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主辦的“中國改革開放優秀報告文學獎”，2009年5月19日在西安舉行頒獎儀式，共有33位作家的29篇（部）報告文學作品獲獎，部分作品是兩位作家合著。該獎項被認為展現了中國報告文學的最高水平，此次在西安頒獎，吸引了何建明、周明、理由、傅溪鵬、李炳銀、閻剛、何西來、雷抒雁等在全國頗具影響力的報告文學作家到場，而陝西省文學界陳忠實、賈平凹、雷濤、肖雲儒等也都到場祝賀。

該獎項是去年9月在西安立項和啓動的，主要希望通過對1978年到2008年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的階段性檢閲，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進行文學式的回顧。這30年間，有大量的報告文學作品湧現，專家評委會經過篩選審定和無記名投票，最終選中29篇（部）作品。

獲獎作者有像徐遲、黃宗英這樣的老作家，也有像理由、陳祖芬等一批在改革開放之初開始參與報告文學創作的作家，有像趙瑜、徐剛等開中國報告文學新風範的作家，有何建明、王宏甲等如今依然活躍在報告文學創作領域的骨幹作家。獲獎作品涉及了多個領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國際等，比如《哥德巴赫猜想》、《強國夢》、《落淚是金》等，這些作品將結集成書。

《哥德巴赫猜想》(4張)

《哥德巴赫猜想》

在這29篇（部）作品中，唯一一位陝西作家的作品名為《秦道》，出自作家杜耀峯之手，講述了秦直道，這條被稱為中國最早的“高速公路”的點點滴滴，是對中國交通變遷的記述。杜耀峯説：“報告文學比起純文學來講，它的作用更為直接，力量也更強。”陳忠實告訴記者，其實陝西也有報告文學寫得非常好的作家，比如冷夢，不過相對來説，寫小説和散文則更多。

“報告文學這一名詞早該取消了！”近年來，報告文學這一體裁一直處於爭議中，而時代的發展也讓報告文學的生存受到挑戰。“生存還是死亡？”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長何建明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了報告文學的現狀。

遭遇新媒體衝擊

十年前，何建明的報告文學《落淚是金》關注了貧困大學生這個弱勢羣體，引起對教育改革的思考，據説他的《落淚是金》推出後，為這個羣體獲得了2000多萬元的資助，這讓何建明非常欣慰。“而現在的報告文學創作自身的規律改變了”。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上世紀80年代初，報告文學是靜態的，而今天，報告文學是發展的，沒有結論的事物。比如‘512’這樣一個事件，電視台每天24小時直播，報告文學怎麼寫？事實上，它承載的東西變了。”何建明認為，在這個媒體多元化發展，技術不斷翻新的時代，報告文學需要考慮怎麼找到一條自己發展的路。這也是面對特殊環境，需要做的轉變。

何建明自己的9部報告文學作品，四部改成了電影，五部改成了電視劇，他認為這是報告文學與影視結合的一種方式，可以防止被擠壓。“當然，改編成影視作品必然會有一部分的虛構，這與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有出入。”

沒人願當“苦行僧”

“早期報告文學作家多有小説創作經驗，而現在的報告文學作家，像我，多是做媒體新聞出身，所以隊伍人才缺乏。不像寫小説、寫散文的作家人數多。”而人手少的原因，做新聞出身的何建明也很清楚，“大量的採訪本身就很艱苦，尤其是批判性報告文學，探究真實性問題，有時要引起許多麻煩，讓很多人不願意加入這個行業。”總之，“苦行僧”不是好當的。

批判性報告文學不好寫

用何建明的話説，《落淚是金》讓他成名、得利，因為這是帶有批判性的作品，但後來他寫了許多歌頌性的報告文學，被記住的卻不多。“批判性的作品容易成功，容易寫得精彩，也容易滿足讀者。但歌頌性的報告文學怎麼樣寫得精彩、有意思，是作家不容易做到的。” 而事實上，批判性的報告文學不好寫，何建明説：“很容易批判力度不夠，深刻度不夠，厚重感不強，或者出現因為麻煩，作者本身也退縮了等問題。”這也是報告文學目前最嚴峻的現狀。趙瑜曾説：“報告文學的熱潮過去了，但是不必擔憂生存問題。”也許，只有在面對生存與否的問題時，報告文學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報告文學作為一種記錄社會發展最為直接的文體，這3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和每個階段的社會熱點，都會在報告文學中得到迅速的文學化表現，報告文學留下了不同的歷史烙印。

1970年代：反思

1978年1月，發表在《人民文學》第1期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被稱為新時期報告文學繁榮的報春花。它記錄了數學家陳景潤的傳奇經歷，多方面展示了他的個人遭遇，揭示了知識分子的不幸與民族命運的關係。在新時期文學中它率先展現了“文革”給知識分子帶來的時代烙印和心靈傷痕，呼喚對人的價值、科學、知識的尊重。總體上説，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都帶有強烈的反思意味。

1980年代：批判

1980年代中後期到1990年代中後期，興起了一股強勁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熱，湧現出風雲一時的作品。如早年以《小靈通漫遊未來記》聞名的作家葉永烈，將創作的激情轉向了政治類紀實文學，《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等幾乎打造出品牌式的葉永烈方陣；著名作家劉心武1980年代在公眾中引起轟動的是報告文學《519長鏡頭》和《公共汽車詠歎調》。

1990年代：平民

1990年代中後期興起了一股強勁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熱。不少作品張揚着強烈的社會責任，體現了平民色彩，注重情感抒寫，因而充滿激情和感染力。

新世紀：邊緣化

到新世紀，不管什麼文體，當前都相對邊緣化，報告文學也難以逃避同樣的命運。

首先是娛樂的多元化，快餐娛樂對於紙質閲讀是一個衝擊。

其次是社會矛盾的演變，今天的矛盾及關注點改變了，每個人所遇到的問題各不相同。報告文學原來多是關注國家重大事件、重大題材的話語，但打破計劃經濟，建立市場經濟之後，人們對個人層面的關注上升了。在這個時代，作家適應時代的變化有着相當大的困難。 前一陣子媒體揭露，國內唯一一家專門刊登報告文學作品的雜誌《報告文學》徵收版面費，這一事件引起的討論更是加劇了人們對報告文學的憂患意識。

在著名作家袁鷹眼裏，“報告文學”的生命在於“魂”、“真”、“文”。袁鷹2002年夏天寫信給當時《報告文學》的主編李炳銀，信中寫道：“這些年來，看多了那些假、大、空，‘注水肉’式的、變相廣告式的，或是有償新聞式的偽‘報告文學’，常常為之沮喪……我一直以為報告文學的生命在於‘魂’、‘真’、‘文’3個字。”既然今日一些報告文學的“魂”與“真”俱無，僅存“文過飾非”一端，那應該思考的就是其如何存在的問題。 綜合

細節能否虛構

有關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問題，曾在中國文壇引起爭議。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傅溪鵬説：“西方認為報告文學必須是完全真實的，而蘇聯當時推崇‘特寫’，即主題人物要求是真實的，大事件是真實的，但部分細節是有虛構的。關於這兩種形式，當時在中國文壇引起過極大爭議。到現在，文壇大部分人認為報告文學不應該有細節虛構。”

據説，當時還出現過一種“報告小説”，但很快遭到多人的反對，未能流行起來。“報告是真實的，小説是虛構的，真實加上虛構，它還是虛構的，所以‘報告小説’很快就消失了。”傅溪鵬這樣説，但同時他也指出：“西方還有句話：沒有想象，就很難有文學性。如果報告文學沒有一定的細節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後來採取的多是合理想象的方式，但這個想象有一個前提：細節必須真實，舉個例子，一個人抽煙，你在寫他的時候，提到在某個時刻他站在窗前抽煙，思考問題，這個時刻你或許沒見到，但你其實可以這樣想象地寫。而如果這個人壓根不抽煙，你這樣寫屬於虛構。”

説到爭議，評論家魏英傑説：“報告文學這一名詞早該取消了！”他認為，“報告文學”作為文學體裁具有先天缺陷。説報告文學是新聞，可它卻具有文學性。説是文學呢，卻又要求作品的人物、事件等要素必須真實，具有新聞的特點。文學可以虛構，新聞卻不容想象，一對矛盾集於一身，很容易招致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