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城

公元前678年楚滅鄧國，於其地置鄧縣（治所在鄧城，今樊城鄧城村）；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鄧，置鄧縣（治鄧城），屬南陽郡；漢、三國沿襲；西晉分鄧縣始置鄧城縣，有鄧縣和鄧城縣屬襄陽郡（另一説法：西晉置鄧城縣，鄧城縣屬襄陽郡，鄧縣屬義陽郡）。東晉沿襲之。劉宋大明末（約460年），割襄陽西界為實土，鄧縣屬焉。齊梁因之。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冬，魏師攻取襄陽，得鄧城縣，於附近新置安養縣，樊城鎮升為縣。北周廢鄧城、樊城入安養縣。唐天寶元年（742年）安養縣改為臨漢縣，縣城南臨漢水。唐貞元末（約800年），移臨漢縣治古鄧城，遂為鄧城縣。五代因之。北宋仍為鄧城縣，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省鄧城，入襄陽”，襄陽縣轄境遂擴展到漢水以北。元為鄧城鎮，明、清或鎮或村 ^[1] 

古鄧城位於今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西北，是西周至春秋早期古鄧國都城，楚、秦、漢鄧縣治所，三國至南北朝時期鄧城縣縣城。文獻和考古資料證實，古鄧城距今有近3000年的建城歷史，是襄陽城市的源頭。它在西周至西漢早期一直是襄陽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襄陽縣設立後的西漢早期至東漢時期則仍然是漢水北岸的中心，東漢特別是晚期以後，其地位逐步為南部不遠的樊城所取代，三國時已失去其往日的輝煌，處於衰敗時期。

儘管歷史文獻對鄧城的記載不多，但仍可看出三國時期的鄧城依然有一座城池。《晉書》卷七十四載：“慕容垂、毛當寇鄧城”，這間接證明了鄧城到東晉時期依然存在的事實。這座城就是殘存的鄧城城址。

該城址基本保存完好，平面略呈長方形，南北長800～825米，東西寬600～675米，城牆殘高3～6米，東南角最高。四面城牆中部開門，今可見四個缺口。城外護城河寬20～40米，深1～4米，現淤積較為嚴重，部分河段已被回填。城垣內及城內外地表暴露遺物十分豐富，從其特徵分析，這座城的最晚維修時間就在南北朝時期，之後不久很可能就廢棄了。

城址外圍三國時期的遺蹟相對於兩周、秦、漢而言減少較多，這一方面證明了鄧城此時地位的下降，不過少量規模較大墓葬的存在又説明了古鄧城的城市基礎依然相對較好。

本時期相對集中的墓地有三個：一是城址北側的“九冢”墓羣，原有封土堆9個，後遭到破壞，時代為東漢晚期到三國時期，其中已發掘的M1(賈莊大冢)為通長12米左右的大型多室墓，由甬道、前室、後室、耳室等幾部分組成。前有較長的墓道，隨葬器物雖因嚴重破壞而幾乎全為殘片，但仍可看出其種類和數量豐富。該墓遭到過嚴重盜擾。據介紹，墓冢上原有較大封土堆，底徑約50餘米，上世紀70年代被推平；現仍殘存的1座墓葬封土堆底徑約50米，殘高7米左右，也是一座規模較大的墓葬。二是西北側的張營墓地，發現漢、唐墓葬40餘座，其中有1座前室和雙後室組成的中型多室磚墓，墓室長約8米，隨葬器物有較多的陶器，時代約為東漢晚期。三是南約1公里的賈巷墓地，發現東漢晚期至西晉時期10餘座大、中型磚室墓葬，面積在10～100平方米之間，最大者為M8，為“H”形雙路多室墓，墓壙南北通長11.12米、東西通寬10.48米。南、北路各由甬道、前堂、後室、耳室組成，並在前部甬道間再以甬道連通。除前堂為四隅券進式穹窿頂外，其餘均為券頂。南、北前堂及後室的填土中見零星的人骨殘骸。隨葬品置於北前堂及甬道，因被盜嚴重而僅存少量，有銅鏡、“五銖”錢和陶碗、盤口壺、碟、圈、甑、倉、灶、鎮墓獸、狗、壺、樓等，時代約為三國時期。

鄧城內外地下歷史遺存十分豐富。相傳城內偶有銅鏃、金粒可拾，城內有時殺雞還可取出金粒，故有“鄧城不賣活雞”之説。 ^[2] 

鄧城遺址（今襄陽市鄧城大道附近區域），鄧城從西周建城，秦漢置縣，宋元設鎮，明清荒廢，在長達3000年的歷史長河中三國時期的鄧城，使襄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更具古研究、考古、發掘價值。古城遺址，遺留古蹟豐富，如烽火台、玉帶井、九冢、寧國寺、城北山灣的古墓羣。鄧城出土各種文物達3000多件，其中“上府簠”、“鄧公乘鼎”和“吳王夫差劍”最為珍貴。這裏規劃建設鄧城文物公園，關羽水淹七軍古戰場博物館，重現當年古戰場之雄風。 ^[3] 

鄧曼,女，曼姓。鄧侯之女。鄧城（今襄陽市西北6公里處）人。春秋初楚武王夫人。為人賢惠聰穎，常對楚武王的某些活動進行勸謀。生子熊貲，後為楚文王。《左傳》中有關她的記載文字：【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鬥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niǔ）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左傳·桓公十三年》）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餘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鬥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左傳·莊公四年》）

鄧曼被後人認為是“知人”、“知天道”，其實更確切的説是鄧曼善於思考、明達事理，正是她的這些優點給人“知人”、“知天道”的智人的形象。楚武王有此賢內助，楚國能有此國母，真是君王和國家的福分了。

魏泰 ，男（生卒年代不詳），襄陽鄧城人，字道輔，號漢上丈人、臨漢隱居。北宋著作家。出身世族。泰恃才豪縱，曾在試院中毆打試官幾死，未被錄取。後博覽羣書，廣交遊，與王安石、黃庭堅等過往甚密。徽宗初年（公元1101年），大臣章敦贊其才，推薦他做官，他無意仕途，拂袖還鄉。姐夫曾布是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與呂惠卿等制定了青苗、保甲等法。魏泰對王安石的變法持肯定態度，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語意見。後曾 布攻擊章敦呂惠卿，他亦附和。 泰性詼諧，善辯，與人談笑，無人能當其詞鋒。長以詩文，尤好談論朝野趣聞。所著《東軒筆錄》，記載了王安石變法經過，英宗（趙曙）庇護皇親，打擊報復他人的內幕，以及朝廷、官衙中貪污賄賂、狼狽為奸的詳情。因為他多與上層人物交往，熟知內情，所以此書是宋人筆記史料價值較高的一種，以後多被史家所引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引用《東軒筆錄》達三十六條之多。 他除了著有《東軒筆錄》十五卷外，尚有《讀錄》一卷，《臨漢隱居詩話》一卷，《訂誤集》二卷，《書可記》一卷，《襄陽趣吟》二卷，《臨漢隱居集》二十卷，《襄陽形勝賦》等。其詩自成一家。如“博山繞沉水，煙燼氣不來。日幕白門前，楊花終成雪”。

魏玩，女，字玉汝。襄陽鄧城人。北宋女詞人。出身世家。自幼博覽羣書，尤以詩詞見長。後為徽宗右僕射（丞相）曾布（曾鞏弟）之妻。她極力提倡並恪守封建倫理道德，多次受朝廷褒獎，封魯國夫人。著作頗多，曾編有《魏夫人集》。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評價説：“本朝婦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李易安，即我國古代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魏與李並列，可見其造詣之深。 魏玩之詞多散佚，清康熙年間編輯刊印的《詞綜》內有《菩薩蠻》、《點絳唇》三首，《詞律》內有《系裙腰》一首。其詞多寫悠閒情及風光景物。描寫景物的，如《菩薩蠻》中的上片：“溪山掩映斜陽裏，樓台影動鴛鴦起。隔岸兩三家，出牆紅杏花。”語言清雨，形象逼真。抒發情懷的，如《如事近》中的下片：“不堪西望去程賒，離腸萬回結。不似海棠花下，按涼州時節。”感情真摯，愁思動人。尤其他們夫妻之間的唱和詩，常受到當時人們的讚賞偉誦。如《戲文肅》中有“使君自為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金馬並遊三學士，朱幡權對兩諸侯”之句。情意深厚，對仗工整，不失為一代名家。其弟魏泰，有口才，工文章，閒居漢上，未做官。

範宗尹，南宋初宰相。字覺民，襄陽鄧城(今湖北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靖康初，以論棄太原三鎮為言者所劾，罷歸。張邦昌立為楚帝，遣其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出知舒州，又以受偽命責置鄂州。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四年，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紹興初，為秦檜所擠落職(同上書卷一五)，出知温州。六年，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篤學工文辭。其《游龍華寺二首》雲：“宿雲開嶺岫，晚稻沒川原。村暗桑枝合，林紅柿子繁。”描繪山中晚景如畫。《全宋詩》卷一八七○錄其詩六首。《全宋文》卷四二五一收其文一卷。事蹟見《嘉定赤城志》卷三四、《宋史》卷三六二本傳。

董振，男，又名連生（1903—1927），字興國，鄧城人。9歲時入本村寧國寺和私塾讀書。1914年，隨叔父董曦轡到鴻文書院就讀。1925年6月上海“五卅”慘案消息傳到襄樊，董積極投入反帝愛國運動，成立了“五卅後援會”募捐，支持上海工人運動，不久，他同董曦轡、馬遊等進步師生髮起了轟動全省的反教會運動，罷課、遊行，要求收回教育權。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8月任中共襄陽縣委員會委員，兼農運部長，成立了13個區農協會，籌辦槍支彈藥，打擊土豪劣紳氣焰。8月26日襄陽駐軍張聯升勾結地方豪紳，將董誘捕，次年5月27日在襄陽西門外就義，建國後，縣政府將其遺骨遷葬於襄陽烈士陵園，並立了墓碑。

鄧城一帶不僅是襄陽市人類祖先最早的活動地區之一，也是我國保存為數不多的地標性古遺址，2006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證明，鄧城從西周建城，秦漢置縣，宋元設鎮，明清荒廢，在長達3000年的歷史長河中，有太多耐人探尋的歷史往事，有待後人破解。

公元1127年，康王趙構在臨安府(杭州)建立南宋政權。作為京西重鎮的襄鄧地區不僅成了南宋重要的軍事屏障，而且成為宋金對峙的邊境地帶。紹興三年(1133)，襄鄧地區被偽齊將李成所得，劉豫在此建立“大齊”傀儡政權，紹興四年(1134)，南宋把進軍收復襄鄧的任務交給了岳飛，岳飛領旨後一舉收復襄陽六郡。由於南宋對金人入侵的態度採取的是“議和為主”，而襄鄧地區被岳家軍收復後，金兵一時拿不下襄陽，襄鄧就成了宋金對峙的地區，而襄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優勢日漸凸現，“省鄧城入襄陽”已是大勢所趨。南宋隨後將鄧城設鎮，最終作為宋金物資交易的互市，一方面方便了雙方的物資交流，更重要的是出於政治目的，達到“以求和解”。

《宋史·食貨志》載：乾道元年(1165)，襄陽鄧城置榷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榷場即為在邊境設立的貿易市場，場內貿易由官吏主持，商人須納税、交牙錢、領證明文件，如關子、標子、關引等方能交易。榷場的商品往往是專賣，官府從中獲得較高税利，像茶葉、食鹽、酒等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在鄧城設立榷場是有一定市場基礎的，北宋大觀元年(1107)的銘文磚中，可辨的村莊就有鄧村、石勒村、羊林村、西女村、青景村等村名，銘文中還有阿張、阿屈明顯具有南方人稱謂的姓氏，而石勒村等村名又帶有北方少數民族的痕跡。考古隊在鄧城周圍搶救發掘的宋墓也不在少數，因此可以講，兩宋時期，鄧城一帶人口密集、商貿繁榮。

如今在鄧城城址內的田地裏，仍散佈着大量的宋金時期的瓷片，這些瓷片既有南方窖口的龍泉青瓷，也有北方窖口的邢窖白瓷。另外，還有大量的宋代吉州窖、均窖、磁州窖、建窖、耀州窖等全國各地著名的民間窖口瓷片。

南宋雖然在鄧城設置榷場，以求政權上的平安，但軍事防禦仍不敢鬆懈。《宋史卷九十七·荊襄諸水》中記載：慶元二年(1196)，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修作鄧城永豐堰，可防金兵衞突之患，且為農田灌溉之利”。這“永豐堰”就是現今鄧城以北3公里處的“普陀堰”。此堰也可算是襄陽市歷史上平戰結合的一個水利工程了。在襄陽城南峴石寺遺址的峴石背後，還仍可見南宋慶元丁已(1197)年端午日，抗金將領趙淳囑程九萬銘書的遊記摩崖，這方珍貴的銘刻，也是那段歷史有力的佐證。

鄧城由西周的鄧國，至宋元以後淪為村鎮，巨大的行政嬗變彷彿是一夜之間的事，因此，在襄樊民間便有了“鄧城一夜搬到襄陽”的傳説。

中新社從湖北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2012.8.29在該市境內的春秋時期鄧國都城遺址附近一處建築工地發現了古墓羣，2012年8.30日已上報至國家文物局。據初步推斷，古墓羣跨越公元前後近2000年。記者29日上午在現場看到，由於正在等待國家文物局的審批，工地施工已經停止，被挖出的陶罐等少量器物被就地妥善保管。現場考古工作人員已初步清理出20多個墓坑

據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陳千萬介紹，古墓羣是否挖掘必須等待國家文物局的批覆，從已出土的器物推斷，古墓羣從東周至宋朝均有，上下跨越近2000年，多為平民墓，對於研究中原地區風土人情的變遷有着重要價值。

鄧國都城遺址又稱鄧城遺址，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湖北襄陽市樊城區團山鎮，是春秋時期鄧國的故都，曾出土鄧公乘鼎、吳王夫差劍等重要文物。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