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作

《天工開物》封面(2張)

清浙江巡撫納蘭常安一生浮沉宦海，也是一個頗有成就的文人學者，著述不少，包括：詩文集《醉紅亭集》、《瀚海前後集》、《瀋水三春集》、《駐淮集》、《班餘剪燭集》，這些文集後來統編為《受宜堂集》；史論著作《明史評》；人物傳記集《從祀名宦傳》；筆記《受宜堂宦遊筆記》(清乾隆11年(1746)刻本)。納蘭常安在其所著《受宜堂宦遊筆記》第四卷中有段文字所記載：“蘇州專諸巷，自琢玉、雕金、鏤（lòu）木、刓（wán）竹，與夫髹（xiū）漆裝潢像生針繡，鹹類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顯微鏡燭之，方施刀錯。其曰水盤者，以砂水滌濾，冺（mǐn）其痕紋。凡金銀琉璃綺彩錦繡之屬，無不極其精巧，槩之曰蘇作”。當代“蘇作”品牌文旅系列產品的創意即由此段文章挖掘而出。

自宋以後，歷經元、明初，至明代中晚期，蘇、吳之地雅俗合流的文化特徵逐漸成熟，它是文人意識世俗化的產物，是江南文化、江南手工技藝的典範，其背後則有着強大的人文和人才支撐。

明代中葉以後，蘇州作為東南沿海大都市，號稱“江南首都”，不但生活奢華，而且引領時尚潮流，玉器等高檔消費品市場極度振興，使蘇州的琢玉有了很大發展，在工藝加工向精細化發展的同時也更追求形式與內容所表達出的精美與雅緻。明人宋應星鑑於他所看到的與聽到的頗多感慨，在其《天工開物》中寫下了“良工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名句。

當代的“蘇作”玉雕在繼承歷史優秀傳統特色的基礎上有了很大變化，除了技藝層面上的“精、細、雅、巧”，更注重文化審美的精神層面表達及題材內容所展露的氣韻，具有極其鮮明的時代特徵。

創意新穎、注重立意，是當代“蘇作”玉雕的特徵之一。創作者秉承元明以來江南文人畫的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的風格，追求高雅的立意，深邃的思想內涵及挺健雅秀、酣暢淋漓的筆意，在有限的玉料上賦予高雅的藝術品位與趣味，彰顯出“蘇作”玉雕雅、潔、細、巧高度融合的文化特徵，傳達給觀賞者的是回味無窮的意藴。 ^[1] 

近20年，隨着收藏熱升温，蘇州玉雕業再度崛起，有着深厚傳統積澱的蘇州玉雕又成市場追捧的熱點。只要説起蘇州工、蘇幫工，藏家玩家莫不敬重三分，而在相王弄、園林路、觀前粵海等地，玉雕工作室和商店遍地開花，天南海北的商户和玩家前來選購。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中，“蘇作”二字不時被提及，尤其近幾年蘇州工藝美術行業協會作品倍受推崇，“蘇作”成了收藏界家喻户曉之品牌。玉雕市場巨大，但在急功近利的心態下，蘇州玉雕難免魚龍混雜，以假亂真、以次充好現象也屢見不鮮，嚴重損害了蘇州玉雕的市場聲譽。“以前至少要學三年才能上手，可如今不少從業人員學了半年就開始加工產品，雕工上根本不具備‘蘇作’的精細雅巧，構思上也沒有‘蘇作’的內斂含蓄”，市工藝美術行業協會玉雕專委會秘書長單存德不無遺憾地説，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自然難有市場。 ^[3]  可以説，“蘇作”已是蘇州玉雕金字招牌，但是，不是所有的“蘇工”都能被稱為“蘇作”，蘇州市場上的玉器良莠不齊，真偽駁雜，因此蘇州市玉石雕刻行業協會多年前就在策劃註冊商標事宜。

經過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批准，“蘇作”商標已呱呱墜地。蘇州玉石雕刻行業協會會長馬建庭介紹，“蘇作”玉雕商標註冊成功後，至少有兩方面好處，一來可以規範“蘇作”在玉雕界的使用，防止以假亂真，保護消費者利益;二來，便於日後更大力度開發“蘇作”這個品牌，做大蘇州玉雕影響力。“蘇作”品牌將逐步深度開發，玉石雕刻行業協會已有初步計劃，積極推進“蘇作”玉雕品牌工作室的建設，分期分批命名符合條件的在蘇玉雕工作室，打好“蘇作”品牌，擴大“蘇作高端藝術品”的市場影響力。 ^[4]  2015中國（蘇州）“子岡杯”玉石雕精品暨國際玉雕藝術家作品博覽會開幕式上，承辦方之一的蘇州市玉石雕刻行業協會頒發了“蘇作玉雕品牌工作室”稱號，首批十五家成為了獲評單位 ^[5]  。今後這些工作室製作的玉雕都將附帶相關證書，這樣也進一步提升了蘇州玉雕的產業層次和社會形象 ^[2]  。

蘇作玉器獲獎作品(7張)

北宋時，朝廷在蘇州設立造作局，其中役使的工匠就有許多玉工。明清的琢玉工藝在發展過程中，因為地域、經濟條件、風俗、文化等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包括京作、蘇作、揚派工、西番作等。當時蘇作工藝品的影響力較大，這是因為明清之際，蘇州地區的絲綢業、鹽業非常發達，蘇作玉工偏好從當世流行的制繡像小説的插圖、版畫尋找紋樣，雕琢玉牌。制式一般上端浮雕方折的夔紋，一面浮雕人物，一面陽刻詩文，玉質白若凝脂，刻工精細不亂，融世俗意趣與文人書卷氣與一體。明清時，蘇州的玉雕達到頂峯，尤其是明中葉以後，蘇州號稱“江南首都”，不但生活奢華，而且引領時尚潮流，玉器等高檔消費品市場極度振興，與揚州同為全國最重要的兩個琢玉地。“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就是其真實的寫照，陸子岡等代表人物更是名震京師，譽滿四方，被人們譽為“鬼斧神工”。

至清乾隆，蘇州琢玉作坊已達八百三十多户，在閶門內的專諸巷、天庫前、周王廟弄，寶林寺前，向南諸如王樞密巷、石塔頭、回龍閣，梵門橋弄，學士街直到剪金橋巷，到處可聞一片“沙沙”的琢玉聲。而閶門吊橋兩側的玉市更是擔攤鱗次，鋪肆櫛比。乾隆帝曾贊曰：“相質制器施琢剖，專諸巷益出妙手”。當時琢玉行會就設在周王廟，每年陰曆九月十三至十六，全城大小近千家玉器作坊都要拿自己最精心的傑作作為祭祀的供品去陳列。屆時，同業相互觀摩，各路客商雲集，市民爭相觀摩，熱鬧異常。這種現象，在全國玉雕行業內可能僅此一例。

在玉雕技藝方面，蘇州善雕琢中小件，以“小、巧、靈、精”出彩。“巧”是構思奇巧，特別是巧色巧雕尤其令人叫絕;“靈”是靈氣，作者有靈氣，作品有靈魂;“精”是一刀一琢皆精緻細到。由於近現代以來玉雕工具的不斷改進，更為玉雕的精工細作創造了有史以來無可比擬的條件，因此“無論圓雕、平雕，都優美別緻，圖案線條剛柔結合，婉轉流暢，毫不拖泥帶水，不留碾琢痕跡，給人以方寸之間天地闊之感”。特別是蘇州的薄胎器皿件，充分運用圓雕、浮雕(淺浮雕、深浮雕)、鏤空雕、陰陽細刻、取鏈活環、打鑽掏膛技術、制口琢磨技術等不同的雕刻工藝，使其更加華美而精巧，成為“蘇作”細作工藝的傑出代表而獨樹一幟。

蘇州玉雕的興衰起落一直受着時代牽引。在皇家御用時代發展到頂峯的蘇作工，從民國時期開始逐漸衰退。印證了那句“盛世藏玉，亂世藏金”的名諺，在風雨飄搖的年代，精美而脆弱的玉器不是最合時宜的收藏品，解放後一直到改革開放前，玉器只有兩個身份：一個是“四舊”，一個是對外貿易中的工藝品。但是歷史常常峯迴路轉，蘇州玉雕在沉寂了一個多世紀之後而再度崛起，以其選材精良、構思奇巧、造型雋秀、琢磨工細、寓意豐富的地域特色為全國收藏界所公認。特別是上世紀末以來，全國各路玉雕高手紛紛落户蘇州，使蘇州玉雕從業人員迅速擴大至二萬餘人，南北技藝交融，精品佳作迭出，將蘇作玉雕再次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峯。 ^[6] 

蘇作傢俱的美學解析(5張)

蘇作傢俱(亦稱“蘇式傢俱”)是指以蘇州、無錫、常熟等江南為中心的地區製作的紅木傢俱，其造型簡約清秀，線條優美，尺寸合理，在設計上吸收了宋代傢俱風格。用料上以黃花梨、紫檀、鐵力木、雞翅木等木材為主。蘇作傢俱的線條流暢，比例適度，穩妥大方，不管是放置在江南園林的亭台樓閣還是普通居民家中，都顯得非常協調，裝飾部分體現了簡樸無華的特點，往往點到為止，有大寫意風格，就像文人學子寒素中暗藏着一股孤傲之氣。

蘇作傢俱歷史悠久，文化傳統豐厚，在傢俱的造型、裝飾、工藝等諸方面都有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

蘇作傢俱工藝精良，主要裝飾手法有雕刻、鑲嵌、髹漆裝飾等。蘇作傢俱雕刻重神似，刀法圓潤，細膩生動。最常用淺浮雕和透雕兩種技法，雕刻口訣“雕刻要氣韻，層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順，稜角要出清”就充分説明了蘇作傢俱的雕刻不僅要求圓潤流暢，稜角分明，達到形似，而且還要神似，講求氣韻生動。

由於地理條件決定，蘇南地區的硬質木材來源在明代時與廣州、北京相比，遠不及它們充實，主要是靠海上通道運來，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因此蘇州工匠們在傢俱製作上，用材精打細算，蘇作傢俱可以説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在木材不足的情況下，匠師們開動腦筋，創造出許多工藝手段。如包鑲工藝，就是以雜木為骨架，在上面粘貼硬木薄板，粘貼技術非常高超，邊緣稜角不露破綻。“掉五門”此是蘇作匠師們對傢俱製作精細的讚美行話。比如椅子或凳，在作完之後，將同樣的幾隻於地面上順序移動，其腳印的大小、腿與腿之間的間距，不差分毫。這種尺寸大小相同、只只腳印相合的情形，稱為“掉五門”。在非機械化生產的情況下確實難能可貴。

蘇作傢俱既要造型優美，又要省料的作法從而使傢俱產生了俊秀的風格。歷史上那些蘇式工匠簡直就象魔術師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連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場，不論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無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觀，使之天衣無縫，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藝技巧令人歎為觀止。江南的小橋流水等人文風光，造成了文化藝術上的清雅、委婉之風，也必然反映在傢俱審美和傢俱風格上。因此，蘇作傢俱由於木材資源比較缺乏的因素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傢俱造型上的輕巧、俊秀的特徵。比如，同是太師椅，廣作則體大、雄偉、滿身雕飾；而蘇作則輕簡、素雅。

蘇作傢俱的裝飾設計是蘇作傢俱的亮點之一。合理的裝飾，成為蘇作傢俱中獨特的點睛之筆，精工製作更是蘇作傢俱中不可缺少的。且裝飾題材非常廣泛，動物方面喜用草龍，植物方面有靈芝、纏枝蓮、竹節梗、芝麻梗等，其他紋樣也有與眾不同的方漢紋、博古紋等，也有通用的繩紋、拱壁、如意、魚草、什錦等。 ^[7] 

蘇作刺繡的精湛工藝(5張)

蘇州自古以來是吳文化的搖籃，傳統民間工藝之鄉，“蘇作”工藝因其品類齊全、技藝精湛、人才輩出而蜚聲中外。高新區東渚鎮，是蘇州民間工藝最為集中地的地區之一，傳統民間工藝的從業人員達到1.5萬人，其代表性的緙絲、蘇繡、紅木雕刻等等工藝均被列入國家級或省級“非遺”代表作名錄。 ^[8] 

蘇作刺繡亦稱“蘇繡”。明清時期，江南成為皇家紡織品最重要的生產基地。蘇州織造作為江南三織造之一，與清代宮廷有着密切的聯繫。蘇州織造在清代皇宮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故宮典藏的十八萬件織繡藏品中，蘇州織造佔了一半，近十萬件。更鮮為人知的是，原本都以為出自江寧織造的妝花緞，在蘇州也有這項工藝。

從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後人一窺江寧織造的繁華勝景，同時也聯結着蘇州織造的輝煌歷史。江南三織造共同肩負着皇帝交付的使命，同時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分工，在《百家講壇》中曾講過，蘇州織造和江寧織造一樣做皇帝朝廷用的絲綢服裝，江寧織造專門做皇帝用的“上用”絲綢，蘇州織造主要是給皇帝做賞賜用的“官用”絲綢。“蘇州織造的功能實際上是非常全面的，皇帝的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內務府、通過織造府在地方上着手處理。它不光是身肩織造這一項功能，蘇州織造與江寧織造、杭州織造不同的一個方面是，更多零星的、特殊的任務都會交給蘇州織造府來做。原來是把江寧織造抬得比較高，從檔案研究發現，蘇州織造跟宮廷的關係可能更密切一些，尤其是像織造類似《彩織極樂世界圖》一類計劃之外的事情都是交給蘇州織造來做。蘇州織造府的功能更加強大，包括玉器的工藝、奇珍異寶的採辦都是交由蘇州織造來做的，它的本分工作是織造，但除了完成這些分內的事情之外，它會不斷有一些創新的東西出來。它其實涉及了與清代宮廷內方方面面的事項，蘇州織造跟宮廷的聯繫太多了。”

蘇州織造在清代宮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從遺留下來的豐富藏品也可見一斑。儘管還沒有人精細統計過故宮到底有多少蘇州織造的物品，但據專家粗略估計，故宮的十幾萬件織繡藏品中，蘇作織造繡制的物品佔到一半，包括了成品與布料，將近十萬件。豐富、精美的藏品彰顯出極其高超的刺繡工藝。在這些內涵深厚的藏品中，蘇州織造工藝中不僅有蘇繡、宋錦等，妝花緞的織造蘇州也有。“按照江南織造的分工，妝花緞應該是江寧織造做的，按照傳統工藝的特點也屬於江寧織造的工藝，但從藏品中發現，蘇州織造也有這項工藝。”一張殘缺的文字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明，“蘇州織造上用新樣八絲地絨圈白牙五爪正而龍重石青龍襴緞壹疋用工料銀貳拾貳兩肆分叁釐陸”，這個“龍襴緞”就是妝花緞。

蘇州織造工藝聞名於世，故宮博物院保存了最巔峯的宋錦工藝藏品《彩織極樂世界圖》，曾由蘇州宋錦織造技藝國家級傳承人錢小萍成功複製，這幅代表着我國宋錦最高水平的佛教圖卷，畫作原稿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本是乾隆為母親慶壽着宮廷畫師丁觀鵬而作，在研究中發現，這幅《彩織極樂世界圖》應該是繡制於乾隆四十五年前後，“在這幅彩織作品的題贊上有一個落款，註明‘乾隆四十七年’。” ^[9] 

蘇州東渚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馬海英表示，海峽兩岸文承一脈，習俗相同，有着極其相似的文化審美觀點，藉助誠品這一文化平台，有機會讓蘇作工藝走進台灣，加深兩岸文化交流學習，汲取藝術創作思想和靈感。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