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

1911年出生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原名袁學易，又名袁學藝，曾用名或筆名、化名很多，主要使用碧泉、袁逍逸、嚴軍光、曾達齋等。袁殊才華橫溢，辦過報紙、雜誌，做過記者、編輯，寫過劇本，做過社長。袁殊先是新聞人員，再去從事情報工作。褪去中統、軍統、日偽、青洪幫等掩護色，袁殊最出色和最本色的角色還是中共情報人員，被譽為“東方佐爾格”。

父親袁曉嵐託友人將袁學易介紹進上海立達學院，免費入讀。在讀書的這幾年中，袁學易加入“黑色青年”團體，主張建立“無命令、無服從、無制裁的無政府狀態社會”。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年僅14歲的袁學易參加了罷工、罷市、罷課大遊行，改名袁殊 ^[1]  。袁曉嵐之友胡抱一，時任國民革命軍江南別動軍司令，他任命袁殊為其秘書，攜其北上南京，加入國民黨。“四一二”事變之後，北伐失敗，袁殊被蔣介石清黨，返回上海。

1928年，回到上海的袁殊以文藝青年身份加入高長虹主持的崇尚無政府狀態的“狂飈社”。

1929年留學日本，主攻新聞學。

1931年初回國，參加了“聯合劇社”的演出，左傾思想日漸顯露。1931年3月16日，袁殊主持創辦了週刊《文藝新聞》，成為左翼文學發刊時間最長的刊物。其間，袁殊以讀者來信詢問的形式率先報導了“五君子遇害”事件的新聞。

1931年10月，袁殊經由潘漢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20歲。成為中央特科情報人員，王子春為其單線聯繫人。

1932年春，袁殊經由表兄賈伯濤（黃埔一期生）的介紹，成功打入中統，時年21歲。成為中統特工的袁殊，進入新聲通訊社擔任記者，並得以出席南京政府記者招待會。會間結識駐滬日本副領事巖井英一。當時，精通日語的記者屈指可數，巖井英一更有意拉攏袁殊，不久之後，這位日本駐中國的特工頭目即每月支付其200元“交際費”，袁殊遂成為一名日方情報人員，時年22歲。

1933年~1934年兩年間，袁殊不斷將日本人的情況分送給中共與中統，由於其消息準確、及時，令中統頭目吳醒亞對其刮目相看，袁殊至此奠定了其在中統情報部門的重要地位。而與此同時，由於袁殊特殊的家庭背景，令中共對其產生了不信任感，至1934年底，袁殊已被私下剔除在中共黨員名單之外。

1934年5月，袁殊正式成為青洪幫大佬曹幼珊的關門弟子，與黃金榮和杜月笙平輩，身上多了一層幫派保護色，獲取情報就更有利了。

1935年初，袁殊兩次來到約定地點與中共上線聯絡，卻二次不見王子春。“斷線”對於特工人員來説意味着“滅頂之災”，情急之下，袁殊不得不聯繫夏衍，請其為他轉一封信給中共特工科。夏衍原先並不同意轉信，因為作為當時中共駐滬的核心黨員，他已知袁殊被剔除身份一事，之後勉為其難地將袁殊的親筆信交給特工科負責人蔡叔厚。蔡叔厚當時正由中共特工科負責人轉調入第三共產國際特工組織任職，他便順手將袁殊的親筆信帶入了新組織，再次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線接頭人。袁殊在不明就裏的情況下成為了第三共產國際的特工人員。

1935年，爆發“怪西人案”。軍統特工抓獲中共黨員關兆南，再順藤摸瓜抓獲第三共產國際的陸海防及其白人上司華爾敦。陸海防供出其下線人員，袁殊及上海當時著名影星王瑩被捕。袁曉嵐得知兒子被捕，病重之時仍去向陳立夫求情。礙於陳立夫的面子，戴笠對袁殊未予深究。判刑後發還原籍湖北省反省院服刑，袁殊在獄中的日子竟比獄外還要逍遙舒適。其間，袁曉嵐病逝，作為長子的袁殊還特意回家扶靈，過後再回到獄中服刑。在獄中，軍統亦對袁殊伸出橄欖枝。袁殊否認與陸海防及白人華爾敦有過聯繫，但承認自己為中共服務，亦希望蔣先生（蔣介石）正視抗日事實，能以民族大業為重。以上諸言，袁殊親筆立下字據。中統情報部門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均為營救袁殊出了大力，同年，以“文化罪”被判刑二年的袁殊提前釋放。出獄後，軍統交待袁殊即刻前去與陳立夫會面，袁殊拒絕，直奔上海。而此時，上海中共再無一人與其聯絡。1935年年底，袁殊通過黨外人士通絡到馮雪峯。馮雪峯勸其先去中學任教，休養生息。袁殊決定再次赴日留學。一年後回國。在日本與巖井英一重新建立聯繫。巖井認為袁殊雖與“怪西人案”有關，但人才難得，因此資助袁殊求學，還為他提供各種關照。

1937年年初，回國後袁殊重新歸入中統陣營。在與馮雪峯取得聯絡後，以非中共黨員的特工身份繼續向潘漢年提供情報。同年4月，為加強自身保護色，袁殊加入青洪幫，成為與黃金榮、杜月笙同輩的“通”字輩兄弟。同年6月，戴笠親自上門會見袁殊，將其正式納入軍統名下。至此，袁殊的五重身份“齊全”，時年26歲。

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戰全面打響。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登門。袁殊敏鋭感知到此事不尋常，報告潘漢年。潘漢年要求袁殊趁機打入軍統，並讓軍統釋放“怪西人”羅倫斯。戴笠認為袁殊只是“情報販子”，再加上蘇聯方面的壓力，就爽快地釋放了“怪西人”，並答應每月給300元活動經費。袁殊正式打入軍統，成為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織少將組長。

“八一三”抗戰期間，袁殊化妝成日本學生，孤身進入日軍營地，為中國軍隊取得大量軍事情報。

1937年11月5日，上海淪陷。袁殊被戴笠授以“少將”軍銜，留守上海，成立特別行動組，專門懲辦漢奸及侵略者。成功搗毀日軍在上海虹口的海關倉庫，行動組受到軍統局嘉獎，袁殊因此被記大功。同年，袁殊將在日本獲取的日本軍事地圖撕成一頁一頁，夾在舊書報中帶回上海，第一時間交給潘漢年，並恢復了組織關係。

1938年，巖井英一統領的日本情報機構“巖井公館”在上海成立。經請示潘漢年，袁殊以“軍統”身份與巖井合作。當袁殊針對李士羣的“鋤奸行動”因叛徒告密失敗被捕時，家人直接向巖井英一求救，果真被釋放。袁殊“為日本人做事”的身份因此由地下轉為公開。

後因表現出色，袁殊獲得赴日訪問和麪見日本裕仁天皇的嘉獎。此事引起汪精衞的緊張和不滿，向日方抗議。最後，巖井解散了“興亞建國運動”，但將袁殊順利安插進了汪精衞政府，任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兼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袁殊因此可列席汪偽中央政治局委員會。

1939年初，日本特工頭目巖井英一回到上海，再次將袁殊招入麾下。同年6月，袁殊與潘漢年在香港會面，袁殊詢問黨籍一事，潘漢年不置可否。同年11月，由袁殊建議成立的“興亞建國運動”方案正式在巖井公館啓動，袁殊利用這一機構掩護中共駐滬電台，向延安發回大量情報。

1941年3月，袁殊接軍統秘令接受日偽“清鄉團團長”一職，“清鄉團”主要職責是肅清長江三角洲的國、共遊擊部隊，“大漢奸袁殊”正式粉墨登場。在充當“漢奸”的幾年中，袁殊利用職權保護中共黨員，將他們平安送返延安，使鎮江成為中共情報人員轉移要道；為潘漢年辦理了特別通行證，保證其往來行走安全。同年，派助手葉德銘（潘漢年副手）利用日軍直升機將駐港中共情報人員送返上海。期間，由於當時形勢嚴峻，有幾次袁殊對中共安排的任務不甚盡力，對中共情報人員避而不見，直接指揮“清鄉團”掃蕩“中共江南抗日根據地”等再次引起中共懷疑。同年，根據日本外務省安排，袁殊作為“興亞建國運動”代表出訪日本。在日期間通過與日本外相吉野三郎及其他諸位內閣成員談話，分析出二戰期間日軍的戰略動向：1、直接南進東南亞，暫時放棄北進蘇聯。2、日美談判破裂，日本欲對美宣戰。

1941年7月10日，潘漢年將袁殊發來的情報直接轉送延安，延安再將情報拍送蘇聯。據此情報，蘇聯紅軍東撤西援，從根本上保證了斯大林格勒保衞戰的勝利，擊退德軍，扭轉了二戰局勢。為此，蘇聯紅軍特意致電中共表示感謝。潘漢年也因此情報的準確及時而倍受中共情報部門肯定。

1941年，實為多事之年。潘漢年突然要求親晤巖井英一，要求袁殊為其聯線。袁殊認為此舉極其危險，極力勸阻，但潘漢年執意要與日本人會面，袁殊執行任務。潘漢年化名胡越明，此後數年一直與巖井英一保持聯繫，而這些情況潘漢年並未向中共情報部門進行報備，也為日後“潘漢年楊帆案”定下了註腳。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潘漢年接到周恩來急電，要求緊急轉移滯留在香港的進步人士。袁殊接受這一重大任務，以“想調回在香港的同事來增加上海的力量”為由，向巖井英一提出申請。巖井英一很高興地開出了大量的通行證。袁殊和潘漢年就用這些通行證，從日軍嚴密封鎖中撤退疏散進步人士800餘人，其中就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人。

1945年抗戰勝利後，袁殊被授予“中將”軍銜，任命為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而袁殊卻在私下變賣家資，全部所得盡歸入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1946年年初，袁殊及其幾位部下（同屬中共地下黨）回到解放區，至此，軍統才真正發現其中共黨員身份，為此發下全國通緝令。來到延安後的袁殊，因其特殊的政治經歷，組織建議其改名為“曾達齋”，定級為旅級。

1947年重新履行入黨手續。

1948年調入李克農的情報部門工作，專攻日美情報研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轉入研究對港貿易問題，定居北京。同年，曾達齋與第二任妻子王端離婚，王端回到上海定居。此後，曾達齋每次出差去上海，都會前去探望王端。

1954年底，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來到北京。曾達齋趕往北京飯店與之會面。潘漢年直言自己要出大事了，並感嘆：“幹我們情報工作的人大都沒有什麼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1955年初，曾達齋最後一次出差前往上海，在前妻王端的住處，預言自己將要出事。王端力勸其迅速轉往香港，被曾達齋拒絕，只説須即刻返京，前途未卜。

1955年3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被捕，拉開了“潘漢年—楊帆案”序幕。同年4月3日，潘漢年以“內奸”身份被捕。4月26日，李克農以開會為由，將曾達齋請上包車，車子直接開到監獄門口。曾達齋長達27年的牢獄之災上演了。

1965年，曾達齋被收押10年之後被定罪，判刑12年。之後又不斷被加刑。

1968年，曾達齋第三任妻子端木因受恐嚇而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未遂，後離家出走，下落不明。

1980年，69歲的曾達齋被釋放，卻仍無自由之身，行動亦受限制。他曾向組織提出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晚年，卻未被允許。

1982年8月2日，潘漢年被平反，9月6日，曾達齋亦被宣判無罪，折價歸還其所有財產，承認其1931年入黨之事實，在北京西苑新增配住房一套，享受原定級別待遇。曾達齋向組織提出恢復原名“袁殊”，理由為：“用袁殊這個名字沒有什麼可羞恥的。”此後，年邁的袁殊曾回到潘漢年家鄉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與逝者共同緬懷過往的崢嶸歲月，寫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極為紊亂，時常號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於北京。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1] 

袁殊（1927年北伐途中攝於皖贛邊境）(4張)

袁學易（袁殊本名）的父親袁曉嵐秀才出身，精於算學，熱衷排滿運動，年輕時即為同盟會會員，為革命活動幾乎傾盡家資。母親賈氏出身於前清鹽官巨賈之家，夫家沒落之後，她曾帶着學易、學禮兄弟兩人依靠孃家資助及典當傢什生活。袁學易的童年生活甚為貧苦艱辛。

袁殊兒子曾虎。

袁殊著述頗豐，比較有影響的有：《記者道》、《學校新聞講話》、《印度獨立史略》、《新聞大王赫斯特》，譯作有《新聞法制論》、《最初的歐羅巴之旗》、《一個日本女共產黨員的日記》等。袁殊的部分作品彙集在199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該書由夏衍題寫書名，南京出版社社長張增泰（拙子）為責任編輯，直接參加文集收集、整理和編輯工作的有梅丹馨、高潤民、成翼康、曾龍、曾虎、曾曜、周祖培、胡肇楓，他們中有的是袁殊的子女、有的是袁殊的學生。

據我黨情報人員劉人壽等人回憶，袁殊在巖井公館獲得的重要情報主要有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1941年6月，德、蘇開戰部署，日軍“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動向等情報。

袁殊是電視劇《偽裝者》中明樓的原型。電視劇《記憶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也是《隱形守護者》中肖途的原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