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葉賽寧

1895年10月3日，葉賽寧出生於俄羅斯梁贊省康斯坦丁諾沃村的農民家庭。葉賽寧從小受宗教文化的薰陶，經常跟隨長輩出入教堂，但對東正教並不感冒和信任。 ^[1] 

1912年，從教會學校畢業後，離開家鄉前往莫斯科，並先後在肉鋪當過夥計，在印刷廠當過校對員。

1913年，考取沙尼亞夫斯基莫斯科人民大學文史科旁聽生，並開始與蘇里科夫文學音樂小組成員交往。 ^[2] 

1914年，葉賽寧首次對外發表作品；1915年，赴彼得格勒（即聖彼得堡）拜訪勃洛克。他的詩歌習作得到勃洛克的賞識，並把他的作品推薦給刊物發表。同年，葉賽寧同詩人戈羅傑茨基和作家列米佐夫組建“克拉薩”文學團體，並在此結識了高爾基和農民詩人克留耶夫。 ^[3] 

1916年，葉賽寧出版個人首部詩集《掃墓日》，其核心形象是鄉村的俄羅斯。詩集一方面反映出個人內心世界的宗教情結，另一方面充盈着民歌的歡快風格。該詩集一方面表現了對個人內心世界的宗教關懷，另一方面也充滿了民歌的無憂無慮因素。該詩集的問世使葉賽寧名聲大噪，被公認為一名獨具一格的詩人 ^{[1]  [3]}  ；同年，應徵加入沙俄軍隊，在皇家戰地衞生專列上服役。 ^[2] 

1918年，葉賽寧開始參加蘇俄意象派文學團體的工作。1922年，陪同新婚妻子鄧肯一同赴歐美巡迴演出和遊歷。

1923年，葉賽寧回到蘇聯。回國之後，他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旅行加劇了其內心的憂鬱情緒，讓他感覺到自己如同一個失去祖國的浪子，他經常流連於街頭酒肆，不斷尋釁滋事。1924年，發表詩作《莫斯科酒館之音》。 ^[3] 

1925年，發表自傳體長詩《安娜·斯涅金娜》和以懺悔為主題的敍事詩《黑人》 ^[6]  ；12月28日，葉賽寧在列寧格勒一家賓館中自縊身亡，年僅30歲。 ^[1] 

1921年，葉賽寧認識了美國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兩人在同年結婚，婚後不久葉賽寧便與鄧肯共同出訪歐洲。葉賽寧回國後的精神危機和消極作風使兩人於1924年離婚。

1925年，葉賽寧與托爾斯泰的孫女塔其亞娜·托爾斯塔婭結婚。 ^[1] 

葉賽寧一生出版了許多詩集，其抒情世界的突出特點是具有相對的完整性和穩定性，對大自然、鄉村、祖國和親人之愛是抒情詩的基本主題。從詩集的選題、內容和創作時間上可以看出葉賽寧詩歌創作的演變：詩人從宗法制神話的、宗教的俄羅斯走向蘇維埃的現實生活；而在這兩個世界之中是表現詩人自我認識和對命運的預見。由於主人公形象具有作者自傳性質，各時期的詩歌成為抒情年鑑和日記，反映了詩人由外部和內心生活引起的充滿緊張矛盾的情感體驗。 ^[1] 

葉賽寧早期創作的詩學首先是與民間創作傳統聯繫在一起的。農民的生活風俗、傳説、神話、宗教詩、民間抒情歌曲和謠曲，所有這些都進入葉賽寧的詩歌體系。梁贊平原純樸的風情和自幼所受的教育積澱了他的傳統文化心理，鮮活的民間詞彙豐富他的詩歌語言。他的創作源泉、詩歌主題都源自人民生活，源自故鄉的大自然。

葉賽寧在1910—1918年間創作的詩歌構成一個獨特的、完整的、和諧的世界。這一時期的許多詩歌都與自然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自然風景具有泛心論的特徵，亦即相信大自然存在普遍的靈性。在葉賽寧的筆下，自然界的萬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樹林被隱身人施了魔法，在夢幻的童話聲中打盹”；“嘰嘰喳喳的喜鵲做媒婆，説合着大批的雨水客人”；“木房老太用門坎的牙牀／咀嚼香甜麪包心——寂靜”；白樺樹“披着綠茸茸的秀髮，袒露少女般的胸脯”……在葉賽寧的風景形象中幾乎沒有自然主義的精細描寫，他所運用的隱喻、排偶、比喻、修飾語在保持傳統性的同時，又融入了詩人自己的聯想和創新，其詩歌意象跳躍、活潑、陌生、密集，並且具有深邃的象徵意藴，形成了富有個性的詩性話語系統。對大自然生命的理解使葉賽寧的詩歌與民間詩歌以及19世紀古典詩歌傳統相接近。在早期詩歌中，大自然的畫面已經融人俄羅斯完整的、統一的形象之中，這個形象體現了詩人的民族愛國之情，在他創作成熟期則發展成為更加深刻的公民感情。《羅斯》便以其精緻的詩意結構、新奇鮮活的意象、具體細緻的感受、深沉真摯的感情而著稱。詩中不僅散發着田野和森林的清新和芬芳，還飽含了對苦難深重的祖國之愛。俄羅斯大自然的畫面與鄉村日常生活、祖國形象交融在一起，構成了葉賽寧抒情詩特有的音調和情感。在把自己的藝術世界同鄉村生活聯繫在一起的同時，葉賽寧在自己的創作中使大自然的形象貼近民間文學形象。詩人有意識地追求形象的美妙和清晰，他所創立的形象凝練、豐盈，具有藝術飽滿性，而形象的隱喻性又使之包容了更加豐富的含義。因此，葉賽寧的風景抒情詩不僅生動、質樸，富有情趣，而且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具有多重意藴和多重聲音。

葉賽寧自然風景詩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風景畫面的詩性建立在自然界與人的世界相結合的親密關係上。在此，鄉村世界的形象又一次充當了隱喻的本體：“哇上有棵幼小的楓樹，吸吟着母親綠色的乳房”；“山丘有枝白樺小蠟燭，披一身銀白的月光羽衣”。這樣的詩句在葉賽寧的詩中不勝枚舉，而人的世界則在與自然生命的聯想中展開。

葉賽寧認為，大自然不僅是抒情的對象和背景，它還體現着作者的評價、感情和態度。晚期創作中的大自然的形象富有哲理意藴，成為主人公自省和思考的抒情話語。在《金色的叢林不再説話了》詩中，叢林不再“説話了”，鶴羣“對誰也不會再依依眷戀”，抒情主人公傾吐着“憂傷的話兒”，對往事“毫不惆悵”。對比和比喻的運用有助於表現主人公對自然法則的感悟：“世人都是過客。”但世界並不因此而枯萎、死亡：“紅透的山楂並不會燒焦，發黃的小草並不會枯死。”詩句“我獨自佇立在光裸的原野”，讓人聯想起萊蒙托夫的詩篇《我獨自一人走上廣闊的大路》。這兩首詩都表現了主人公與世界的融合，與天空和大地的融合。葉賽寧繼承和發展了19世紀和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的基本主題：感受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以及人與世界的一體性。大自然的形象引起抒情主人公內心隱秘的思緒和深刻的哲理思考，反映了詩人從極端主義到趨向和諧的精神轉變。

葉賽寧的才華，他對世界觀的探索，他的創作題材、美學傾向和他的道德體系，都紮根於農民生活及其價值觀念中。對於葉賽寧而言，農民的生活、農民的羅斯不僅體現了富足與和諧，而且還是人間的天堂。羅斯在葉賽寧的詩中不是概括的，而是現實生活中的形象。《在農舍》以生動逼真的細節描寫、真實地再現了鄉村生活的場景：農民的日常生活連同克瓦斯的發酵桶、爐炕的凹縫、嫋嫋的油煙、新打的雞蛋殼、偷喝牛奶的老貓、咯咯叫的母雞、唱歌的公雞、毛茸茸的小狗一起構成了農民的宇宙，體現了鄉村生活的温馨與祥和。 ^[1] 

在許多詩人看來，意象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文學狀態，像未來主義者以前所做過的那樣，抱有衝擊資產階級的渴望。但對葉賽寧來説，這種生活更加悲慘。‘他感受到了其悲觀主義的全部力量。他對導致他進入意象派圈子的十月革命的幻想的破滅，仍然沒有減弱，從而迫使他在一首詩中聲稱他受了欺騙。到1920年，他認為，十月革命與農民對立的一面已更加顯著。而這時期，隨着葉賽寧於1922年同美國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的結合，其酗酒和醜聞已達到了頂峯。由於他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奢侈生活便成了他們的羈絆。一年之後，經過一次失敗而不體面的環球旅行，他們終於結束了婚姻生活。這些遭遇似乎使葉賽寧清醒，因此，在他回到俄國之後，他盡力適應新的秩序，並想重新恢復和重新考慮他為了莫斯科而放棄的對俄國鄉村的那些思想感情。他雖然回到了故鄉，卻不能舊夢重温了，因此他在這段時間所寫的抒情詩都是悲傷的和反省的．預示着他的死亡。他在一首詩裏寫道，他命定死於莫斯科的小巷裏，而不足死在生育他的村舍中。在另一首詩中，他自稱“最後一個鄉村詩人”。他讚美大自然的旖旎，抱怨機器的出現毀壞了美麗的田野。他在農村中所失去的青春年華和歡樂，都市生活使他產生的各種變化，都使他感到十分悲傷，而他的詩反映了他後來的白絕於人寰。他的大多數酒館詩，都帶有悲劇性的反省。 ^[6] 

葉賽寧最後的詩簡練而優美，有時多愁善感，有時懷舊。在20世紀20年代，他因這些詩而享有盛名。他以毫無拘束且令人傷感的詩篇描寫鄉間景色、農村生活，以及各種動物，對共產主義的青少年和那些仍然懷念革命前的歲月的老一代俄國人，都富有感染力。葉賽寧似乎對動物有特殊的感情，稱它們“小兄弟”，併為它們寫了一些詩，如《奶牛》和《關於一隻狗的歌》。 ^[6] 

葉賽寧的詩清新，乾淨，激越。（俄國詩人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勃洛克評） ^[3] 

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兩個詩人，在同一時代裏，從不同程度上迎接了十月革命。馬雅可夫斯基從未來主義的一羣中走出來，大聲疾呼地奔向革命，寫了大量的歌頌無產階級勝利的詩篇，他的詩是不朽的；而葉賽寧，從意象主義者們中間出來，以舊俄羅斯農民的眼光，看着暴風雪疾馳而至的心情迎接了革命，他的詩充滿了哀怨，留給人們以難忘的記憶。葉賽寧的詩，反映了對舊俄羅斯的依戀，他從土地出發，含情脈脈地陳述了他的理念。（中國當代作家艾青評） ^[4] 

葉賽寧反對十月革命並過着一種放蕩的生活，他的思想受到官方的譴責。官方把他稱作“富農”詩人，並禁止重印他的作品。審查制度並未使他的名望失去光彩；實際上，有一位評論家曾稱他是20世紹國內外最受歡迎的俄羅斯詩人。從某種意義上講，葉賽寧個人的命運足一個過渡時期的俄國的象徵。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祖國從一個農業社會轉變成一個複雜的工業國。過去的事物和正在湧現的事物之間所發生的矛盾，以及對革命所抱的眾多希望的幻滅，都表現在葉賽寧的詩中。也許這就是他具有偉大感染力的秘密。葉賽寧不像馬雅可夫斯基，他拒絕同十月革命妥協，而繼續公開批評政府，從不像馬雅可夫斯基那樣，減弱自己的詩的活力。（美國作家弗蘭克·麥吉爾評）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