林風眠、顏文良、劉海粟、常書鴻等前輩，學習中西方繪畫藝術。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董希文隨杭州藝專遷徙於貴州、雲南。 ^[19]  1939年去法國留學。

1943年，董希文到大西北的勞苦民眾中體驗生活。在此期間，他曾用三年時間臨摹了大量敦煌壁畫，並結合現實生活進行創作，在油畫民族化的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1946年，經吳作人、李宗津推薦，董希文到國立北平藝專任教，並參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鬥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董希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他擔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等職。1952年初，董希文承擔了創作油畫《開國大典》的重任。作品有：《北平入城式》《新解放區的生產自救》《抗美援朝》《打擊侵略者》《春到西藏》《紅軍不怕遠征難》《百萬雄師過大江》《千年土地翻了身》 ^[19]  《哈薩克牧羊女》《苗女趕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