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圈

斯烱和哥哥都是私生子，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自卑，而是積極樂觀地生活。她本在民族幹部學校學習，畢業後可以做國家幹部，卻因哥哥法海的失蹤而被迫回到機村。她走了母親的老路，帶回一個兒子膽巴。生活艱辛，但她並沒有説出孩子生父，也沒有怨恨任何人。某一天，斯烱在山裏遇到了傳説中的蘑菇圈。在饑荒和乾旱時期，蘑菇圈的存在為阿媽斯烱度過難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自然的無私給予了她寬廣的胸懷，心存感恩的她懷着以德報怨的精神幫助他人。她不僅用自己照料的蘑菇養活了家人，還偷偷送給曾經嘲笑她的村人。 ^[1] 

而當工作組和商販們幾進幾齣之後，釋放的物慾像一場初冬的寒風，悄無聲息地潛入了這個古樸的藏族村莊。為了松茸的驚人利潤，機村以及周圍地區都瘋狂了：寺院裏的喇嘛假借“封山育林”的幌子採集松茸；機村村民如飢似地挖掘松茸，將山林搗騰得千瘡百孔；丹雅以“野生松茸資源保護與人工培植”的策劃掩人耳目，計劃騙取國家的大筆扶持基金。又是一年蘑菇季，阿媽斯烱意識到，自己腿不行了，明年不能再上山到自己的蘑菇圈跟前去了。膽巴在跟她通話後，決定將母親接到自己身邊。膽巴直到冬天，才回到機村來接她。離開村子的時候，阿媽斯烱説，我的蘑菇圈沒有了。 ^[3] 

阿來寫作“山珍三部”的靈感，來源於一次青藏高原之旅。那一回，他在路上遇到一羣在路邊兜售着奶酪、動物毛皮以及蟲草的少年。阿來知道，在適當的季節，他們嘴裏還會叫賣着“蘑菇，蘑菇！”他很熟悉這些孩子，因為他自己也曾屬於他們。阿來停下車問其中一個孩子，打算用這些錢派什麼用場。孩子説，給姐姐買跟同學一樣的東西，姐姐在城裏上學，得有和同學一樣的穿戴。那刻，阿來的心就這樣一句樸素的語言打動了。當天在旅館裏，阿來開始了《三隻蟲草》的故事。他想為一個可愛的高原少年寫作，並且，他不僅要寫少年，還要寫哺育了少年的那塊土地、那片山林以及自然中的一切。沿着這個思路，《蘑菇圈》與《河上柏影》也相繼應運而生。 ^[3] 

斯烱：故事主人公，藏族人。在走出機村前，斯烱對外邊的世界充滿渴望與期冀。為此，她學過幾個漢字，掌握了漢人處理蘑菇時千奇百怪的烹飪方式，後來甚至高高興興地隨工作組離開村莊，到民族幹部學校讀書去了。而當斯烱再次回到機村時，她不再是穿着灰色幹部服的小姑娘，斯烱走上了與她母親相同的道路，為機村帶回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面對生活的突變，她將其遭遇的一切稱為“洛卓”，即宿債，她坦然接受一切，以一位母親的身份而活。在饑荒之年，她偶然遇到了蘑菇圈，正是這些蘑菇讓斯烱一家安然度過荒年，從此之後山林裏的蘑菇圈便成為斯烱的秘密。阿媽斯烱守護着蘑菇，像呵護自己的孩子一樣細心照料它們。 ^[3] 

劉元萱：工作組組長。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劉元萱怕影響自己的政治前程和聲譽，狠心拋下阿媽斯炯和膽巴母子，沒有承擔起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到了新時期，他在生活上誇張地稱讚阿媽斯炯所採的蘑菇之美味，在工作上利用職權助力膽巴的仕途，以這種方式來緩解良心的不安，來回報那個給他留續香火的阿媽斯炯。

丹雅：劉元萱女兒。在離過兩次婚、創過三次業以後，丹雅終於開了竅，決定盤活當地資源，啓動一個野生松茸資源保護與人工培植綜合體的項目。為了讓人們相信她公司的野外培植松茸項目的成功，讓人們看到野生狀態下松茸的生長過程，她在阿媽斯炯隨身物品上裝了GPS，準確定位到了作為機村秘密的蘑菇圈，並安裝了攝像機。 ^[4] 

小説以蘑菇為引子，以社會變遷背景下阿媽斯烱的一生為線索，用故事中人物的命運變遷編織成一個巨大的網，反映了六十年的時代變化和社會發展進程。小説攫取了藏區一個偏遠的村落，機村雖封閉但並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社會向前的潮流多少波及到這個起初把所有菌類稱為蘑菇的村莊。六十年的時間，它經歷了饑荒和自然災害，也經歷了“文革”、大躍進、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因此它不僅是阿來塑造的藏區一隅，儼然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長在山林中的蘑菇與機村人的生活密切相關，他們靠蘑菇度過荒年和旱災。但這大自然的饋贈人們並沒有珍惜，而是淪為他們在物慾追尋中賺取金錢和謀取私利的工具。阿來用其看似平淡的語言描寫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人類世界，卻尖鋭地剖開社會的多面性，在反映現實的同時將人性的善惡美醜在時代的變化中顯現出來。

阿來通過故事中人物和蘑菇的命運，折射出現實世界中慾望膨脹和精神浮躁的眾生相。曾經只會簡單品嚐蘑菇鮮美的機村人在蘑菇值錢後開始掠奪似地採摘，曾經能夠和自然和諧相處的人們卻變成了破壞環境、破壞生態的劊子手。這種羣體性的人性迷失，追根溯源是因為機村是在社會發展的大潮中被迫裹挾着前進，在這雜糅着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後等複雜元素的畸形的前進軌道上，缺少助跑的人們精神層面出現了斷裂，而集體的人性就在這斷裂聲中走向了裂變與扭曲。可以説這是機村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但悲劇不代表絕望。正是有如阿媽斯烱般個體的存在，代表着漆黑夜空中充滿希望的星辰，這也正是作者對人性展開揭批的同時潛埋的美好期望。 ^[1] 

小説中的鄉土情結體現在作品的文本構造上。故事的結構是以主人公阿媽斯炯的生活軌跡為線索（時間順序）。阿媽斯炯生在、長在農村，沒有真正離開過農村，最終也留在了農村，終其一生都是與農村緊緊相連，其濃烈的鄉土情結可想而知。在故事中，膽巴升職為鄰縣縣長後，隔一段時間都要接阿媽斯炯來住一段時間，但每回阿媽斯炯都住不長。她擔心着家裏的院子，想着她的那些蘑菇，她離不開機村這塊土地。這是阿媽斯炯的鄉土情結的直接表達。同時，阿媽斯炯是從自然中尋求友情的，她將自然中的小精靈當朋友來對待，這是她心靈的慰藉。蘑菇圈也是阿媽斯炯的“朋友”，阿媽斯炯願意一輩子守着蘑菇圈，一輩子待在機村，所以故事結尾處阿媽斯炯傷心的不是她老了，而是她的“蘑菇圈沒有了”。 ^[5] 

蘑菇圈，是高原地區特有的一種自然景觀，是蘑菇真菌用“孢子”繁殖後代的結果。小説中，蘑菇作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其所經歷的命運變遷恰恰就是當代社會理性異化的縮影。在相對原始的生產環境中，機村人一邊聆聽布穀鳥的鳴叫，一邊用牛奶烹煮羊肚菌。與生態融為一體的機村人儘管並不富有，卻能夠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與滿足。而當外部世界的人、工具、思想闖入機村之後，以蘑菇為象徵的生態資源便有了更現實的理性意義。它可以滿足人的口腹之慾，也可以作為仕途晉升的重要砝碼，還為機村人打開了難以抵擋的財富之門。 ^[6] 

《蘑菇圈》的敍事時空中，當代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和政治事件，從農業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到文化大革命，都有明確的交待，而且圍繞這些事件展開了詳細的敍述：工作組為了完成糧食產量翻番的目標，動員公社社員拼命往麥地施肥，結果因為麥子長得過於茁壯遲遲不肯熟黃，被連續三夜的霜凍給全部凍死，最終莊稼顆粒無收，社長上吊贖罪。文化大革命時期，機村在外上學的紅衞兵開着卡車回來，興沖沖地揪出了村裏最大的當權派劉元萱，在村裏廣場燃起篝火連夜開批鬥大會，散會後又打斷他的一條腿和兩條肋骨。 ^[4] 

阿來的《蘑菇圈》深情書寫自然與人的神性，意深旨遠。在歷史的滄海桑田中，阿媽斯炯珍藏、守護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無怨恨，有情義而無貪佔，這一切構成了深切的召喚，召喚着人們與世界相親相敬。（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授獎辭） ^[2] 

小説《蘑菇圈》以特定的高原物產——蘑菇作為切入點，以食物敍萬物，勾勒出了在一段特定歷史年代下的眾生相。作者以蘑菇圈之小見人性底層的貪婪，以蘑菇圈之退見現代物慾社會鋪天蓋地地席捲之勢。（《北京晚報》評） ^[7] 

阿來，1959年生於四川馬爾康，藏族，現任四川省作協主席。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出版詩集《梭磨河》《阿來的詩》，中短篇小説集《月光下的銀匠》《遙遠的温泉》《三隻蟲草》等， 非虛構作品《大地的階梯》《瞻對》，長篇小説《塵埃落定》《機村史詩》《格薩爾王》《雲中記》等。曾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及百花文藝小説、散文獎“雙獎”等多個文學獎項，大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日、意、西、俄等三十餘種語言出版發行。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