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駰

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史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史學受到普遍重視，史注隨之盛行。繼裴松之以補充史料為主註釋《三國志》，創新完善了史注的內容和形式後，又出現了以薈萃眾説為特點的集解、集註形式。裴駰的《史記集解》是代表之作。

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問世後，為之作注者歷代有之。最早注《史記》的是東漢延篤。發展到隋唐，已多達20來家。而流傳至今的，主要有3家，即裴駰《史記集解》80卷、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各30卷。3家之中各有特色又互為補充，成為受人稱道的好注本。

裴駰稱賞司馬遷，認為他確實是“命世之宏才”，能夠廣博涉獵，貫穿經傳，馳騁古今，纂成數千年的通史，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是值得尊敬的，又《史記》“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堪稱一家之言。但是，他經過考校，認為此書也“時有紕謬”，“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有時“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於是，他決心為《史記》作新注。

當時，《史記》注本已有多種，經比較，他選擇晉宋之際學者徐廣的《史記音義》做基礎，然後博採九經、諸子、諸史和漢晉人的《史記》注説成果作集註，稱自己的註釋為“集解”。他所集解的工作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1、並收諸説

裴駰認為徐廣的《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發明，而殊恨省略”。於是他廣泛地吸取了前人對《史記》有關諸書的研究成果，如賈逵、服虔、杜預給《左傳》作的注，如淳、張晏給《漢書》作的注，韋昭給《國語》作的注，凡是能補益《史記》的，全都抄入。抄寫中，首先引出作者，註明出處，然後將引文準確詳細地錄出，注意首尾完整、史實連貫，表現出一絲不苟的科學嚴謹態度，不僅準確地註釋説明了原文，方便了閲讀，而且為後人校勘輯佚舊籍，提供了大量的佐證，從而使註文具備了較高的史料價值。

2、未詳則闕

裴注與原文的關係，—般是謹守着“注不破經”的漢儒舊例，只管隨文作注，不對原文提出懷疑。他之所以提出“未詳則闕，弗敢億説”的原則，是認為“人心不同，聞見異辭”。自己“愧非晉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不敢以“妄言末學，蕪穢舊史”去評論解釋積德多學的司馬遷及其《史記》因此在文義可疑之處，往往並列數家之説，以全其“集解”之意。即使在“疏略牴牾”之處，也往往“依違不悉辯”。有時，對原文出現的明顯錯誤，裴注也只是稍作變通，客觀地引出他説，而自己不作決斷。

對所引註文，也基本取“未詳則闕”的原則，他舉例説：“《漢書音義》稱‘臣瓚’，莫知民姓，今直雲‘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這裏顯然是一種“依違不悉辯”的處理辦法。

3、刪浮取實

闕疑者雖可防止望文生義，主觀臆斷的弊病，但有拘謹之嫌，裴駰並不一味死守，而是以科學考證做為前提的。他往往是對前人所注之文句異同，悉心考訂辨正，“刪其浮辭，取其要實”。能下判斷的，則以己意斷之，用“駰案”標明。

對《史記》正文出現的謬誤，間或也作正面訂正。對正文的糾正及對註文的刪取，其苦心在於對《史記》起裨補作用。他將這種作用比喻成“慧星之繼朝陽，飛土之集華嶽”。

4、補充史料

裴駰對《史記》的裨補還表現在對原文的史料補充上。即補充大量的歷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史料，擴大註釋範圍，充實註釋內容。在傳統的訓詁注音之外，又繼承發展了其父裴松之補充史料的特點，形成《史記》註釋的新傳統。唐代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又繼承了《集解》的這一新傳統，形成了《三家注》的特色，實際上是唐以前史籍註釋的綜合性總結。裴駰之開啓之功，不容忽視。

裴駰在我國史注歷史上，是繼裴松之之後，又一位做出重大貢獻的史家。唐代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稱他“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承認了他在史註上的宗師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