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柏影

主人公王澤周出生在岷江山谷一個偏僻的小村莊，村裏只有幾十户人家，他們家就坐落在江邊5棵老柏樹下。這幾棵岷江柏是王澤周的自然課堂，也是母親依娜精神信仰的依靠。這個漢藏混血的王澤周，從小一直對卑微木訥的父親和曾因家世淪落而備受男人欺凌的母親充滿着怨恁。作為村裏的第一個大學生，在學校裏也因為出身而承受了來自同學貢布丹增的譏諷。大學畢業後，他選擇了回鄉，卻又因工作關係不得不與貢布丹增有了新的交集，對生態自然、旅遊發展的理念和行為上博弈對峙。廟宇變成了景區，江邊五棵老柏樹被凋零被扼殺，自己家的老宅也因此而被畸形地升值肢解；而與此同時，他與父母的感情，卻在不知不覺中悄然由怨恁不滿到温情依戀，人世紛爭和煩惱在對父親的諒解和親情的迴歸中慢慢融化。 ^[2] 

王木匠是由漢族地方逃難而來的異鄉人。流落到村落裏被一個父母雙亡的破落地主的女兒收留，兩人共同生活，相憐相惜。作為一個沒有根底的異鄉人，王木匠的內心隱忍而不安，沒有由衷的歸屬感。在這個村子裏沒有血緣之親的家族成員，沒有家族根基支撐的王木匠顯得飄搖不定。他不敢“像其他男人一樣，大嗓門説話，大甩着膀子走路，打着哈哈跟女人們調笑”。王木匠雖有一副好手藝，勤奮努力，卻只能“像影子一樣生活在村子裏”，受盡村民們輕視與嘲笑。所以，王木匠渴望自己“真正的家”，也一定要帶兒子“回老家”。其實，王木匠對“老家”的渴望，很大程度是對自我身份認可的主體訴求。尋“家”是為了尋“根”，為了尋找身份認同的土壤。 ^[4] 

王澤周不是異鄉人，卻因為有一個異鄉異族的父親，導致了他血統的“不純”與身份“混雜”。“混血”的王澤周從小便遭受村裏人的白眼與輕視，很難與同齡夥伴保持親密的關係。無奈的王澤周只有保持沉默，像自己的父親一樣“約束膽怯”。“混血”的身份讓王澤周從“心裏一陣悲涼，什麼都不像，那就是一個身份模糊的人了”。揹負身份枷鎖的王澤周“厭離”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親，以及自己的血統。他對自己的父親“深懷恥感”，“他從來沒有像愛母親一樣愛過父親。他一直把沉默的父親當作可有可無的存在”。悲憤的王澤周選擇到很遠的地方求學，期待改變現有的狀態。然而，學校也不例外，王澤周再次被視為異類。“充滿了悲傷，以及無力的憤怒”的王澤周為自己的身份所累，一生都在逃避，卻怎麼也躲避不開，只能吶喊結婚的對象一定“要找個藏族人。這樣我的兒子就是比較純粹的藏族人了”。 ^[4] 

《河上柏影》以兩代人的故土遷移為背景，對個體生命存在空間與靈魂棲息之所進行了深度表現，個體面對原鄉與故鄉雙重缺位的那份躊躇與不安，是現代人共有的精神危機，生命要如何自救，靈魂又向何處歸依，阿來用小小村莊一家人對精神原鄉的重建給予答案。“原鄉”是指建立在血緣的基礎上，由宗族文化與家族記憶共同建立起對先祖居住之地的認同。當代文壇早期的“原鄉”書寫頗具尋根意味，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與賈平凹的《商州》小説，他們的小説不僅紮根於原鄉的地域與文化，肆意描繪和緬懷故鄉的風土人情，同時更飽含對自我根的追尋，頗具追尋精神原鄉的意味。近代以來，“原鄉”的概念不斷擴大，諸多海外華人筆下的原鄉指涉的範圍也從過去指代自己宗族起源的故鄉擴展到廣泛的民族概念上。“原鄉”包含的特定宗族血緣關係也轉化為普遍的家國情懷。而餘華的《文城》所指涉的原鄉則更具精神原鄉的意味，“文城”雖不存在，但有家人的地方才是永恆的精神“原鄉”。所以，“原鄉”的指涉範圍就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地域與文化屬性上的：人們對自己或祖先曾存在過的地理空間上的某種眷戀或思念的情感。二是精神屬性的：人們對自己精神寄託之處的某種嚮往與眷戀之情。傳統意義上的鄉愁，人物經歷的是身心錯位的苦悶，換言之，人物面臨的困境是有歸宿但無法迴歸。《河上柏影》中人物的“原鄉情結”則表現為一種不可得的原鄉之痛，人物身處異鄉與原鄉分隔，其面臨的不僅是無法迴歸的現實困頓，更是無鄉可歸的精神困境。

小説中，王澤週一家兩代三口都面臨着不同程度的原鄉之痛。王父十幾歲時為了給家人省下一點救命糧，跟着老木匠外出逃荒，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一路做工乞討，最後在這個深山中的村落中停留下來。三十年後，聽聞母親死訊的王木匠趕回了自己幾十年間思念的原鄉，卻發現生養自己的故土並不能帶給自己精神上的歸依感，生命無所依附的感覺又催促他回到生活了三十年的藏族村寨，回到了相依為命的妻兒身邊。血緣關係與宗族文化共同建立起來的親屬關係，伴隨着母親的死亡而減弱，作為地域的原鄉無法填補王木匠精神的空洞，唯有血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家庭，唯有妻兒才能重新治癒其心中的原鄉之痛，並構建起新的精神原鄉。王母雖為村寨的原住民，但被沒收了祖屋，只能獨自一人生活在破木板房裏，同時還要面對村民的欺辱，直到她救起倒在羊圈裏的王父，才真正擁有了一個可以抵禦危險的家。當摘掉“地主”的帽子，可以搬回自己先輩居住過的宅院時，王母出人意料地選擇拒絕，她繼續和丈夫兒子住在這個破木板房裏，憧憬着丈夫會為自己和兒子蓋起一座屬於他們三個人的温暖小屋。血緣與宗族記憶建立起來的原鄉情感隨着族人的離去已被消耗殆盡，老宅早已不再是王母的心靈寄託之處，伴隨着婚姻關係的締結與家庭模式的確立，小屋取代了老宅，成為王母新的精神原鄉，那個在漆黑夜裏，一個人蜷縮在破屋角落思念老宅親人的王母也變成了安然躺在小屋火堆旁的妻子與母親。在父親的指引下，王澤周與父親一起回到了那個與自己有着血脈聯繫的原鄉，當他從父親懷中的信中得知，自己與母親被血親稱為蠻婦、蠻子時，他無法接受這樣的原鄉，他只在心裏告訴自己“只把他送到村口，卻半步也不會踏進這個村莊，也不會去見這個村子中那個把自己的家鄉叫作‘蠻中’、把他的母親叫作‘蠻婦’的家族的任何一個人”。王澤周與原鄉的聯繫建立在血緣關係之上，但不被原鄉接受，這份血緣所產生的原鄉依戀就會大打折扣，王澤周自然也無法單方面產生對原鄉的歸屬與依附之感。

所以，原鄉雖以血緣和宗族文化、記憶為基礎，但主體對所謂“原鄉”的認可與依戀才是原鄉情結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當血緣與地緣因素弱化、文化與身份認同消減，原鄉情結最終還是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能喚起原鄉情結的社會關係已經消失，人們又在新的人際關係中建立起了又一個精神原鄉。從這個層面上來説，王澤週一家各自過去的原鄉已經消失，三人又以家庭為單位建立起另一個原鄉。與其説過去的原鄉伴隨着社會關係的解體而消失，倒不如説是伴隨着新的家庭關係的確立而被重構。 ^[5] 

2018年5月16日，該小説入選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參評作品目錄。 ^[1] 

阿來，1959年生於四川馬爾康，藏族，現任四川省作協主席。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出版詩集《梭磨河》《阿來的詩》，中短篇小説集《月光下的銀匠》《寶刀》《遙遠的温泉》《行刑人爾依》《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白色羣山》《蘑菇圈》《三隻蟲草》《河上柏影》等，散文集《大地的語言》《羣山的聲音》《成都物候記》《一滴水經過麗江》《落不定的塵埃》《從拉薩開始》《如何面對一片荒原》《離開就是一種歸來》等，非虛構作品《大地的階梯》《瞻對》，電影劇本《西藏天空》《攀登者》等，長篇小説《塵埃落定》《機村史詩六部曲》（《隨風飄散》《天火》《達色與達戈》《荒蕪》《輕雷》《空山》）《格薩爾王》《雲中記》等。曾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及百花文藝小説、散文獎“雙獎”等多個文學獎項，大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日、意、西、俄等三十餘種語言出版發行。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