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友林

1930年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湖北石首洪湖軍校學習，任洪湖蘇區警衞營通訊員、宣傳員，紅3軍軍部警衞員。

1934年3月任紅3軍政治部青年幹事，獨立營政委。

1935年2月任紅6師17團政委。1935年秋任紅2軍團5師政委。參加了長征。

1936年7月任紅2方面軍32軍96師政委。

1937年1月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任新四軍第4支隊河南確山竹溝留守處教導隊隊長兼政委，豫東遊擊支隊政治部副主任。

1939年1月兼任豫東遊擊支隊第2團政委。

1939年12月任新四軍第6支隊第3總隊政委。

1940年7月任八路軍第4縱隊6旅旅長。

1941年1月任新四軍第4師12旅旅長。1941年4月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任松江軍區第4（哈北）軍分區司令員、359旅副旅長。1946年任合江軍區第1（勃利）軍分區副司令員。

1947年1月任合江軍區第1（勃利）軍分區司令員。

1947年8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獨立第2師政委。

1948年3月任東北野戰軍第12縱隊34師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9軍145師政委。

1949年4月任解放軍第39軍副軍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陸軍第39軍副軍長。

1950年10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9軍副軍長。

1951年6月任東北軍區公安部隊副司令員。

1955年8月任瀋陽軍區公安部隊司令員。

1957年在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高級指揮系學習。

1960年8月任工程兵副司令員兼工程兵特種工程指揮部司令員、工程兵黨委常委（1963年7月－1965年8月兼任工程兵監察委員會書記）。

1966年－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

1975年6月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軍區黨委常委（1975年8月起）。

1977年12月任新疆軍區副政委、軍區黨委常委兼軍區紀委副書記（1979年3月起）。

1979年5月任烏魯木齊軍區副政委、軍區黨委常委兼軍區紀委副書記。

1980年1月任烏魯木齊軍區政委、軍區黨委常委兼軍區紀委副書記。

1980年4月任烏魯木齊軍區政委、軍區黨委第2書記、書記兼軍區紀委副書記（－1982年10月）。

1979年9月－1983年4月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1983年10月－1985年6月任蘭州軍區政委、軍區黨委書記。

第5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7、8大代表，第12屆中央委員，12、13大增、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6年5月22日17時35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1歲。

1932年春，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發來“肅反”指示。此後，以夏曦為首的中央分局成立了肅反委員會，大搞刑訊逼供。

夏曦為擴大“肅反”成果，在紅3軍7000裏遠途大轉移中進行了“火線肅反運動”，譚友林也被當成“改組派”抓起來，理由是他曾當過三位“改組派”主任的警衞員。賀龍軍長眼看着許多優秀的幹部慘死於肅反擴大化，他與政委關嚮應決定干預制止。

1935年4月，譚友林任紅6師17團政委。紅二、六軍團在殲滅敵軍兩個師，活捉敵縱隊司令張振漢，擊斃敵八十五師師長謝彬後，又與敵陶廣縱隊發生激戰。紅6師包圍了塔卧一個多月，雙方僵持不下。17團團長李吉寧、政委譚友林率領部隊衝在最前沿陣地。正當譚友林揮動手臂指揮部隊衝鋒時，敵人的子彈打中其右臂，頃刻血流如注。他讓衞生員簡單包紮了一下又投入指揮，直至取得塔卧戰鬥的勝利。

1936年4月，紅二、六軍團越過海拔5596米的玉龍雪山，艱難地在康藏高原上走了3700多里，歷時兩個月，於7月2日進駐川西甘孜。7月11日，紅二方面軍組成兩個縱隊由甘孜出發往北，進入荒無人煙的草地，進入草地第二天，譚友林得了傷寒。當時得這種病，即使不是行軍打仗，生存率也很低。他感覺渾身痠痛，頭痛得厲害，連日高燒，什麼東西都咽不下，人日見消瘦；右手臂的傷口開始惡化，每天宿營後都能擠出半茶杯膿血來。譚友林因為重病在身，就好幾次幾乎被暴風雨埋葬在草地。

賀龍看到奄奄一息的譚友林，囑咐楊雲階一定要救活這位年輕將領。任弼時把自己的坐騎花腳騾子讓給譚友林騎。在楊雲階的精心治療下，譚友林吃了50多副中藥，病情逐漸緩解，但1935年被敵人打中右臂的子彈還未能取出。長征到達陝北後，周恩來副主席專程請國際友好人士馬海德醫生為譚友林檢查傷勢，馬海德説：“為保住右手，務必馬上手術。”但當時不具備條件。以後在周恩來、賀龍的親自安排下，譚友林喬裝成青年學生，於1937年5月來到西安廣仁醫院，開了5刀，取出了留在他臂上長達2年多的子彈。

1938年9月，遵照黨中央開闢敵後戰場、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指示，新四軍彭雪楓遊擊支隊向豫東挺進。譚友林時任遊擊支隊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科科長。

在豫東杞縣有一支地方武裝，有200多人槍。大隊長李壽山系舊軍隊出身，惡習很多，在抗日還是親日的原則問題上左右搖擺。1938年底，彭雪楓司令員決定派譚友林帶5名幹部，去改造收編李壽山大隊。譚友林等6人來到李壽山部，從第二天開始，他們就深入下層熟悉、瞭解、關心士兵，掌握這支部隊的基本情況和動態。譚友林在日常生活、行軍、操練、宿營等方面都無微不至地關懷照顧下層官兵，向他們曉以革命道理，很快就和他們交上了知心朋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摸底、組織整頓和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了部隊思想變化的時機，及時調整了李壽山等人的職務。

1945年11月16日，譚友林被任命為東北人民自治軍松江軍區哈北軍分區（第4軍分區）司令員，5個月後兼任東北民主聯軍第359旅副旅長。當時我軍撤出四平、長春、吉林和松花江以南地區後，東北局發出剿匪指示。譚友林率359旅首戰雞西、東安，將土匪趕出他們的地盤，繼之追殲土匪於寶清、七星泡、雙鴨山等地，但是土匪大頭目一個沒捉到，謝文東、李華堂等率領近千名土匪，分成幾十股，鑽進深山老林。

次年9月，遵照以賀晉年為總指揮、譚友林為副總指揮的合江省軍區剿匪指揮部在佳木斯會議上調整制定的作戰部署，剿匪部隊開始根據殘餘土匪的分散遊擊活動規律和特點．進入深山老林以小分隊方式展開行動。譚友林指揮部隊先是在土匪經常出沒之地安上“釘子”，以連為單位的小分隊平行駐紮在重點地段，形成首尾呼應的長蛇陣，並在位處關鍵地段的牡丹江各渡口派重兵把守，堵死了土匪的各條出路，從根本上切斷了土匪的一切給養與糧源，將其圍困於林海之中。剿匪部隊俘獲了兩個小土匪，經譚友林連夜對其進行審訊後，終於從他們的口供中瞭解到了匪徒們在林海中的活動規律。針對謝文東股匪的推磨戰術，譚友林等人遂決定重上老爺嶺，殺個“回馬槍”。根據譚友林的提議，總指揮部將剿匪部隊化整為零組成精悍的小分隊，把老爺嶺東北部劃成6個區域，每個區域由建制地方部隊分頭駐剿，第359旅的主力部隊則採取“釘子”、“錐子”、“楔子”式的戰術，插入老爺嶺。同時他們還發動羣眾，配合剿匪部隊切斷了匪徒們與山外的一切聯繫。

時值隆冬季節，在譚友林的統一指揮下，各部開始分頭行動，而由第359旅主力組成的若干小分隊則帶足了糧食，手持開山斧，一邊走一邊在周圍的大樹上刻下記號。他們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老爺嶺中搜索，一看見哪兒有烏鴉起飛或炊煙飄拂就立馬出擊，一發現匪徒們藏在樹洞裏的糧食就給悉數拿走。在包圍圈越縮越小的情況下，土匪彈盡糧絕，陷入困境。想下山搞點糧食吧，可到處都駐有剿匪部隊，土匪整日奔波，飢寒交迫之下只得殺馬充飢，以致人心渙散，士氣低落，出來投降自首者不斷。

這時，剿匪部隊抓到了謝文東派下山瞭解江面封凍情況的一個偵察員。經過一番感化，該土匪供出了謝文東企圖下山搶糧，然後偷渡牡丹江逃往刁翎的計劃。為此譚友林決定將這個偵察員放掉，讓他將謝文東引下山來。幾天後的一個夜晚，謝文東等一批匪徒被那個偵察員領到了四道河子和五道河子之間的一個村落，進入剿匪部隊預先設下的伏擊圈。此後不過10分鐘的功夫，還未等這100多個匪徒回過神來，他們便被合江軍區第8團和獨立團的官兵們包圍俘虜了。謝文東雖然一時得以逃脱，但在當地羣眾的引導協助下，他最終還是被捉。因此賀晉年、譚友林還於 1946年 11月29日榮獲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電報嘉獎。此後又經過數月的苦鬥，至1947年4月初，合江境內的張雨新、李華堂、孫榮久等四大股匪被全部肅清，分三個時期的剿匪作戰勝利結束，由此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妄圖與土匪裏應外合夾擊共產黨、消滅東北解放區的罪惡陰謀，使我黨我軍獲得了更加穩固的戰略大後方。

1949年3月，根據中央軍委1月5日發佈的命令，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

國民黨在長江防線被突破，以及華北、西北戰場連遭失敗後，防禦體系徹底崩潰。尚存的150萬人，分別位於福建、台灣及中南、西南、西北若干省境內，成了互不相連的幾個板塊，處境孤危。但蔣介石仍指望靠這些殘餘力量，在邊遠省區負隅頑抗，企圖尋找時機，東山再起。

中央軍委在確定向全國進軍的戰略部署後，賦予第四野戰軍的任務是：向中南進軍，消滅該地區國民黨軍隊，解放豫、鄂、湘、贛、粵、桂六省。盤踞在中南地區的園民黨軍隊是白崇禧集團和餘漢謀集團，共有28個軍，73個師，總兵力達40萬人。

中南六省大部位於長江以南，崇山峻嶺，河流縱橫，道路崎嶇，水網稻田甚多，暑天炎熱多雨，秋冬陰冷多霧，空氣潮濕，疾病易於流行。湘、粵、桂等省，地方軍閥長期盤踞，封建勢力強盛，民族雜居，語言不通，社會結構極為複雜。這些都給初到南方的第四野戰軍，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當然，中南六省也有不少地區，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曾經是共產黨軍隊創建的革命根據地。解放戰爭期間，這些地區我黨領導的游擊隊已有長足的發展，達到10萬之眾，他們和人民羣眾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成為配合第四野戰軍進軍中南的一支重要力量。

為了完成中央軍委賦予的任務，第四野戰軍在平津戰役後，進行了短期休整之後，分別從平津地區出發，浩浩蕩蕩向江南進軍。此時東北軍區整訓司令部組建了第十四兵團，第十四兵團率39軍、41軍、42軍沿平漢鐵路南下。

39軍在軍長劉震、政委吳信泉、副軍長譚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等率領下，7月初進至湖北宜昌、沙市、江陵發動了宜沙戰役。宜沙戰役由十三兵團全部（38軍、47軍、49軍）及十四兵團的39軍承擔，計劃一舉圍殲國民黨宋希濂部。

江陵是譚友林的故鄉，也是他革命生涯的起點。他懷着激動興奮的心情，率部參加解放家鄉的戰鬥。

7月2日，解放軍各軍抵達預定集結位置，宜昌守敵已被三面包圍，僅有一條渡江南逃之路。經過10天的激烈戰鬥，19日，宜沙戰役勝利結束，江陵解放。

39軍在宜沙地區進行休整待命，譚友林抽空回到熊家河譚家巷。從1938年初，譚友林奉命回江陵，已經10年過去了，昔日失去父親的苦孩子，如今已是指揮千軍萬馬的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他多想把這些年的變化告訴母親，讓她開心高興……但譚友林再也見不到親愛的母親了。她老人家已於一年前病逝。在苦難的舊社會艱難掙扎了一輩子的母親，最終還是沒有看到江陵的解放，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譚友林深感內疚……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39軍為第一批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的志願軍部隊，譚友林隨39軍赴朝作戰，任志願軍39軍副軍長。雲山，是朝鮮雲山郡的首府，也是朝鮮北方的交通樞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志願軍總部將攻克雲山的重任交給39軍。在與敵人初次激戰後，我軍驚異地發現對手並非南朝鮮兵，而是大鼻子的美國兵。從戰俘口供中方知對手是美軍王牌軍－陸軍第1騎兵師。

美陸軍第1騎兵師戰功顯赫，從沒吃過敗仗，享有“先驅師”和“常勝師”的美譽。是“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的“寵兒”，也是美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手裏的一張王牌。

1950年10月25日，志願軍在温井地區重創美第八集團軍配屬的南朝鮮部隊，沃克便毫不猶豫地將第1騎兵師投入戰鬥，在雲山地區接替南朝鮮第1師，企圖依靠這張王牌打開一條血路。這才有39軍和第1騎兵師的交鋒。

夜晚確臨，伸手不見五指。夜幕成了志願軍進攻的最好掩護。由於美軍不習慣夜戰，夜晚就成了美軍的死亡時刻，在渚仁橋地區的美軍最終被39軍全部消滅了。到11月3日，39軍全線轉入追殲逃敵的作戰。115師留在雲山打掃戰場肅清殘敵，116師和117師分別向寧現、博川追擊逃敵，連續征戰3日後，11月5日，在雙方都血流成河的情況下，志願軍終於勝利地結束了雲山戰役。

據39軍軍史記載：“39軍雲山戰役中，殲滅美騎兵1師第8聯隊的5團，偽1師12團、15團一部及美軍兩個炮營、一個坦克連大部，共斃俘美騎兵1師第5聯隊第3營營長羅伯特·奧蒙德少校、軍醫克拉倫斯·安德森上尉以下官兵4046名（俘敵327名），繳獲飛機4架、擊落飛機3架，擊毀與繳獲坦克28輛，各種火炮119門及大量槍支彈藥和物資器材……”雲山一仗，39軍首戰就打了一個大勝仗，打出了國威、軍威，大大鼓舞了中朝軍隊的土氣。彭德懷司令員高度評價説：“39軍打得好！美騎1師這個‘王牌軍’從未吃過敗仗，這回敗在我39軍手下嘛！美軍沒啥了不起！”從此，39軍在朝鮮軍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緊接着譚友林和吳信泉，率部投入第二戰役，痛擊美25師，收復平壤；第三戰役，突破三八線，解放漢城；第四戰役，橫城大捷，合圍斫平裏。朝鮮戰爭勝利後，譚友林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獨立自由勳章。

關於這枚二級勳章還有一個小插曲。1992年中顧委組團赴朝參觀訪問，時任中顧委委員的譚友林在離朝40年後再次來到朝鮮。參觀團出發前，譚友林將朝鮮政府頒發的那枚二級獨立自由勳章戴在身上。

參觀團一行到平壤後，受到朝鮮政府接待處的熱情接待。休息時，代表團中唯一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譚友林給大家講述了當年入朝參戰和榮獲二級勳章的情況。接待處有一位官員曾與志願軍一起在雲山並肩戰鬥過。可惜對譚友林只聽其事未曾見面。他説當時朝鮮政府曾找過譚友林將軍，要授予他一級勳章，只因譚將軍回國後未能頒發。這位官員立即把這一情況報告了金日成。在金日成的授意下，朝鮮方面為譚友林舉行隆重的授勳儀式。一枚遲到的一級獨立自由勳章終於掛在了譚友林的胸前。

1955年，時任東北軍區公安司令員的譚友林，被授予少將軍銜。過後不久，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找他談話：“友林同志，你的軍銜授低了。憑資歷、職務，與你同期的戰友授的都是中將軍銜。我向你承認錯誤，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夠細緻。”譚友林説：“跟這些戰友比啥？和我同期參加革命的許多戰友為革命早就犧牲了生命，我現在有了家，兒女滿堂，當了將軍，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後來，原紅二方面軍的王震、蕭克、李達、甘泗淇、賀炳炎、餘秋裏、王尚榮、楊秀山8位老同志聯名給總政寫信，要求為他授中將軍銜。總政為解決此事找他談話，他也婉言謝絕。

“文革”中，譚友林堅持正義，與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遭到誣陷與迫害。他在北京被關押三年後，以疏散為名被遣送到河南工程兵農場繼續關押，1971年轉移到徐州又被關押兩年多。

在此期間，所謂“賀龍專案組”的人員多次要他提供賀龍所謂軍閥、叛徒等黑材料，譚友林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給專案組予以有力回擊，從而激怒了他們，“造反派”用各種手段批鬥他。他的腰部被打成重傷，留下終身殘疾，1972年病情加重。

譚友林的妻子魯方拄着枴杖四處奔波，設法營救譚友林。王震副主席幾經周折，親手將魯方的申訴信交給周總理。總理看後十分氣憤，立即要秘書打電話，解救譚友林，要允許親屬前去探望。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譚友林於1973年初回京治病。經過“文革”磨難，他又一次奇蹟般地站了起來。

軍委曾安排譚友林回工程兵任司令員。這位深受迫害的將軍此時替那些曾在運動中喪失理智整過自己、有過激行為的幹部着想，深怕自己回去後他們不好工作，便向組織表示不好回去。此時楊勇司令員向軍委建議，派譚友林到新疆軍區協助自己工作。譚友林就隨楊勇到了新疆，一頭扎進修築南疆鐵路和天山獨庫公路的指揮工作。在建國30週年前夕，“兩路”全部竣工，忍辱負重的譚友林將軍又向黨和人民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獲朝鮮人民共和國授予的一級獨立自由勳章

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勳章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