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

袁偉時（1931年12月15日－ ），1949年5月參加革命，1950年6月參加共產黨，現在是中山大學離休的教授和廳級幹部。第七屆（1988－199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學中山市分校——孫文學院首任院長。1987年當選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以後多次連任；曾是安徽社聯主辦的《學術界》和浙江社聯主辦的《浙江社會科學》的學術顧問，廣州市社會科學院主辦的《開放時代》的學術委員；2008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訪問學者。

《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大國之道》《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近代中國論衡》《嶺南歷代思想家評傳》（與人合著）等。學術上多次獲獎，如《中國現代哲學史稿》獲《光明日報》主辦的評選“文革”後優秀學術著作的光明杯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教育部的優秀教材二等獎；2006年獲得廣東省委宣傳部優秀學術論文獎等。

袁偉時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見解獨到著稱，一生崇尚“説真話，説自己的話”、“歷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素為近現代思想史愛好者、時政類報刊閲讀者，如《南方週末》《三聯生活週刊》《南方人物週刊》等讀者羣、高知羣體所推重，深得學術界、讀書界普遍好評，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會公共領域的廣泛社會影響。 ^[1] 

《中國現代哲學史稿》（1987年）《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1992年），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2003年）

《中國現代思想散論》（1998年）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1998年）

《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2004年）

《晚清大變局》明報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另主編幾套叢書與《大學精神檔案》（當代卷）（2004年） ^[2-7] 

《昨天的中國》浙江大學出版社

自稱“歷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他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的後記：“如果我們不願再做受譴責的一代，就必須面對嚴峻的現實，從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學術與盲信勢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

敢於正視現實的民族，應該坦然地承認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應該集中於如何學習的精力浪費在要不要學習的爭辯中。一個偉大民族的自尊心應該顯示在善於學習而又善於創造上。這裏決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偉時《兩次世紀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點》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成了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因為它是中國已經建立的現代文化學術和教育制度的產物。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兼容幷包。西方現代文化與國粹，世間各種學術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種學問和藝術，自由介紹，自由探討；激烈爭辯，以理服人，拒絕暴力干預。新的學科，新的藝術，思想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如繁星在天，異彩紛呈。這是思想解放的高峯，也是創造力高揚的年代，歸根到底，這是向現代文化教育制度轉型的輝煌里程碑。

——袁偉時《兩次世紀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點》

自由的唯一邊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國家或其他集體和尊長的名義壓制和吞噬個人的自由，是中國極大的弊端，中世紀的西方同罹此病。這是古今之爭，而非中西或東西之爭。

——袁偉時《自由：觀念、法律與制度審視》

20世紀中國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遺留問題之一，似乎首推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有個有趣的現象：這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很多“賣國賊”，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訐，其中雖然有真有假，必須認真分辨；下半葉卻難得一見。中國人的道德水準不可能一夜飆升，決定性因素之一是經濟。1912-1926年間，中央政府每年財政收支各在4~5億之間，赤字通常是一億多乃至兩億左右。為填補這個大缺口，15年舉內債近8億，外債約10億。那時，幾乎沒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國資助。吃了人家的嘴軟。從清末至民國，他們答應給外國的利權，不知凡幾。共產主義運動升起，亦用過俄國人的錢，這是眾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紀下半葉，海峽兩岸的經濟日趨強大，情況就大為改觀。不能輕視個體道德素養在歷史關頭的重要作用；但就整體狀況而言，決定性的是經濟。

——袁偉時《20世紀的啓示》——書摘 ^[8-9] 

2006年1月11日，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下屬《冰點》週刊“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因刊出袁偉時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長文，對中國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讀有異於官方版本，因而導致暫時停刊整頓，並引致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撤職。3月1日《冰點》復刊，刊登張海鵬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文章批駁上文，並拒刊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