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蘭

北朝時番邦犯境，邊關告急。花木蘭的父親列名徵兵軍貼。木蘭慮及老父體弱，弟弟年幼，思之再三，決定女扮男裝，冒弟弟木棣之名，替父從軍。木蘭辭別雙親，披星戴月，快馬加鞭，奔赴邊關。途中，她還結識了幾個朋友，全是應徵人伍的戰士，相伴同行。他們在接近前線時，忽聞戰鼓齊鳴，殺聲震天，魏軍正與敵兵交戰，突力子等三人夾戰魏軍賀元帥，木蘭一馬當先，殺退敵人。從此，她便得到賀元帥的賞識。戎馬倥傯，十二年過去，身經百戰的木蘭已晉升為將軍。某夜，木蘭外出巡營，忽聽羣鳥飛鳴，她料想必是敵兵前來偷襲，驚起宿鳥。便稟告元帥，建議四面埋伏，智擒敵酋。果然，敵軍中計，突力子被擒。元帥擬為木蘭封官進爵，並把愛女許與將軍。木蘭不慕官爵，更不能與元帥之女成婚，只求賜與千里馬，回故鄉探親。木蘭返回桑梓，脱去戰時袍，換上舊時裝。朝廷冊封木蘭為尚書郎，元帥率領眾將，抬着禮物，親臨花家，請見花木蘭將軍。木蘭出堂，相見之下，元帥驚訝不已。於是，木蘭細述從軍經過，元帥盛讚木蘭不愧是一位巾幗英雄 ^[2]  。

1951年6月，為使抗美援朝義演更突出保家衞國的主題，陳憲章將馬少波編寫的京劇本子《木蘭從軍》用一週的時間改編為豫劇劇本。又根據常香玉的演唱特點，經過15天的日夜奮戰，重點寫好《征途》《榮歸》兩場戲，精心創編了幾段唱詞，由常香玉設計唱腔，突出“國家有難，不分男女，人人有責”的主題。經過排練，於6月30日在西安豫秦劇院首演。10月，根據觀眾意見和演出中發現的問題，陳憲章對《花木蘭》進行了修改與完善。

1952年，為了參加10月初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香玉劇社根據西北文化部對參賽劇目《花木蘭》提出的修改意見，由陳憲章和劇作家王景中對《花木蘭》的劇本進行修改、補充，使之更突出愛國主義的主體，充分反映花木蘭的愛國情、戰友情、故鄉情、兒女情。常香玉對花木蘭的唱腔，又進行了細緻的加工。從劇情和人物感情的需要出發，豐富了唱腔的旋律和色彩，讓花木蘭的性格更豐滿更突出，使唱腔更貼近生活 ^[5]  。

這齣戲的舞台裝飾以寫實性為主，除了上馬前行用虛擬動作外，其餘的舞台佈置都貼近現實生活的場景。

花木蘭的扮相為梳古裝頭、旦腳妝、豆青古裝衣、繡花雲肩、百褶長裙、飄帶、彩褲彩鞋。投軍時白色繡花箭衣、繡花白鸞帶、快靴。巡營時黑絨滾邊銀泡改良靠，黑絨改良倒纓盔、斗篷、佩劍、高靴 ^[6]  。

該劇還包含有比較濃郁的女性主義思想意識，也是使得劇作具有亮色的重要原因之一。花木蘭是一個女兒之身，而封建社會所倡導的觀念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生在封建時代的女性，她的本分之事便是相夫教子、飛針走線。家庭之中一切對外事務完全是男人們的事情。正因為如此，花木蘭代父從軍之前還是需要首先女扮男裝，隱藏起自己的女性身份才能獲得代父從軍、抗敵報國的合法性。在一個充滿男權思想的社會中生存，不僅男人鄙視女人，甚至女人也會按照男人的思維邏輯來思考一切，從而以男權思想來看待自身。花木蘭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雖然男裝能夠掩飾住她的女性身軀，卻難以驅除她女性的思維，尤其是在她的男戰友們時不時地、有意無意地表達出對女性的不屑與鄙視的時候，花木蘭進行了有力的回擊。《誰説女子不如男》一段唱詞，痛快淋漓地把花木蘭隱含的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獨立的“誰説女子不如男”的朦朧狀態的女性意識吶喊了出來。在當時男權文化佔主流的社會背景下，花木蘭成為一名女英雄無疑是女性生存與文化的一個亮點和驕傲。

此外，演員們的出色表演以及豫劇特有的劇種特色對於劇作的成功也有巨大的支持作用。《花木蘭》是常香玉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劇目，充分地體現了常派豫劇的突出特色。常香玉塑造的花木蘭是一個質樸無華，“通俗”得讓全國億萬民眾、男女老少都喜歡的戲劇人物。常派的《花木蘭》，沒有像一些類似題材中的英雄那般處處激昂慷慨，大殺大砍，創作者是在表現她樸素的成長曆程，表現她全家與劉忠等從軍將士真切自然的思想變化，以質樸的手法表現一個質樸的英雄。劇中賀元帥為花木蘭“提親”一折，為表現花將軍激動、慌亂、羞怯、可笑等複雜心情，常香玉將武生腔和花旦腔交替變換，豪放中有婉約、激越中有柔媚，音樂色彩的和諧律動，使人物的性格更飽滿，既顯示了花將軍的大將氣度，又展露了花木蘭的女兒情態。這種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音色變換，盡展了一代巾幗英雄的倜儻風流，盡現了常派聲腔藝術的動態美、充實美。在花木蘭替父從軍一段，金戈鐵馬、殺敵報國，動作、氣質是威武、矯健、英姿勃勃的壯士氣概，在“拜別爹孃離家園”“誰説女子不如男”“哪一天有外患我再去殺敵”等核心唱段中，以剛勁豪放的武生腔為主，高亢渾厚力度較強，抒發的是戰友之情，將帥之情。這種種情感，常香玉用雄健、軒昂、崇高、壯麗的格調來表現花木蘭的激越情緒、充沛感情，散發着熱烈奔放的陽剛之氣。（《戲曲鑑賞》評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