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繩楠

萬繩楠（1923-1996），教授，江西南昌人。1942年同時考取西南聯大、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最終選擇了西南聯合大學，4年後又考取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師從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同時亦成為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吳晗先生的學生。1949年畢業後，萬繩楠投身革命工作，自1949年3月起，歷任華北軍政大學學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二分團小組長、第四十一軍政治部文教幹事、中南軍區文化速成學校與直屬文化師範學校教員等職。 ^[3] 

1960年，萬繩楠來到安徽，先後在安徽大學、合肥師範學院歷史系執教。此時的萬繩楠已在學界嶄露頭角。他於1956年發表的《關於曹操在歷史上的地位問題》，從經濟、文化的角度研究了曹操的貢獻，指出“他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比他所起的破壞作用是要大的”，客觀上肯定了曹操的歷史貢獻，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通過學術研究曹操地位的論文。 ^[47]  1959年發表的《論隋煬帝》，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論述了隋煬帝的功績，指出隋煬帝“不僅對我國統一與鞏固有貢獻，而且對我國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發展也有貢獻”，認為隋煬帝功大於過，反駁了將其視為暴君的定論，該文一度引起學界對隋煬帝研究的熱潮。 ^[48]  此後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除專業學術研究外，萬繩楠還參與了歷史科普讀物的傳播，參與撰寫了由吳晗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歷史小叢書》，撰有《文天祥》《文成公主》等。 ^[50]  文革時期，由於吳晗的被打倒，與其關係密切的萬繩楠遂受到牽連，是安徽省最先被點名批判的教師學者。

1970年，隨着合肥師範學院整建制併入安徽師範大學（時稱安徽工農大學），萬繩楠從合肥來到蕪湖，進入安徽師範大學。 ^[51]  文革結束後，萬繩楠重新回到教學科研的工作中。在教學方面，萬繩楠負責低年級的古代史基礎課，以及高年級的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文化史選修課。1982年開始指導碩士生，成為安徽師範大學第一批碩士生導師。萬繩楠專注於對學生的教育，收取研究生後，便為該生以及其他專業的四名研究生開設專史講座，同時還指導77至79級近二十名畢業生的論文，工作量大幅度超額。據統計，從1981到1983年度，萬繩楠共完成工作總量5327學時，平均每天8個課時，等於別人三年多的工作量。 ^[52]  而在日常的講課中，萬繩楠也受到了學生的歡迎。據當年學生回憶：“萬老師回到了大學講壇，老教授煥發了新的青春活力。我們都挺喜歡聽他講課，因為他史學功底深厚，學術思維流暢，不人云亦云，趨炎附勢，而有自己的鮮明觀點，令人信服的透徹分析。” ^[53] 

科研方面，萬繩楠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先後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尤以《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最為著名。1987年，萬繩楠把當年在清華園聆聽陳寅恪先生講課的課堂筆記重新整理，又參考後續出版的先生論著，最終出版成書，共20餘萬字，受到了史學同仁的廣泛賞識與推崇。 ^[3]  卞僧慧先生對此評價甚高，認為此書“雖非先生講稿，然由萬教授精心整理，厥功甚偉，至可珍惜” ^[54]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成為我們瞭解陳寅恪史學研究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萬繩楠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稿》《文天祥傳》《魏晉南北朝文化史》等書，均得到學界的認可與肯定。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稿》的前言中明確聲明，“各章各節概以論為主，提出個人的看法，力求言之有理、有據，不重複眾所熟知的東西，不作教材一類的敍述，並保持一個較為完整的系統，以窺全豹” ^[55]  ，週一良先生評價此書“體裁比較新穎”，認為其中的諸多觀點“接近情理”“頗具啓發性”。 ^[56]  《魏晉南北朝文化史》一書同樣體現出萬繩楠“不因陳説，鋭意求新”的治學特點，彥雨評介認為，萬繩楠“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以科學的唯物史觀作指導,不因襲,多所發明,寫出了一部能反映出時代精神的新文化史”。 ^[57]  《文天祥傳》則在大量歷史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用傳、論、考相互結合的方法，對文天祥的生平事蹟，作了全面系統的、富有創見的論述和考證， ^[58]  朱瑞熙先生稱讚此書是“宋人傳記的佳作” ^[59]  。

由萬繩楠主編，1997年出版的《中國長江流域開發史》，系國家教委社科基金“八五”重點課題的研究成果，也是 國家“九五”規劃重點圖書。該書共8章，50萬字，對荊、揚、益三州的農業、工業、商業、交通、水利、城市經濟、土地制度、科學技術以及户口、賦税、生態環境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被光明日報譽為“國內外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長江流域經濟開發的學術力作”。 ^[60] 

除出版著作外，萬繩楠還擔任了《中國歷史大辭典》魏晉南北朝史分冊的編委，負責編寫、審閲南北朝詞條近千條。 ^[52] 

在紮實的史學功底與突出的史學貢獻下，萬繩楠與田餘慶、韓國磐、高敏並稱魏晉南北朝史四小名旦。 ^[63] 

1996年9月30日，萬繩楠因病去世。 ^[3] 

萬繩楠除了率先從客觀正面的角度評價曹操、隋煬帝外，亦提出諸多富有創見的史學觀點。

萬繩楠1964年發表在《歷史教學》上的《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是其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19]  萬繩楠指出，曹魏政權中存在着汝穎、譙沛兩個政治集團，曹魏政權主要依靠了汝穎的舊世族和譙沛的新官僚，汝穎集團標榜儒學，主要擔任文職；譙沛集團則以武風見稱，主要擔任武職。汝穎集團通過在儲位之爭中支持曹丕，取得了對譙沛集團的優勢，高平陵之變的實質是汝穎集團與譙沛集團的決戰，最終以司馬氏為代表的汝穎集團取得了勝利，控制了曹魏政治，為魏晉嬗代奠定了基礎。

萬繩楠的這一觀點沿襲了其師陳寅恪對曹魏後期曹、馬之爭性質的研究。一方面，他通過對汝穎、譙沛這兩個政治集團的構擬，彌補了陳寅恪東漢末年士人與宦官鬥爭一直延續到晉初這一假説在時間上的缺環。另方面，萬繩楠在檢討汝穎、譙沛這兩個政治集團不同特質時，引入了“地域”這一陳寅恪所慣用的分析維度，指出汝穎集團與譙沛集團文武分途的特徵。直至當下，汝穎集團、譙沛集團依然是大陸學界在研究曹魏政治時廣泛使用的概念。 ^[61] 

萬繩楠對太平道與五斗米道的關係作了探討。萬繩楠認為，道教產生於東漢順帝時期，以張陵製作符書、傳授弟子為標誌，其所創五斗米道才是道教的正統派別，直到寇謙之對道教進行改革後才改稱為天師道或道教。而從五斗米道的修道方式、教義來看，五斗米道實則為上層地主階級的思想工具，代表了地主階層的利益。而太平道則是五斗米道的變種，代表農民的利益。張角從《太平清領書》中選擇吸取，最終形成了一套有利於發動農民起義的理論，其口號“黃天太平”中的“太平”，是農民要求的反映，代表了農民平均財富的願望，屬於原始共產主義心理。

此外，萬繩楠對黃巾起義的口號進行了研究。萬繩楠指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重點在於“甲子”二字，起義者在十六字的口號中唯獨選取了代表時間的“甲子”二字，這實際上與陰陽五行學説有關。木運尚蒼色，火運尚赤色，土運尚黃色，按陰陽五行説來看，木生火，火生土，即木運後為火運，火運後為土運。《太平經》中總將木與火連稱，如“金王則厭木而衰火”，“火不明則土氣日興”。黃巾起義口號裏，“蒼天”中的蒼代表木運，張角的“蒼天已死”即指木運已衰，而木厭則火衰，其實質是説崇尚火運的漢朝運勢將盡，並非“漢朝已死”，所以張角説“蒼天已死”而非“赤天已死”。作為對比，《太平清領書》中“木王則土不得生”要求的是保漢朝，而張角則將之反過來，變成了“木絕元氣土得王”。 ^[62] 

萬繩楠在《論黃白籍、土斷及其有關問題》中認為，東晉咸和土斷後的“晉籍”即為“黃籍”，籍中既有王公以下的官吏，又有庶人，南朝時庶人在户籍中私自加註爵位只是為了規避徭役，並不代表“晉籍”有士庶之分。而“白籍”則為安置僑民的臨時户籍，一經土斷即編入黃籍，與當地居民共同服役，並無特權。

萬繩楠進一步認為，過去對黃白籍的誤解，源於胡三省於《資治通鑑》中的註釋。胡三省在為成帝鹹康七年的令文“實編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作注時誤解其意，以為此令意為土斷後將南遷的王公庶人著之白籍，學者據此認為土斷是將黃籍改為白籍。萬繩楠認為，此令的重點在於“實”字，即查驗編户的户籍是否皆為黃籍。 ^[62] 

除此之外，萬繩楠還對曹魏時期的外朝台閣制度、選舉制度， ^[5]  兩晉的玄學思想、無君思想，北朝的彌勒信仰 ^[8]  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諸多觀點，頗具洞見。

●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8月； ^[5] 

●文天祥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6]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1987年4月； ^[7] 

●魏晉南北朝文化史，黃山書社，1989年12月； ^[8] 

●南朝宮闈秘史，黃山書社，1991年8月； ^[2] 

●中國長江流域開發史，黃山書社，1997年6月； ^[9] 

●曹操詩賦編年箋證（手搞本），貴州教育出版社，2016年5月。 ^[10] 

●方臘起義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與張海鵬、楊國宜等合作）。 ^[11] 

●關於曹操在歷史上的地位問題，新史學通訊（史學月刊），1956年第6期； ^[12] 

●關於南宋初年的抗金斗爭，史學月刊，1956年第9期； ^[13] 

●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思想主流是什麼，史學月刊，1957年第8期； ^[14] 

●論隋煬帝，史學月刊，1959年第9期； ^[15] 

●什麼是農民起義?什麼人才可稱為農民起義軍的領袖?——評“簡明中國通史”關於農民起義問題的論述，安徽大學學報，1961年第1期； ^[16] 

●談王安石變法，安徽日報，1961年9月2日； ^[13] 

●關於王安石變法的幾點商榷，安徽日報，1962年1月6日； ^[43] 

●“竹林七賢”，安徽日報，1962年5月22日； ^[44] 

●從南北朝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差異看南北門閥，安徽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 ^[17] 

●六朝時代江南的開發問題，歷史教學，1963年第3期； ^[18] 

●曹魏政治派別的分野及其升降，歷史教學，1964年第1期； ^[19] 

●“太平道”與“五斗米道”，歷史教學，1964年第6期； ^[20] 

●魏末北鎮暴動是階級鬥爭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史學月刊，1964年第9期； ^[21] 

●南朝時代江南的田莊制度，歷史教學，1965年第11期； ^[22] 

●論諸葛亮的“治實”精神，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3期； ^[23] 

●嵇康新論，江淮論壇，1979年第1期； ^[24] 

●東漢竇憲打北匈奴是什麼性質的戰爭，歷史教學，1979年第5期； ^[49] 

●南朝田莊制度的變革，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 ^[25] 

●東晉的鎮之以靜政策和淝水之戰的勝利，江淮論壇，1980年第4期； ^[26] 

●五斗米道與孫恩起兵，江淮論壇，1981年第5期； ^[27] 

●晉、宋時期安徽僑郡縣考，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 ^[28] 

●方臘起義中的幾個爭論問題，宋史論集，1983年； ^[45] 

●南朝的階級分化問題，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 ^[29] 

●論黃白籍、土斷及其有關問題，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4年； ^[30] 

●安徽在先秦歷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學，1984年第4期； ^[31] 

●安徽在先秦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學，1984年第5期； ^[32] 

●從陳、齊、周、三方關係的演變看隋的統一，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4期； ^[33] 

●研究問題要注意事物之間的聯繫，文史哲，1987年第1期； ^[34] 

●曹操《短歌行·對酒》新解，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 ^[35] 

●廓清曹操少年時代的迷霧，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36] 

●史學方法新思考，社會科學家，1989年第4期； ^[37] 

●赤壁之戰拾遺，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 ^[38] 

●江東僑郡縣的建立與經濟的開發，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9] 

●對文化史研究的思考，文史哲，1993年第3期； ^[40] 

●武則天與進士新階層，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1] 

●略談玄學的產生、派別與影響，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 ^[42] 

1984年獲“安徽省勞動模範”稱號；

1985年獲“五一”獎章，以及“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稱號；

所著《魏晉南北朝史論稿》獲安徽省1978-1985年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