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梅奴

謝梅奴自幼即喜愛書法篆刻，師從著名書法篆刻家唐醉石先生，亦曾執弟子禮於齊白石先生門下，當年與茅盾、田漢、徐悲鴻等許多文化藝術界名家從往，藝蜚海內。

三十年代北平豹文齋出版由齊白石和唐醉石題簽的《梅奴印存》、《謝梅奴刻印》。

六十年代曾獲人民日報主辦的全國篆刻評比第三名，八十年代入選全國第一、二屆書法篆刻展、國際和平年書法展、首屆國際書法篆刻展。

作品先後發表於《西泠藝叢》、《書法》、《中國美術》、《書譜》等，《收藏天地》、《書法報》、《中國書畫報》、《瞭望》等報刊雜誌曾多次專題報道。

謝梅奴先生生前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湖南省書協名譽理事、湖南省文史館館員、天心印社名譽社長、藝術顧問。

藝術成就載入《中國書畫家辭典》、《當代中國書法藝術大成》、《中國篆刻大辭典》、《當代篆刻家大辭典》、《中國印學年鑑》、《中國書畫藝術辭典·篆刻卷》、《世界華人美術名家年鑑》、《當代湖南書法選》等多部辭書。

梅奴先生的篆刻初從秦璽漢印入手，得漢印渾穆清韻之精髓後，旁涉瓦當錢幣，於浙派頗得切刀之清趣，又喜齊派衝刀之氣格，最服膺黃牧甫，能將牧甫以衝帶澀的刀法融於已意，從而形成渾穆凝重勁健爽麗的藝術風格。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大片土地陷入連年的炮火之中，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遷至大西南的重慶，全國各大機關及學校、工廠等等都先後遷往後方，大批文化人亦隨之南來，原來地處西陲的重慶，一時雲集俊彥，人才薈萃。在抗戰時期成立於重慶的篆刻團體巴社，在中國印壇上留下印記，在中國印學史上則是一筆不可忘卻的精神遺產。

筆者從師著名金石家謝梅奴先生(1913一1991年)多年。先生早年倜儻不羣，才思敏捷，倍受同道推崇，但為人謙和、處世低調，潛心藝事，淡泊名利。學篆之餘，先生嘗好談古論今，當論及抗戰時期先生的行止時，他老提到在重慶發起組建巴社的經過，但每次總是略略談及，未及詳述。

八十年代末，先生在廣州鬻印，筆者則在深圳工作，經常往返於深穗之間，而魚雁往還，更是頻密。一九八九年元月，筆者再次專函徵詢巴社情況，先生遂覆函於筆者，覆函為三頁，一、二頁述及先生髮起組織巴社及當年聚會情形，第三頁各述社員之治印風格。因國內及台灣多種書刊專著中在論及巴社時皆存繆誤[注一]為不使這段藝壇史事隨着時光的流逝而湮滅，筆者謹以此文詳敍巴社始末，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以正視聽。

一九四零年(庚辰)成立於重慶的巴社，全稱應為“巴山印社”。社員共八人，即(以姓氏筆劃為序)為朱景源、徐文鏡、陳敬先、黃笑芸、高月秋、曾紹傑、蔣維崧、謝梅奴。關於巴社緣起，應當從抗戰以前的南京説起：三十年代時，梅奴師任職國府參軍處。與海內名流多有往還，且富收藏。又嘗至印鑄局向唐醉石、王福廠等老輩請益，1938年上海《良友》畫刊登載其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治成之印輯。且出版有《梅花詩印譜》，頗有時譽。在寧時已結識高月秋先生，並同組“白雪書畫社”，聘請名家丁二仲、張二樹為教師，每週講授兩次。高在商界，但嗜好文藝，拜時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喬大壯先生為師，研習篆刻。抗戰爆發後，梅奴師輾轉南遷，曾在武漢三鎮以《揮戈反日圖》印集長卷面世，政界名流為之題詠。當時，大量軍政人員需求名印，先生在漢時鬻印不俗，收入頗豐。

至抵重慶後，更是應接不暇，聲譽日隆。又任職軍委會辦公廳秘書處為中校科員，住處頗寬敞。高月秋先生抵渝後，在重慶繁華區開設“美倫照相館”，且兼做其他生意，較為寬裕。印社社員徐文鏡，曾印行有自刻印《鏡齋印剩》、《大雅社印譜》等，尤其是他編撰之《古籀彙編》，已是飲譽藝林，學者稱便，其抵渝後在大梁子新生市場內經營“紫泥山館”，出售自制印泥，代售舊字畫及小古玩。朱景源輯有《伏廬用印》、蔣維崧則輯有自刻印《費白日宦印存》，且為喬大壯先生之高足，而曾紹傑在渝時任職軍政部兵工署財會科科長，賃居之地與大家喬大壯先生比鄰，嘗與之“選石奏刀，率成常課，斟古酌今，每忘漏盡”。〔注二〕因此，巴社社員雖多年紀尚輕，但都薄有時名。先生與高月秋先生本為舊交，此時又再聚異地，因同嗜金石，故有組織印社之想，於是兩先生在同好中發起成立印社，倡導印學，切磋印藝。因地處巴將軍墓，人稱巴山，故社名“巴山印社”。

社員每週輪流在高先生之照相館或徐先生之“紫泥山館”及梅奴師家中相聚，“各出作品或所得文物互談看法，盡歡而散” (函中語)，而每月則在酒樓會餐一次，由“美食家”曾紹傑先生負責訂菜。另有一對夫婦長期按時參加印社聚會，從不缺席。先生名陸以洪，北方人氏，為國府資源委員會秘書科科長，對印章藝術十分喜愛，雖不治印，但對印章打磨技術極精。其妻名董芝如，當時中央台之英語廣播員，能畫小品。因外界有喬大壯先生為巴社成員一説，故特別詢及，先生在與筆者交談時的原話是“時喬大壯已有重名，且年長，故而未邀其入社”。四十年代初期，巴社社員大多年齡在二十餘歲及三十出頭，而社員中高月秋、蔣維崧、曾紹傑三位皆師事於喬壯翁。故以後輩之禮謂喬壯翁為印選寫序，當是自然的事。

一九四三年(癸未)上元，《巴社印選》由高月秋先生編輯印行。每人十印，作者為(以姓氏筆劃為序)：吳縣朱景源，臨海徐文鏡，武昌陳敬先，渝州黃笑雲，江浦高月秋，湘鄉曾紹傑，武進蔣維崧，長沙謝梅奴，共為八人。“延鴻館”即高月秋先生之齋館號，此印選為石印原拓本，甚為精美，書中説明“僅拓四十冊”，但先生告訴筆者為一百部，可能部分印選分贈同好和自留，對外出售為四十冊。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復都南京後，社員四散，各奔前程，失去聯繫”(函中語)，因此，巴社的藝術活動就此中斷。爾後，除曾紹傑先生去台，徐文鏡先生去港外，大部分社員留在大陸，使古老的傳統篆刻藝術，代有傳人。如今除蔣維崧先生外，巴社社員均都作古，令人追懷。 ^[1] 

謝梅奴先生早年先後問學於著名書法篆刻家唐醉石和藝術大師齊白石，數十年浸淫於書法篆刻，遂以篆刻名重九州，蜚聲海外。

上個世紀80年代中，餘從一冊徐悲鴻作品的月曆中見到一幅白梅圖，畫面一株老梅，花白如雪，清淡高雅，鐵骨錚錚，款為“暗香浮動，梅奴先生雅正，悲鴻”，下鈐“徐悲鴻”和“一塵不染”兩印。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年輕的梅奴先生與悲鴻先生交往甚密，魚雁不斷，應悲鴻先生之囑刻有“悲鴻畫馬”等印。1937年春，徐悲鴻在長沙開畫展，於李四怡堂藥鋪見到清代大書法家伊秉綬的四條隸書屏，甚是喜愛。伊秉綬（1754-1815），號墨卿、默庵，福建汀洲人。其書法融先秦篆籀、漢魏磚瓦及顏體氣象於一爐，成自家古拙勁直風格，備受後人推崇。

解放前夕，為使這四條隸書屏不致失毀，徐悲鴻先生專此致函梅奴先生，打聽四條屏的信息。當得知隸書屏條還在李四怡堂主人李壽增家時，徐悲鴻兩次寫信給先師，請先師動員李家轉讓。經先師多次誠意洽商，李壽增同意割愛轉讓，但要價不菲。

徐悲鴻得知後，請先師轉告李壽增，不是他私人想要，而是中央美術學院想作為書畫文物資料收藏，是為國家保護文物，南方氣候多變屏條受潮易損，不及北方保存妥帖。

李壽增先生為徐悲鴻愛護國家文物之心所感動，願將四條屏轉贈中央美術學院，由於家產屬李氏四兄弟共有，尚需徵得其李曙樓、李士青、李景陶兄弟三人的同意。

徐悲鴻獲悉後回函，他願給李氏四兄弟各畫兩幅畫表達謝意，請先師將四兄弟的名字寄上。畫好後，又專程派人從北京送到長沙，同時取走四條隸書屏。為感謝梅奴先生玉成其事，徐悲鴻特地送了一幅在重慶時的舊作《竹圖》，請趙少昂補雀，並題款説明了收藏伊書四條隸書屏的經過以志紀念，後又以此《白梅圖》相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