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考

李春雷，男，1968年2月出生，河北成安縣人，先後畢業於邯鄲學院英語系和河北大學中文系，國家一級作家。1989年參加工作，曾任邯鄲晚報社文體部負責人，邯鄲日報社總編室主任，《邯鄲文學》雜誌社社長、邯鄲市文聯副主席、邯鄲學院歷史系書記。現為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

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發表作品，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歲》；長篇報告文學《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寶山》、《赤岸》、《鐵壁銅牆》、《山生》、《搖着輪椅上北大》等，中短篇報告文學《木棉花開》、《夜宿棚花村》、《索南的高原》等。曾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第二、三、四屆徐遲報告文學獎（歷史上唯一蟬聯三屆的獲得者）、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冰心兒童文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郭沫若散文獎、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報告文學一等獎、河北省五個一工程獎（蟬聯五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蟬聯三屆）、第二屆全國報告文學“正泰杯”大獎、第一屆全國“五一”文化獎等。

其早期代表作《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寶山》大氣磅礴、語言精美、思想深邃、被文藝界公認為中國工業題材文學創作的代表性作品。致力於報告文學藝術性方面的廣泛探索，取得突出成就，其短篇報告文學《木棉花開》發表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被300多家報刊轉載和選載，被公認為當代報告文學的名篇；《夜宿棚花村》被入選《大學語文》課本，廣受好評；《搖着輪椅上北大》風行全國校園，網上好評好潮，被全國上百所中小學校指定為必讀教材。另有《雪中小卓瑪》、《索南的高原》、《北海，你好！》和《鄉村的笑靨》等深受社會好評，被譽為當代短篇報告文學創作和欣賞的優秀範本。

李春雷系魯迅文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報告文學作家，也是徐遲報告文學獎歷史上惟一蟬聯三屆的獲獎者。2007年12月當選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2012年6月當選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2]

河北省委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通知，決定將報告文學《趕考——西柏坡感思》確定為全省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輔導教材，要求各地各單位做好教材的分發及組織學習工作。

人民，是永遠的江山！

羣眾，是永恆的考官！

生機勃勃的中國共產黨，就像一個進京趕考的青衿學子，揹負行囊，黎明起身，踏着曙色，向前向前，一路走過南昌、瑞金、遵義、延安、西柏坡……從農村到城市，從在野到執政，從落後到超越，從經濟建設到政治建設，面對一個個全新的課題，交出了一張張真誠的答卷……

實際上，面對未來，面對一個個隨時出現的複雜多變的國內國際難題，趕考，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來説，是一個永恆的過程！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廣大、最權威、最公正的考官！因為他們，只有他們，才代表着最迫切的現實，最根本的利益，最長遠的未來。只有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地交上一份份合格的答卷，才能贏得他們的熱誠擁護和全力支持，從而實現真正的國家繁榮和民族振興！

毋庸置疑，在這個漫長的行程中，西柏坡是中共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拐點。正是在這裏，孕育成熟了諸多獨特的經驗和智慧；正是在這裏，取得了諸多決定性的勝利；正是在這裏，發出了響徹歷史的警世恆言——“兩個務必”。

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中共歷史上事業最輝煌、作風最民主、全黨最團結的時期，也是最具魅力、最具活力的時期！

所有這一切，都是取勝的秘笈，更是永遠的財富，適用於當時，適用於現實，也適用於未來……

兩個務必，永遠務必！

現在的中國，正面臨着又一次巨大的趕考。國內國際問題複雜而尖鋭、嚴峻而迫切。這實在需要全黨上下更加精誠團結，更加勤政廉政，更加自省自礪，加強和深化自身的制度建設，制定出更加符合羣眾意願和文明方向的政策，用抓鐵有痕、踏石有印、壯士斷腕的決心，去實現大突破，去實現中國夢。

讓我們凝思西柏坡！

讓我們共同去趕考！

憂焚在胸，輝煌在前！

——作家題記

趕考（報告文學）

——西柏坡感思

李春雷

2014年3月的一個週末，我又一次來到平山縣西柏坡村。

小村的南面，是羣山環繞的崗南水庫，一汪煙波浩淼的春水。岸邊是一株株扁扁圓圓的柳樹和楊樹。滿樹的枝條已經泛青和軟化，蠕動着密密麻麻的綠豆模樣的鵝黃，遠遠望去，像是一片片飄渺的青煙。一羣羣精精靈靈的山雀、鵪鶉和斑鳩，在青煙嫋嫋間嬉鬧着、追逐着，忽地又呼嘯着衝向湖面，碎成了一粒粒細微的塵影……

65年過去了，時間的背影，已經遠逝。當年的西柏坡，早已沉睡在水庫的底泥中，封存在歷史的記憶裏。

晚飯後，我獨自圍繞着小村散步。寂靜的夜幕裏，四野無聲。山裏的月亮白白胖胖，乾乾淨淨，像是一位儒雅的書生朋友，與我形影相隨，談話古今。

在旅遊的喧囂中忙碌一天的中央大院，終於安閒下來了，在月光下靜靜地蜷卧着，悄悄地閉上了眼，像是在沉睡，又像是在沉思。

我遠遠地端詳着它，隱隱約約中，似乎又看到了那一盞盞朦朦朧朧的燈影，聞到了那一股股濃濃淡淡的花香，聽到了那一陣陣窸窸窣窣的細語……

應該説，國共和談破裂之後的1947年，是中共歷史上極端危機的時期。

去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全面進攻；當年3月，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指揮25萬兵力，在100多架轟炸機的配合下，全力重點進攻中共的核心所在——陝甘寧邊區，其氣焰之洶洶，大有巨石擊卵、餓虎撲雞之勢。而中共在延安周圍的部隊，不足3萬人。黑雲壓城，岌岌可危，千鈞一髮。

3月14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停播。中央軍委緊急發佈《關於邊區各部隊保衞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須在三十里鋪、松樹嶺線以南地區阻敵十天至兩個星期。但面對20倍於我的強敵，阻擊部隊最多隻能堅持一個星期。

3月18日，毛澤東愁坐在窯洞裏。又是一輪猛烈的飛機轟炸，窗户紙全部震裂了，爆炸的氣浪湧進來，燃燒彈的油漬濺滿了牆壁，斑斑點點。

當天下午，中共中央被迫撤離經營了十多年的紅色首府——延安。

雖然有不少專家和圖書強調撤離的主動性和從容性，但也有大量史料記載胡宗南在窯洞裏繳獲了中共首腦的日記本和私秘用品等等。

其後的一年時間裏，毛澤東率領着這個被西方媒體稱之為“一個800多人的國家”的中共首腦機關的男女老幼，包括他的夫人江青和7歲的女兒李訥，在美式裝備的追殺下，輾轉在陝北的棗林溝、小河村、王家灣、朱官寨、神泉堡、楊家溝一線，晝伏夜出，餐風宿露，其倉惶之態可想而知。

3月底，中共中央在棗林溝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在彭德懷部隊的掩護下，留守陝北，但改名換姓，各取代號為李德勝、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劉少奇、朱德等人，則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東渡黃河，向華北方面轉移，擔負中央委託之任務。隨後，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轉移至山西省臨縣，組成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

明眼人可以看出，分開的三路人馬，均是文武搭配，自成體系。

中共中央這是出於全面考慮，做出了最壞打算。如果出現不測，中國的紅色革命還要繼續進行下去啊。

但是，僅僅不到兩年時間，形勢便發生了神奇變化，柳暗花明，雲開日出，天翻地覆，乾坤逆轉。

從1947年3月逃離延安，忍辱蒙垢，疲於奔命，到1949年3月移榻北平，問鼎中華，奠基建國。勝利到來之快，大大出乎世界之預料。

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從未曾有過如此戲劇性的大逆轉！

衰盛之理，敗勝之道，箇中玄機，其誰得知？

當代關注和研究危機公關的達人們，實在應該深入探幽這其中的潛移默化。中共的領袖、將士和羣眾，如何精誠團結，上下同欲，共赴危難，力挽狂瀾，化腐朽為神奇，扶大廈之將傾。這似乎比中共歷史上化解的歷次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都要驚險得多，精彩得多，成功得多。

而見證這一人類奇蹟的，就是太行山中的一個小小村莊。

西柏坡，實在是中國共產黨的福地！

1，千年一凝眸

其實，歷史的腳步選擇在西柏坡駐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隨着形勢的變化，中共的總部機關曾設想從延安遷出後，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但遷到哪裏呢？先是凝眸淮陰，後來聚焦承德和哈爾濱，隨着戰局危急，又傾向於晉西北、晉冀魯豫或晉察冀。

匆匆忙忙的棗林溝會議，對中央工委的落腳之處並沒有明確，只是約略而言“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託之工作。”在中央工委轉移的過程中，曾有過前往劉鄧開闢的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計劃，因為那裏面積更大，戰事更穩，而且新華社等機關已經遷移過去。但到達晉察冀之後，按照中央“停留一短時間，瞭解和解決該地區軍事行動問題”的指示，確定暫時留駐。在此期間，聶榮臻盛情挽留。

時任中央工委秘書長的安子文後來追述：“這時晉察冀領導同志提出，他們地區存在許多問題，如何打仗問題，石門是京廣、德石、石太三條鐵路交點，還沒有解放，張家口又失守，及土改問題等，想留中央工委在晉察冀。會後向中央作了請示，毛主席回電批准留晉察冀。”

對於具體的選址，朱德的思路是“要選跟全國各地聯繫較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比較暢通，卻又不在大平原上。”劉少奇的思路是，要考慮最後指揮大決戰的適當位置。

經過反覆考察和比選，最後確定西柏坡。

西柏坡村始建於唐代，原稱柏卜村，古時因村北的坡嶺上松柏蒼翠且與東柏坡村相對居西，遂取名西柏卜。民國年間，改為現名。

選擇這裏，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縣是紅色老區，羣眾基礎好，是著名“擁軍模範”戎冠秀的故鄉，也是風靡各大解放區的歌劇“白毛女”原形人物的故鄉，更是保衞中央總部的“平山團”的故鄉。西柏坡村就是其中一個有名的“抗日模範村”和“支前模範村”，抗戰期間，先後有8名青年參軍參戰，民工支前700多人次，做軍鞋400多雙、軍衣600多套（件），碾軋軍糧200多萬斤。小村雖然人口少，卻有黨員30名。

再一個原因，就是這一帶比較富庶吧。滹沱河兩岸灘地肥美，稻麥兩熟。西柏坡北面的陳家峪，西側的北莊、南莊，東側的東柏坡村，都比較大，東北方向5裏外就是一個大集鎮——西黃泥村。將來附屬部門遷來，便於安置和供給。

最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勢。這裏位於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太行餘脈由西南而東北，峯巒起伏，山崗連綿，地勢險要。而這裏正處於太行山與大平原的交接處，東西面有兩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雙臂，形成一個馬蹄型腹地，將小村緊緊地擁抱在懷中。

軍事專家分析説，背靠大山，面臨平原，能攻能守，可進可退。若戰局順利，可東出華北大平原，佔領石家莊，控制京廣鐵路，進而南北蔓延，直達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測，則可撤回層層疊疊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龍歸大海。

當時的西柏坡村，是什麼樣子呢？

只有85户，325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貧農和中農，只有一個段姓地主，有文化，很開明，與村民相處融洽。

小村的東部，是一座小山包，土名老鼠嶺，嶺前嶺後散落着幾户人家。

若徵用這一片地方，老鼠嶺下開挖防空洞，四周辦公住宿，不啻是一個既隱秘又安全的機關場所。

於是，通過村長，與幾户人家商談。老百姓十分配合，爽快地答應了。

劉少奇率領的中央工委，是1947年5月進駐的，對外號稱“工校”。

為什麼是“工校”？現在想起來，真是有着一番特殊寓意呢。工人，工廠，工業，工業化，其中凝含着共產黨的理想和未來。

中央工委落户後，就開始秘密營造中央大院，為毛澤東的到來做準備。

採訪時，筆者曾走訪毛澤東的房東閻受朝的兒子閻文習。

閻文習當年18歲。他説：大約1947年9月，就不斷有牛車驢車往這裏運送木頭，我好奇地問，拉這麼多木頭幹什麼？卸木頭的人隨口答準備蓋房子。但讓誰蓋，為誰蓋，卻弄不清楚。過了一段時間，村幹部領着一個穿灰軍裝的人來到我家，屋裏屋外看了一遍後説，“工校”首長要借你家房子居住，行不行呀？父親閻受朝雖不是黨員，但思想進步，不假思索就滿口答應了。那時我全家6口人，父親40歲出頭，土改中剛分得5畝稻田，全家人都非常滿意。為了給“工校”讓方便，我們就借住到村東岸閻受田家，不久又搬到村西岸閻濤家。

後來的宣傳中，把西柏坡一帶描繪成世外桃園的樣子，山上松柏青青，户户梨花飄香。其實不然。

據老年人説，當年的老鼠嶺光禿禿的，山嶺只有三兩棵榆樹和一叢叢酸棗，半坡處偶見一兩棵低矮、邋遢的松柏。村民們四季燒柴，牲口們常年吃草，需要量太大，山上能做薪柴的樹枝灌木全被砍光了。

西柏坡周圍的山呢，也都是土得掉渣兒的名字，驢山、牛山、馬山、王八島、壇壇堖……

歷史的傳説，總是塗滿着理想的油彩，而現實中的原汁原味兒才是最真實的。

2，耕者有其田

當年，各個解放區廣泛傳唱着這樣一首歌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共產黨的恩情説不完……”

其實，農民們並不在乎頭頂上的“天”，那些空空蕩蕩的蔚藍和明朗，都是文人的浪漫和夢想。他們最在乎的是“地”——腳底下實實在在的黑土地、黃土地或紅土地。

土地問題，從來就是中國農民最關注的焦點。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都提出過類似“均土地”的訴求。即使是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作為其“三民主義”的主要內容，並終生孜孜以求之，但最終也落空了。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特別是廣大農村處處敗落，毫無生機，農民階層則食不果腹，飢寒交迫。在此背景下，志士仁人曾提出過很多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案，但幾乎都不約而同地落腳到了防止土地兼併和實現“耕者有其田”兩方面。而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則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思想。

應該看到，給農民以必要的土地，並不是近代中國某個人或某個黨派的個別主張，而是有識之士的共識。只不過，同其他黨派相比，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將此願望貫徹於實踐的最堅決的政黨。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為革命的主要內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和戰爭需要，將平分土地政策調整為減租減息政策。隨着解放戰爭的到來，中共中央於1946年5月4日發出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佈堅決支持和保護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鬥地主、分田地的農民運動開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着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對某些地主照顧太多。在各解放區內，不少縣級以上幹部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區、村幹部和支部黨員中也以中農成分為主。於是，少數幹部便藉機多分土地，貪污公糧公款，新地主和新富農又滋生了出來。

分管這項工作的劉少奇，已經敏鋭地覺察到了這種“右傾”現象和黨風問題。

於是，中央決定在1947年5月4日召開土地會議，討論並解決這些問題。但由於中央撤離延安，這個計劃不得不中止。

5月31日，中央工委經請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意，向各中央局發出通知，決定七月在“到晉察冀之平山縣開會。”

1947年7月17日，一個火熱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惡石溝西側的打麥場上，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特殊會議召開了。

關於這條著名的惡石溝，很多書籍記載其位於西柏坡村外。其實，這條溝就在小村中間，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時乾涸，只在暴雨時節才咆哮幾天。溝的西側是一片橢圓形麥場，空蕩蕩的，像是在等待着什麼。

這裏還有一個細節，雖然不雅，卻也真實。其實，惡石溝的真名是屙屎溝，是幾百年來約定俗成的土名，也是山裏人鄉土文化和生存狀態的寫照。土地會議後，文人們嫌其失雅，便在行文時改為現名。

那天一大早，麥場上的石塊和糞便被清掃得白白淨淨。白白淨淨的麥場，像一張剛剛烙出的渾圓的大餅，香噴噴的，散發着莫名的誘惑。

工作人員在麥場北側放置一張褪色的條桌和幾條長凳，這就是主席台了。沒有會標、沒有標語、沒有水杯，更沒有麥克風和擴音設備。

面對主席台的中央腹地，排放着一個個高高低低的小凳子，這就是代表們的座位。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開會時帶來，散會時各自帶回住所。

場地的四周有幾棵半大的槐樹和大葉楊，根本擋不住三伏天的熾熱。為了遮陽，會場上方臨時扯起了一個布棚。布棚下面，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聶榮臻、葉劍英、薄一波、廖承志、鄧穎超、劉瀾濤、羅瑞卿……

為了這次會議，不少人半年前就出發了，裝扮成商人或教書先生。為了躲避國民黨的封鎖線，東北局的代表甚至還繞道朝鮮，從山東登陸。

劉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腦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堅定地揮舞着，像是在表示：共產黨不允許這個世界存在不公平現象，也不允許自己凌駕於羣眾之上，土改必須徹底，作風必須轉變！

頭頂上的陽光火辣辣地燒烤着。聶榮臻坐在小凳子上，一邊聽，一邊記。他身後的薄一波，赤腿搭在一個石墩上，邊擦汗邊搖帽子。

圍觀的山雀、鵪鶉和斑鳩們，看着這一羣黑黑瘦瘦、南腔北調的陌生人，格外興奮，在樹枝上和天空中“嘰嘰喳喳”地叫嚷着，實在有些喧賓奪主。幾個持槍的戰士悄悄地走過去，狠狠地往樹上投擲石子和土塊，鳥兒們猛地意識到闖禍了，便趕緊閉嘴，驚慌地四散飛逃，像一夥神出鬼沒的蟊賊。

近來，劉少奇一直在鬧胃病，雖然天氣燥熱，卻仍要用暖水袋捂着肚子，1.75米的大個子，體重還不足100斤。此時的他，已經離婚，獨自帶着幾個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頓的時候。

開幕式過後，會議便採取大會集中、小會分散的形式。代表們都住在附近村裏，大多時候是分頭交流和討論。

這期間，劉少奇每天的工作就是聽取各地彙報。約談之前，他總是囑咐工作人員：“態度一定要客氣，就説少奇同志請你去談話。”

那態度，那語氣，如同一個文質彬彬的教書先生。

在此後的一個多月內，麥場上的小凳子們聚聚散散。

代表們真實地反映了各地情況，提出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漸漸地，劉少奇對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情況全面掌握了。

在這段時間裏，劉少奇與轉戰陝北的毛澤東聯繫特別稠密。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報告：“全國土地改革只有晉冀魯豫及蘇北比較徹底；山東、晉察冀、晉綏均不徹底；東北、熱河新區情況尚好。綜合各地農民要求有四大項：即土地、生產資本、保障農民民主自由權利及負擔公平，其中土地及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與鞏固土地改革徹底勝利的基本條件，是全體農民向我政府和幹部提出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們幹部強迫壓制羣眾的作風，脱離羣眾，已達驚人程度……”為此，他提出了“建立各級農民代表會”等建議報告。

8月13日，毛澤東覆電，認為劉少奇所提出的原則是正確的，同意將報告所述方針提到土地會議上討論。

9月5日，劉發電：“多數意見贊成徹底平分，認為方法簡單，進行迅速，地主從黨內黨外進行抵抗可能減少，壞幹部鑽空子、怠工、多佔果實的可能亦減少。而缺點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農外，還可能從約佔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農那裏抽出或換平一部分土地。得利者在老區亦仍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動者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團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因系徹底平分，中農的不安與動搖反而減少，故大家認為利多害少。”

9月6日，毛澤東回覆：“平分土地利益極多，辦法簡單，羣眾擁護，外界亦很難找出理由反對此種公平辦法，中農大多數獲得利益，少數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時得了其它利益（政治及一般經濟利益）可以補償。”

……

無影的電報密碼在天空中飛來飛去，編織着玄幻的歷史風雲，醖釀着天網般的民族命運……

一抹猩紅的曦光，靜靜地塗染在西柏坡上，像新鮮的蛋黃，顫顫的。

那是中國的未來！

9月13日，全國土地會議閉幕，劉少奇做“為徹底平均地權而鬥爭”的結論。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

大綱規定：“（一）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二）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三）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四）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五）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組成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

這個簡陋的會場，喊出了中國農民兩千年來壓抑在心底的一句話：平分土地。

這句話像一個火種，經太行山的山風一吹，火星四濺，燒遍全國各個解放區：陝甘寧、晉察冀、冀魯豫、晉綏、魯南、冀熱遼、鄂豫皖……

到處是燒地契、埋界樁、量土地的火熱場景，到處是踴躍參軍、支援前線的鏗鏘鑼鼓。

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未來理想社會的預演，從土地開始了。

土改，的確是一場扭轉乾坤的大運動！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一篇文章説：“中共採取了兩種鬥爭方式，一是土改，二是軍事，決定最後勝負的在於前者不在後者。”

1948年，美國作家威廉·辛頓(Willam　Hinton)以觀察員身份生活在山西省潞城縣張莊村，用半年時間親身參加土改，而後以韓丁的筆名發表了著名的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他在書中感嘆道：新發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中國內戰期間的作用，恰如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發表的《黑奴解放宣言》。”

3，水東流

各解放區轟轟烈烈進行“土改”的同時，轉戰陝北的毛澤東、周恩來一行，卻在生存與毀滅的縫隙間苦苦地攀爬着，堅守着，運籌着……

國共兩黨，正在平原上、山坳中、城市裏進行着各種形式的摔跤。

形勢，終於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劉鄧紮根大別山，粟裕擊斃張靈甫，林彪在東北已經控制大部分縣城和農村。晉察冀的軍事問題，也有了根本突破：在連續進行了正太、青滄、保北三個戰役後，又在清風店全殲國民黨第三軍主力，繼而攻克了華北最大的城市——石家莊，並完全控制了平漢鐵路保定以南路段，使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大解放區連為一體。

特別是西北戰場，1948年2月29日至3月3日，連續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全殲胡軍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約3萬人，戰局完全改觀，延安收復指日可待……

於是，中國的紅色革命，像一艘巨大的航船，駛過急流險灘，終於進入了平闊的水域，順着黃河的方向，順着河流的方向，向東，向東，向着大平原、大城市靠近……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機關一行在陝北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而後，大隊人馬經晉綏解放區臨縣雙塔、興縣蔡家崖、岢嵐、五寨，過恆山餘脈，進入雁門關，再經代縣、繁峙、伯強，越鴻門崖，抵達五台山。

4月10日，毛周任一行由五台山出發，經射虎川，越長城嶺，終於在次日傍晚到達晉察冀軍區機關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

關於毛澤東一行蒞臨晉察冀邊區首府的過程，有一段確切記載：

4月11日，聶榮臻、劉瀾濤等邊區黨政領導人吃完午飯就開始在村邊的大路口等候，一直等到日頭西垂，夕陽謝幕，也不見人影兒。

焦急的聶榮臻便讓人點起火把，騎上馬，向前迎過去。一直走到菩薩嶺的北面，終於看到黑黢黢的一羣人，正在向這裏蠕動。

毛澤東走下吉普車，與聶握手，臉上掛着慣有的笑容：“聶司令員，我和恩來、弼時來打擾你啊。”

“這一路不好走吧，聽説西邊下了雪。”聶握着毛澤東的手，千言萬語匯成了一句樸實的問候。

“下了雪，好風景，多愜意啊！這春天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我心裏蠻舒服嘍。”毛澤東興致極高，邊説邊打着手勢。

走進城南莊，毛澤東看到了一個奇怪卻又震撼的場面：街道兩旁的房頂上人頭攢動，卻又無聲無息。黑黑糊糊的夜色中，只見一雙雙充滿喜悦與好奇的大眼睛，像一簇簇燈火，閃亮着，靜靜地注視着行走在街心的這羣人。

毛澤東心底一熱：“到了晉察冀，就像當年在（江西）興國一樣。”

……

一個多月後的5月27日，這一隊人馬，又悄悄地潛入了西柏坡。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轉戰，隨着戰局的好轉，一種全新的生活就要開始了。

太行山連綿千里，縱貫北國，號稱“中華之脊”。

浩瀚的大山褶皺裏，是饅頭狀的高高低低的山嶺和蜂窩狀的深深淺淺的山坳，又宛若一隻只温厚的佛掌，撫佑着祖祖輩輩的山民，連同他們的苦難和夢想。

坐卧太行，東望中原，北望京都。

從山區到平原，從農村到城市。

歷史，已經悄悄地卻是堅定地跨出了一大步。

4，梨花小院

“中央大院”其實是圍繞老鼠嶺建造的。

主要工程是在腹內開掘一條300多米的防空洞，在空地上新蓋幾間普通辦公房和一個機關食堂。對於租用的13户民房，則是簡單修繕。由於沒有大興土木，以致於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毛澤東搬來之前，考慮到他在延安時的工作和生活習慣，楊尚昆等人專門請來綏德的工匠，仿造了兩間窯洞。毛澤東參觀後，感覺有些“奢華”，執意讓給和劉少奇擠住在一個院內的年齡最大的朱德。而他自己，則另選了一套與劉少奇比鄰的普通民宅，這就是前文提到的村民閻受朝家。

閻家老宅在日軍掃蕩時被燒燬了，他們只恢復了北房2間，西房1間半。毛澤東住在北房裏，土坯木頂，面積狹小。為了穩固和安全，工作人員在屋中央支起一根立柱，頂住房梁。

院子裏有豬圈、磨盤和雞窩等，衞士認為不太雅觀，請示拆除。毛澤東説：“我們在這裏不會太久，老鄉還要用呢！”於是，只是填平豬圈，其他設施都原物保留。

院內有一棵梨樹，是房東栽種的。轉眼已經是五月了，梨子的青胎在悄悄地長大着，前天像豌豆，昨天像酸棗，今天已是鵪鶉蛋大小了。

北屋門前還有一棵楸樹，樹蔭下是一面舊磨盤，磨盤上面放着一隻熱氣嫋嫋的白瓷水杯，水杯旁邊是一張帆布躺椅。

夏天的夜晚，毛澤東時常與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圍坐在磨盤周圍，談論戰局和時局。一盞煤油燈默默無語，幾隻小飛蛾圍繞在周圍，細細地諦聽……

山風爽爽的，吹拂着小院裏昏黃的燈火。火焰熊熊燃燒着，雖然搖搖晃晃，卻也腳根穩定，把一座簡陋的土舍映照得流光溢彩，蓬蓽生輝！

劉少奇與毛澤東比鄰而居。

西柏坡的劉少奇，是最幸福的劉少奇。

在延安時，劉少奇就認識了年輕、美麗、聰慧的王光美。

王光美出生於天津市一個富裕家庭，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輔仁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因為嚮往共產黨，王光美放棄了到美國留學的機會，先是到北平軍調處中共代表團任翻譯，後又報名去延安，在中央外事局工作。正是在這裏，她遇到了劉少奇。

1948年3月，兩人意外地在西柏坡的一次舞會上重逢了。

原來王光美離開延安後一直在晉綏解放區參加土改，前些天剛剛隨外事局搬到距離西柏坡4華里的柏裏村。

這一次，劉少奇沒有浪費機會，主動提出了約請。

幾天後，兩人在劉少奇辦公室見面了。

劉少奇正在埋頭寫東西，看見王光美，馬上站起來，驚喜地説：“你真來了！”

兩人南山北海地談論着。最後，劉少奇結結巴巴地説出了自己的願望，並再三強調説，自己年紀較大，身染胃病，婚姻不順，又有孩子，要對方好好考慮。

已經28歲的王光美雖然學養深厚，性格穩重，卻也不乏浪漫情懷，最主要的是她對於中共領袖有着一種特殊的崇敬。面前這個清瘦卻又儒雅的人，真是有些讓她動心了。追求戀愛的男人，大都願意展示自己的優點，而他卻只是強調自己的缺陷。

她囁囁嚅嚅地説：“年紀什麼的我倒沒有特別考慮，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們差得太遠，和你在一起的話，我不知道應該注意什麼，而且我也不瞭解你過去的個人情況。”

劉少奇説：“應該注意什麼問題，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如果想了解我過去的歷史，你可以去問李克農。”

王光美又小聲追問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婚姻關係？”

劉少奇説：“如果你想知道這方面的情況，就去問一下鄧大姐。”

王光美不説話了，靜靜地低着頭，臉色酡紅。

忽然，她感覺時間不早了，便怯怯地説：“幾點了？我該回去了。”

劉少奇拉開抽屜，拿出一塊懷錶，遺憾地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原來，這塊懷錶早就損壞了，錶盤黃黃的，僵僵的，像一顆風乾的魚眼。

看到這個情況，王光美心裏再次觸動了。他工作沒日沒夜，怎麼連一塊正常的懷錶也沒有？禁不住問：“你怎麼不讓人修一下？”

劉少奇為難地説：“該找誰呀？”

王光美鼓足勇氣，説：“你交給我吧！我幫你拿去修修！”

……

在西柏坡這個緊張、安靜卻又浪漫的小村裏，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經過鄧穎超、康克清等人的熱心撮合，兩人正式確定了關係。

決定結婚以後，劉少奇請王光美把行李搬過去。但王光美還是有些顧慮：“我就這樣搬到你這裏，算是怎麼回事？要不要到機關大食堂宣佈一下？”

劉少奇説不用，結婚就是兩個人的事。

1948年8月21日，是他們大喜的日子。這一天，劉少奇仍像往常一樣，在辦公室處理土改文件和新華社文稿。直到傍晚時分，他才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説：“今天要成親了，光美不好意思，你們去接接她。”

就這樣，秘書齊建華和幾個人騎上馬，把王光美從柏裏村接到了西柏坡。

這一天，沒有舉行什麼儀式，甚至連一頓小範圍的聚餐也沒有。王光美在中央外事組的同事們只是做了一個大蛋糕，算是他們的結婚賀禮。

晚飯後，中央食堂裏舉辦一個小型舞會，兩人都去參加，正好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在場。周恩來十分機敏，看到兩人沒有專門舉行結婚儀式，就對毛澤東説：“咱們一起去少奇家，熱鬧熱鬧。”

於是，新郎和新娘陪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人來到了所謂的新房。説是新房，其實就是劉少奇居住的那間土牆瓦房，只有8平方米，裏面除了一張大木牀和兩把木椅外，就是從延安帶出來的一個白茬木箱，上面寫着幾個字：“奇字第3號”。

坐下後，王光美給在座的男人們一一點上香煙。閒聊了一會兒，幾個人就到隔壁的劉少奇辦公室談工作去了，外事組的幾位女翻譯便開始“嘻嘻哈哈”地分切蛋糕。

女人們給隔壁的男人們每人切了一份。他們一邊品嚐，一邊説笑。

毛澤東吃完後，忽然想到女兒李訥，便又討要了一塊，雙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急匆匆地離開了。

……

周恩來住在大院最東側，距離防空洞最遠。

正是戰事最稠密最緊張的時候，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決策層的所有準備工作，都需要他具體辦理，另外，還分管外交、僑務、統戰、新聞宣傳等工作。不用説，他是大院裏最忙碌的那個人。

周夫人鄧穎超在婦委會工作，辦公地點是附近的北莊，平時很忙，只在週末回家。周恩來腳上的那一雙布鞋，還是警衞員王還壽在轉戰陝北時縫製的，上個月就破了洞，露出了腳趾頭，衞士長成元功就請劉少奇家的保姆耿桂珍縫補了兩個包頭。他的外衣紐扣也陸陸續續地脱落了，來不及補綴，便總是敞開着。寒露過後是霜降，一場秋雨一場寒，待到要繫緊紐扣時，卻發現只剩下一顆了。於是，幾個人四處翻尋，卻只是找到幾枚不同樣式和顏色的扣子。沒有辦法，只有這樣了。

1948年冬天，周恩來的上衣紐扣竟然是五種樣式的。

周恩來的屋裏有三個特別的書櫃。每個書櫃都是上下兩層，中間有合頁，摺疊起來卻又是一個箱子。這是他在延安時專門請木匠設計、製做的，便於行軍時使用。

屋內最顯眼的是一台交直流兩用收訊機，鐵質，蟹青色，土坯大小，正前面有七個旋鈕，一個喇叭和兩個儀表，底面是四個短足，既可收音，又能發報。

這是陳毅的禮物。1947年12月，為策應劉鄧在大別山駐腳，陳毅、粟裕在平漢、隴海路組織指揮阻擊戰，包圍許昌，全殲守敵6500餘人，在戰鬥中繳獲了這個寶貝。1948年5月，軍委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到華野駐地濮陽公幹。臨別時，陳毅委託楊立三把它帶給周恩來，並附信一封：“恩來、小超，此美國新出品，許昌戰役繳獲品。你們有電燈，利用其開動起來十分好，夫婦倆可以在屋內跳舞。”

但，周恩來太忙了，哪有時間跳舞呢。

所以，那個收訊機總是閒置着，獨自蒙塵。

他的辦公室西側也有一棵小梨樹，樹幹黃瓜般粗細，上面結了三個青胎。周恩來特意囑咐警衞員，要管理好小樹，常澆水，不要乾死了。平時，警衞員除了適時澆水外，還特地在樹旁插了一個固定的木樁，並將魚蝦的腸肚等廢棄物作為肥料埋在樹下。

每天晚上，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在軍委作戰室裏常常熬到拂曉。

院子裏空空的，只有一棵梨樹，半輪清月，光影斑斑駁駁，花香飄飄浮浮……

大房間，玻璃窗，暖牆壁，置身於老鼠嶺北側的窯洞裏，年過六旬的朱德總司令，住房條件是最“豪華”的。

本來這所房子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但毛澤東説朱總司令年齡大，又和劉少奇擠住在一處院子裏，不方便。這個窯洞是獨院，相對比較安靜，房子也寬敞，適合老年人居住。朱德知道毛澤東的好意後説，任弼時雖然年輕，但是身體不好，更需要安靜，還是讓他住吧。而任弼時堅持説，一定要請總司令住下才合適。

雖然朱德再三推讓，但在眾人的堅持下，不得不住進了這座相對寬敞的窯洞。

窯洞南面是一個小院，院旁有一條小水溝，就是屙屎溝的上游。

多少年後，村裏研究周易的人説，毛澤東住在老鼠嶺下，朱德住在屙屎溝前，貓（毛）吃老鼠豬（朱）吃屎，共產黨當興，蔣介石當亡，這是天意啊。

朱德雖然住上了“豪宅”，卻沒有獨享。由於西柏坡沒有招待所，每逢外地的領導人來中央開會或辦事，他總是請到家裏留宿。

有一次，王稼祥、朱仲麗夫婦來到西柏坡，又被朱德請到了家。由於客人是夫婦兩人，且是遠途而來，他便執意讓王稼祥夫婦住在自己的大牀上，而他和老伴康克清，卻用四個凳子兩張牀板，另外搭起了一張大牀。

兩對夫妻，同宿一室。

當然，中間拉了一個布簾。

人們總是用晉察冀的“烏克蘭”來形容西柏坡。

其實，這個“烏克蘭”，是指包括西柏坡上下若干公里的滹沱河流域。這條開闊綿長的從西南到東北方向的“V”形谷地周圍，有數不清的山頭，奇形怪狀，像一羣羣列隊的武士，密密匝匝地拱衞着。山壁為屏，白雲為幕，日月為燈，全然是一處迥異於外界的江南水鄉。河水清清，岸邊是一灘厚厚的黃土。在這深山裏，黃土就是黃金了。黃金般的黃土裏，可以生長稻子、玉米、小麥和各種果蔬，這是滋養一方生靈的温牀。

毛澤東等人落户後，中央各機關也陸續遷至附近，綿延數十里的河谷裏，佈滿了星星般的部落。中央辦公廳和秘書處駐夾峪村、組織部駐南莊村，宣傳部和中央電台駐北莊村，社會部駐東、西南泥村，衞生部和中央醫院駐朱豪村，新華通訊社駐郜家莊村……

在此前後，這些村莊陸陸續續修建了上千間住房，開挖了幾十眼窯洞，在東柏坡村還修建了一座可容納幾百人的大禮堂。而更多的村子則相繼開辦了麪粉廠、掛麪廠、榨油廠、餅乾廠、醬油廠、豆腐廠等等，郭蘇鎮甚至還建起了一處捲煙廠……

這個靜靜的滹沱河谷，默默地接納了這支新生的民族解放力量。他們以這裏的山山水水為母體、為温牀、為被子、為枕頭、為乳汁，悄悄地滋養着，滋養着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一年之後，當從這裏走出去的時候，已是掌控中國方向的執政黨了。

但是，當時的絕大多數村民，只知道這裏是共產黨的“工校”，根本沒有意識到竟然是中共的首腦機關。由於當時執政的還是國民黨，或許村民們的心目中，蔣介石才是正宗，才是政府。

不過，他們已經明顯感覺到了這羣人的異乎尋常，他們的語言雖然南腔北調，但待人和氣，滿臉微笑。看看他們的軍裝，土黃色的，石灰色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熟悉和親切，那是大地的顏色，那是石頭的顏色，那是樹皮的顏色……

於是，村民們便感覺到了一種特殊的踏實和安寧。

於是，他們便經常擁圍在路邊，遠遠地觀望着戰馬進進出出，猜想着行人官大官小。

這委實是一座扭轉乾坤的大山！

這委實是一個飽含玄機的小村！

5，最魅力

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撲眼、耳朵插捻點燈……

刑罰還有好多種。比如磨地，把稜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炭渣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脱光被批鬥者的衣服，推倒在地，提住雙腳在上面來回拖拉，直到皮開肉綻。

比如坐圪針櫃。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中間去掉隔板，在裏面撒上剁碎的棗樹圪針，把被鬥者扔進去，關閉蓋板，然後來回顛蕩。櫃中人從這邊滾到那邊，又從那邊滾到這邊，全身被扎得肉腫皮爛。

……

土改運動中，一些地方的“農會”代表批鬥地主、富農的辦法五花八門，慘絕人寰。

一些地方，對開明民主人士無情打擊。還有不少基層政府，對民族工商業進行粗暴沒收和破壞。

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在主流向好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左”的錯誤。

黨內有識之士早早發現了這些問題。

1948年1月4日，習仲勳就綏遠所屬各縣“左”傾現象向中央報告並建議：“……蘇維埃時期的老區可不採取平分土地的原則，而以抽補辦法解決無地和少地農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區一樣，就可能將新富農評為舊富農，將被沒收過土地的地主富農而勞動八年以上的，又定為地主富農再去鬥爭，將富裕一點的農民定為地富。”

1月9日，毛澤東覆電，同意習仲勳關於老區土改工作的意見，並指出：“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地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1月20日，毛澤東再次轉發習仲勳關於西北土改工作情況的報告，並批語：“完全同意習仲勳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

1947年11月初，任弼時發現了晉綏土改中的一些錯誤做法，便開始集中精力研究。11月8日，他致電華東、東北、五台和太行局，要求將土改中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即怎樣確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工人等材料日內電告中央。

11月中旬，他利用養病之機，對興縣錢家河周圍30多個正在土改的村莊進行實地調查。

1948年1月中旬，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任弼時正式發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演講，就土改中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鞏固地團結中農、鬥爭地主、富農的方法及對工商業、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等亟待回答的政策問題，進行了明確的闡述，很多見解獨特深刻，前所未有，令人震驚。

關於牢固地團結全體中農，他説：“中農是我們的永久同盟者”，中農“在老解放區，一般佔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徹底平分土地以後，則農村中絕大多數人都成了中農。“打日本時，中農出錢出力不少，是有功勞的。現在打蔣介石，也靠他們出大部分人力和糧食。解放軍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農。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從個體經濟到集體合作經濟發展中，主要是依靠有豐富生產經驗和有較完備生產工具的新老中農。將來，中農還可以同我們一道走進社會主義。因此，錯定中農成分、排斥中農、貧僱農包辦一切、特別加重中農負擔等，必須堅決地公開地加以糾正。”

對工商業政策，任弼時指出：“我們對工商業，應採取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自殺政策”。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動分子的工商業歸國家或人民所有。“這些政策不僅適用於原有解放區，也適用於將來解放的新區域”。

對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問題，任弼時指出：“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乾的事業，是一種腦力勞動。對於這些腦力勞動者，應採取保護他們的政策”，“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

演講的最後，任弼時特別氣憤地講到了“打人殺人問題”。

他極為嚴肅地聲明：“黨是堅決反對亂打濫殺與對犯罪者採用肉刑的”，“多殺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羣眾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對”，“打人，我們也是要反對的。在審查干部黨員和鬥爭個別壞分子時，應採取儘量用口批評説理、不準動手打人的方針。”

……

毛澤東對任弼時的這篇演講十分重視，親自修改補充定稿，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並批示新華社：“用明碼電報開始拍發，各解放區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刊上公開發表，並印小冊子。請範長江同志注意，不要譯錯文字或標點符號。”

從已披露的黨史文件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對於“土改”的工作方法和對地主、富農、中農、貧僱農的階級分析，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的原始意見並不一致，他們曾有過多次的討論，甚至爭論。

1948年1月8日，任弼時致電劉少奇，對其主持形成的文件中“僱貧農、工人及其他無地少地農民，在老解放區一般仍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估計，提出不同看法：據太行地區的有關統計，“中農在土地分散地區，在抗戰前即約佔人口百分之四五十，現應更形增加”，“晉綏、陝甘寧新舊中農合計，據估計與部分統計亦多在農村人口半數左右。”

1月1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對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見：“我覺得這個指示似乎有些過了時機，土改運動已經按新方針向前發展，運動中發生了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過左），而這些問題，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體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夠。”

劉少奇覆電毛澤東：“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不發我在土地會議後起草的那個指示。因為現在運動已向前發展，如發那個指示，不獨無益，而且有害。”

1月18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議草案》，指導全黨糾正已經出現的某些“左”的傾向。當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陳毅、賀龍、陸定一等舉行會議，討論並通過，定名為《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亦稱“中央一月決定”。同時，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中央本日原則通過了‘中央一月決定’，須待徵求你們意見加以修改，然後發往各地。”

但是，這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經過深思熟慮，在反覆徵求各地意見後，斷然改變了自己的思路。

3月17日，毛澤東又電告劉少奇：“我們決定發表弼時同志一篇講演，不發表一月決定草案，因為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

“中央一月決定”此後再沒有下發。

3月28日，中共晉冀魯豫分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任弼時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這篇公開演講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這個時期為中央起草的若干黨內指示，形成糾正解放區土改“左”傾錯誤的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指南。

在西柏坡，任弼時仍然繼續深入研究“土改”問題，並分別於5月8日和6月28日為中央起草了兩個電報。

5月8日的電報《完全拋開黨支部是不妥當的》，指出：“在整黨工作進行中，必須對黨員和支部作恰當的估計和分析，才不致採取冒險的整黨政策。”“根據對晉察冀和晉綏黨員調查看，土改前真正地、富成分並不大，約百分之六七十是貧、僱農，這幾年相當一部分上升為中農，新舊中農約佔百分之六十，貧僱農成分只佔百分之三十左右。大部分黨員是好的和可以改造好的。黨的支部大體也可分三類，好的、一般的、很壞的。前兩類可通過調換幹部等方法改造。對很壞的一小部分，完全應當超越它來進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好的黨員來參加，或宣佈解散另行成立支部。但這種支部的數目不大，要防止隨意擴大其數目。”

6月28日電報《正確分析黨支部狀況和對待犯錯誤的黨員》：在土改中對整個黨的基層組織採取不信任的態度，採取自流主義的放棄領導的態度，採取拋在一邊任憑羣眾去處理的辦法，這種方針是不妥當的，有錯誤的，是對於經過十年鬥爭的黨缺乏正確估計和分析的錯誤，是與錯誤的“貧僱農路線”不承認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把黨降低到羣眾水平以下，不重視黨的領導作用的思想有聯繫的。這種錯誤的方針必定會傷害廣大黨員和一批幹部情緒，增加以後整黨的困難。對此，必須在適當時機用自我批評的態度加以適當指出，以利團結廣大黨員和幹部。

……

對於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傾問題，劉少奇也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反省。在1948年“九月會議”上，劉少奇承認，土地會議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但有重大缺點。在土地問題上，有土地法大綱，但沒有具體辦法。土地會議的缺點和錯誤，我要負責的。

毛澤東大度，劉少奇虛心，任弼時認真，三人同心，使土改工作儘快改正了錯誤，端正了方向，取得了最佳效果。

有人説，西柏坡時期是中共領導集體最團結、最和諧、最高效，也是最具魅力的時期。

此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