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世

19世紀40-50年代，在新興工業城市焦煤鎮（作者虛擬的一個小鎮）內，有兩個極具影響力的頭面人物，一位是對“事實哲學”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並且有着國會議員、教育家、五金批發商等光環的葛擂更，一位是已開辦工廠發家並投資銀行而得勢的龐德貝。葛擂更信奉“事實”哲學，“為人處事都從這條原則出發”，以開辦學校的方式向小鎮上的人們施加其影響，要求以絕對的“事實”教育學生。他的女兒露意莎、兒子湯姆在其嚴酷管束下，過着單調而刻板的生活，結果湯姆一外出工作就染上了吃喝賭博的惡習，露意莎則成了一個逆來順受的悲觀主義者，並將感情寄託在弟弟湯姆身上。葛擂更又收留了馬戲團小丑的女兒西茜，想按其“事實”哲學的模式徹底“改造”她，但西茜頑強的自然的天性始終沒有改變。有一次，葛擂更發現露意莎通過破牆上的洞眼觀看馬戲表演和湯姆像狗一樣趴在地上的情形之後大為光火，不僅將兒女們攆回家中，而且感到這是對自己的極大諷刺。作為葛擂更朋友的龐德貝認為這是受到了西茜的影響，並建議葛擂更將西茜趕出傳授“事實哲學”的學校。為了巴結銀行家、工廠主龐德貝，葛擂更還逼迫女兒露意莎嫁給他，不顧兩者年齡相差三十歲。 ^{[5]  [6]} 

龐德貝殘酷壓榨工人，並無恥地吹噓自己白手起家，謊稱自己是個孤兒，甚至不許親生母親在鎮上露臉。而工人史蒂芬生活貧困，妻子墮落為酒鬼，他想離婚，與相愛已久的瑞秋結合，無奈付不起訴訟費。面對不堪忍受壓迫的正在醖釀罷工的工人們，龐德貝開始拉攏不願參加工會、不願開展罷工並被工人們稱作“叛徒”的史蒂芬，遭到拒絕後將其解僱。湯姆因為姐姐露意莎的原因而在龐德貝銀行就職，由於過慣了揮霍無度的生活，為了解決債台高築的問題，偷取了銀行的資金並嫁禍給史蒂芬，使史蒂芬受到懷疑和追捕。議員大臣的弟弟赫德豪士引誘露意莎，使她陷入愛情的苦惱之中。在痛苦中掙扎的露意莎開始覺醒，雖然與赫德豪士私奔的計劃沒有得到實現，但是在絕望之下跑回家中指責父親，通過自身的情況和奮爭引發了葛擂更對“事實哲學”問題的進一步認真思考，促使葛擂更承認了在此問題上對兒女教育的失敗。西茜主動説服赫德豪士離開小鎮，龐德貝拋棄了露意莎。此時，史蒂芬決心從藏身的異地趕回焦煤鎮辯明自身的清白，卻不幸摔成重傷，臨終前向葛擂更揭露了盜案真相。於是，湯姆畏罪潛逃，藏身於馬戲團，葛擂更得知後決定將湯姆送往美洲。“事實”學校的畢業生、龐德貝銀行的僱員畢周企圖捉拿湯姆邀功請賞，而湯姆在馬戲團團長幫助成功脱離畢周的糾纏。 ^{[5]  [6]  [31]} 

五年後，龐德貝中風而死，湯姆在回鄉探望姐姐露意莎的途中暴病身亡，再婚的露意莎和對幸福生活不懈追求的西茜都獲取了幸福的生活，葛擂更不再死守“事實”理論而得以安度晚年。 ^{[5]  [6]} 

《艱難時世》問世於1854年，其直接的創作動機出於商業方面的考慮。1853年下半年，作者主編的《家常話》雜誌很不景氣，發行量急劇下降。為了擺脱經濟上困窘的局面，作者與他的助手們經過商議，決定由他寫一部新的小説來爭取讀者。1854年4月，《艱難時世》開始在《家常話》上每週一期連載，直至當年8月全文載完。但是，並不能由此而認為作者是為了取悦讀者而創作這部作品的，因為《艱難時世》絕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嚴肅的社會問題小説。事實上，經濟方面的考慮很快被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所替代。在創作實踐中，作者關心的不再是雜誌發行量的多少，而是社會的利益、勞資的矛盾、百姓的疾苦。 ^[8]  《艱難時世》深受憲章運動的影響，可以説是作者深入瞭解工人罷工和工人痛苦的產物。據説為了使這部小説更具特色，作者在一次工人罷工時專門去了普雷斯頓。 ^[9] 

19世紀50年代是英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由於於經過工業革命，國內能生產機器，工商業迅速發展，經濟一片繁榮景象。所謂“工業文明”，是當時英國社會的本質特徵。資產階級無限制地追求最大利潤，他們只要機器不停地轉動，煙囱不斷地冒煙，只看生產的速度和利潤，不看人，他們喪失人性，也扼殺人性。當時，人變成金錢和機器的奴隸，人和人的關係變成冷酷無情的金錢關係。一切都從實利出發，也只追求實利。看數字，講事實，勞苦人民大眾陷入極度貧困和苦難。資產階級卻非常得意，對經濟繁榮大肆吹噓，並製造種種理論為他們的殘酷剝削進行辯護。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和曼徹斯特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就盛行於此時。功利主義哲學認為人類行為的主要動力是個人利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他們標榜自己的哲學是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服務的，認為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是功利，道德、義務、感情、想象都不能帶來實利，也就沒有實際價值，應該摒棄。邊沁自己則説：凡有利於資產者的就是有利於社會。曼徹斯特學派則在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鼓吹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這些理論把資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無限制剝削洗成天經地義，吹噓英國社會的繁榮、和諧，掩蓋階級矛盾，瓦解工人鬥志。當時，憲章運動被鎮壓，工人階級受到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工人運動處於低潮。作者沒有被這種“繁榮”“和諧”所迷惑，看到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勞資矛盾，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用藝術形象來揭露這個繁榮盛世大幕掩蓋下的冷酷無情的、扼殺人性的艱難時世，創作了長篇小説《艱難時世》，抨擊維護剝削階級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功利主義哲學。 ^[10]  在寫給朋友查爾斯·耐特的信中，作者談到《艱難時世》的寫作意圖，自稱：“我的諷刺對準那些只知數字和平均數而不知其他的人，這些人是這時代的最邪惡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 ^[3] 

小説有兩條平行的情節線索：第一條表現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第二條表現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在小説中，葛擂更是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者在政治思想領域的代表，而龐德貝則是實業界號稱“硬頭皮、鐵拳頭”的兇狠人物，是葛擂更哲學的支持者、追隨者。他們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主宰着煙霧瀰漫、象徵英國的焦煤鎮。作者將諷刺鋒芒對準這兩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通過對葛擂更的家庭生活與社會活動的展現，以及關於龐德貝和工人之間的矛盾的描寫，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的反動實質和它的危害性。 ^[3] 

（一）對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者葛擂更的批判

葛擂更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後來成為焦煤鎮區域的國會議員，其身份地位暗示了當時統治英國的是些什麼人。英國議會是一架“聲音嘈雜而相當骯髒的機器”，而議員是“專門講究度量衡、專門會背乘法表”，“對其他任何事情卻裝聾作啞、視而不見”的行屍走肉般的“貴人”，葛擂更就是這些“貴人”中的一個，表明像葛擂更這樣的人物不止一個，而有許許多多。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裏卻無半點“人性”的傢伙正是這個社會的產物，同時他們又主宰着這個社會。葛擂更以其議員身份，起着紐帶作用，把焦煤鎮這小小的工業市鎮同那架“聲音嘈雜而相當骯髒”的國家機器聯結起來，揭示了葛擂更及其所由產生的社會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繫。由此，焦煤鎮作為英國的縮影更富於典型性，而葛擂更的活動也在更加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展開，暗示葛擂更哲學像妖風毒霧，不僅籠罩着焦煤鎮，而且瀰漫於整個英國。

同時，作者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語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更哲學的精髓：“人從生到死的生活生一步都應是一種隔着櫃枱的現金買賣關係。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的登上天堂的話，那兒也就沒有我們的事。”在葛擂更看來，人與人之間，除了現金買賣關係沒有別的，因此，感情、幻想、義俠行為、仁愛精神、娛樂嗜好之類這些與現金買賣無關的東西是要不得的，全部應該清除。基於這個鐵的原則，葛擂更只許用“事實”——就是能用來賺錢或與金錢收益密切相關的東西——來教育孩子們。於是，葛擂更的五個孩子成天被關在牢房似的教室裏，被數字、概念、科學標本種種“事實”塞得昏頭脹腦，兒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殺，全被拔除。孩子們必須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許唱流行的童謠：“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麼，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馬戲，也被認為是墮落行為。葛擂更自己在口袋裏經常裝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隨時準確地計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數量，確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價值。由此，刻畫了葛擂更是一個“專門講實際的人”這一形象，鞭辟入裏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其深刻的社會意義不在於展示資產階級守財奴的性格，而在於刻畫這類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間萬物，如何把人類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於詩意的東西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在葛擂更的功利主義思想毒害、摧殘下，露意莎和湯姆失去了童年的歡樂兒童應有的感情、興趣和愛好。他們成年累月過着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別是和下層社會完全隔絕。結果他們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態的人；他們不僅對社會現實一無所知，而且思想空虛，感情貧乏，連生活的信心也喪失了，年紀輕輕便滋長了悲觀厭世思想。一方面，露意莎脆弱得像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裏，生活毫無意義，她也從未感受到生活的絲毫樂趣，只覺得生命像爐中的火花一樣。在精神生活極端貧乏的情況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傾注在對弟弟湯姆的友愛之中。她父親把婚姻看作一樁買賣，把她許給了年紀比她大三十歲的資本家；她對此沒有異議，而像羔羊似地順從。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劇了她心靈的痛苦。正當她瀕於絕望的時候，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裏播下愛情的種子。可是她太懦弱了，愛情剛萌芽，她就恐懼地將它摧折了。露意莎的悲劇，控訴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摧殘青春、葬送愛情和幸福的罪行。另一方面，湯姆脱離牢籠似的石屋之後，縱情於吃喝玩樂，以此作為對葛擂更哲學的報復。可是，湯姆的“報復”，只是以一種形式的利己主義對抗另一種形式的利己主義，是“以毒攻毒”，因此，湯姆越是往報復的路上走，就在罪惡的泥沼裏陷得越深，最終變成一個卑鄙自私、冷酷無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惡魔式人物。湯姆的墮落，再一次宣告葛擂更功利主義教育的破產，表明這種教育無法造就“純正有為”的人材，只能產生社會的蠹蟲。由此，不僅揭露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醜惡和荒謬，而且通過從露意莎和湯姆兩個形象生動地展現了它所造成的惡果，從而揭示了它對社會的危害性。

此外，葛擂更得了現報之後幡然悔悟，不再死硬堅持自己那套理論，“而注意到具體的情況，拿他的事實和數字服務於信心、希望與仁愛”，表現出作者在揭露、批判葛擂更的反動哲學時對葛擂更流露出同情和幻想。顯然，葛擂更的轉變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因為“一個階級的偏見是不可能像舊衣服一樣扔掉的，保守、狹隘而自私的英國資產階級尤其不會這樣做。”作者從唯心主義道德觀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人物雖然幹着壞事，但其天性仍不乏善的一面，只要讓資產階級人物看到自己行為的惡果，那麼天性中“善”就可能被喚醒，去克服“惡”的那一面，從而改邪歸正，棄舊圖新；社會上的災難也就得以消除了。這種唯心主義的抽象的道德觀，是作者所提倡的以階級調和、階級溶合為特徵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説的批判力量。 ^[3] 

（二）對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者龐德貝的批判

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者認為，社會是由自私自利的人們組成的，因此應該讓每個人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們在“自由競爭”的口號下，貪婪地、殘酷地剝削工人，全然不顧工人的死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從這種以自由競爭為偶像的政治經濟學中，“只能得出一個唯一的結論：對他來説，最明智之舉莫過於默默地馴服地餓死。”龐得貝就是這種以自由競爭為偶像的政治經濟學的信奉者，認為工人不是“有愛情和喜悦、有靈魂”的人，而是“人手”，是帶來金錢收益的“許多匹馬的馬力”，“加法中的數字”或機器……總之，是古代奴隸主所説的“會説話的工具”。龐德貝以奴隸主對待奴隸的野蠻態度對待工人，污衊工人愛抱怨，不肯安分守己；把工人最起碼的生活要求看做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馬的車子，用金湯匙喝甲魚湯吃鹿肉”；把損害鎮上居民健康的煤煙看成是“衣食父母”，“世界上最有利於健康的東西，特別是對於肺部”；把榨取工人血汗的計件勞動説成是“世界是最愜意的工作、最輕鬆的工作，也是報酬最好的工作”。如果誰要干預其為所欲為的野蠻行徑，龐德貝和鎮上其他資本家就威脅説，寧可把財產扔到大西洋去。對此，作者用揶揄的口吻説：“雖然如此，焦煤鎮的大亨們還是很有愛國心的，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把他們的財產扔到大西洋去。而且相反地，仍然很小心翼翼地管理着他們的財產。瞧，他們的財產就在那煙霧迷漫的焦煤鎮上日增月累着。”

在憤怒地揭露了龐德貝之流殘酷掠奪、壓榨工人的野蠻行徑同時，作者帶着深厚的同情描寫了工人的苦難生活，所描寫的焦煤鎮工人住宅區是這樣的：窄院連着窄院，狹街緊靠着狹街，猶如“迷宮”；一幢幢簡陋的房子摩肩接踵，擁護不堪；住房不通風，光線昏暗，空氣污濁。而史蒂芬是住在這貧民窟中的一個苦難深重的工人，是一個“善操機器織機的好織工”，一生中吃盡苦頭，“碰到的煩惱車載斗量”，年紀雖然才四十歲，看起來卻像個老頭子，生活“一團糟”：殘酷的法律使之無法擺脱酗酒、半瘋狂的妻子而跟鍾情的女工瑞秋結合；不願加入主張階級鬥爭的工會，因此為自己的階級兄弟所疏遠；忠於自己的階級，不願充當的密探，因而被老闆解僱；兩軍對壘，是夾在中間的孤獨者。作者雖然譴責那個排斥史蒂芬、打擊史蒂芬的工人領袖斯拉克布瑞其，但表明史蒂芬的悲劇主要是的殘酷壓迫、剝削造成的：如果不是敲骨吸髓地剝削工人，史蒂芬的生活不至於這麼苦；如果不是碑無理地開除，史蒂芬不必遠離焦煤鎮，出外謀生；如果不是被狠毒地誣賴盜竊銀行現款，史蒂芬也不至於墜入廢礦井，慘遭重傷至死。史蒂芬的死，看似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實則偶然中有必然，是不可避免的。通過史蒂芬的悲劇，作者揭露了資產階級的野蠻、殘暴，對資產階級血腥罪行進行了有力控訴，深切同情人民的命運，對勞動羣眾有着深厚的感情。

此外，作者還通過諷刺的筆觸描繪資本家捏造身世、自我吹噓的卑鄙行為，揭穿了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者宣揚的所謂“自由競爭”“機會均等”種種無恥謊言。龐德貝自稱出身卑微，常愛誇耀自己赤手空拳起家的奮鬥史：胡吹自己生在陰溝裏，一生下來就被毫無心肝的母親所拋棄，而撫養他的外祖母又是冷酷無情的酒鬼；説自己從小受盡虐待，沒進過學堂，從鋪子外面的招牌學會認字母，從教堂尖塔上的時鐘學會了看時間；自稱靠了自我奮鬥，從流浪兒、小聽差、苦工、看門人、小職員，以至於後來成為焦煤鎮顯赫的大亨。以此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企圖以自己的“奮鬥史”表明社會給一切人提供了出頭上進的機會，只要努力奮鬥，一個窮小子可以憑六便士賺到六萬鎊，一個流浪漢、小聽差可能成為顯赫的大亨，以此作為麻醉劑，藉以平息工人的不滿情緒，麻痹工人的革命鬥志。其二，企圖以自己可以赤手空拳起家表明機會均等，“人手”不行只能怨自己沒本事，因而“人手”們得安分守己，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存什麼萬元户，不要老想着“坐六匹馬的車子，用金湯匙喝甲魚湯吃鹿肉”，以此作為鎮壓工人的“軟刀子”。但是，由於史巴斯特太太想討好龐得貝，把銀行失竊案的嫌疑犯派格拉太太移解歸案，結果派格拉太太披露了龐德貝的真實身世被，從而揭穿了龐德貝所謂“白手起家”的謊言。龐德貝的謊言既經敗露，“自由競爭”“機會均等”的騙局也就昭然若揭。 ^[3] 

（三）對資產階級功利主義批判的侷限性

作者指出，資產階級奉為金科玉律的功利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大弊病，也是引起社會災難的重要根源。但由於世界觀的侷限，作者還不可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災難，歸根到底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引起的，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也是由資本主義所有制決定的。在小説中，作者半是警告，半是恫嚇地説：“功利主義的經濟學家們，骨瘦如柴的學究們，蒐羅‘事實’的要員們，斯斯文文而精疲力竭的不信宗教的先生們，把書上許多陳腐無聊的教條背誦得滾瓜爛熟的先生們；在你們周圍，窮人永遠是存在的。趁着時間還來得及的時候，最好在他們心中培養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們那種極需要裝飾的生活裝飾起來，要不然，就是在你們勝利的日子來臨的時候，他們的幻想已經完全從他們的心靈中被驅逐了出去，這時他們面對的，只是勉勉強強的餬口生活，現實就會像豺狼一般地把你們吞了下去。”由此可見，作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揭露、批判並沒有導致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徹底否定，只是希望糾正資本主義的弊病，把這個社會弄得好一點而已，與其説是為了受苦愛難的勞動羣眾，不如説是為了引起資產階級人士的警惕。

基於這種思想立場，作者對工人階級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作者同情工人，甚至對工人懷着欽敬的感情，帶着深厚的同情描寫工人的悲慘生活，表現工人要求改變“一團糟”的生活處境的強烈願望，並且通過史蒂芬之口，對工人運動表示同情、諒解，駁斥了資本家對運動參加者的污衊和誹謗，還通過史蒂芬和瑞秋這兩個正面形象表現了工人階級的某些優良品質：誠實、善良、正直、階級友愛精神和對本階級的忠誠等。另一方面，作者所同情、尊敬的只是温和、善良、安分守己、缺乏反抗性的工人，對工人的同情和尊敬是有限度的、有條件的。小説中的史蒂芬就是這種工人的一個標本，其最大特點（也是弱點）是像綿羊一般温馴善良，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不贊成對資產階級採取“強硬手段”及“征服和戰勝的辦法”，認為採取強硬的對抗手段，對工人階級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害，因此拒絕加入主張採取暴烈行動的工會，而幻想從資產階級那裏取得憐憫、同情和幫助。面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嚴重對立的形勢，史蒂芬一味採取妥協、調和的態度，反映了19世紀50年代英國工人運動中的一股逆流——工聯主義思潮。作者抱着同情和讚賞的態度加以描寫的正是工人運動中消極落後的因素。與此成為鮮明對照的是，作者帶着厭惡的感情來描寫在工人中開展階級鬥爭宣傳鼓動的工人領袖斯拉克布瑞其，對斯拉克布瑞其加以百般嘲諷、導化，並借史蒂芬之口直接攻擊“暴力派”關於階級鬥爭的主張。不僅如此，作者還直接抒寫了自己對於藴藏在工人羣眾心中的反抗情緒的恐懼心理，認為“就是在這班人中的最卑賤者的心裏，也永遠有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秘”，並慨嘆地説：“假定我們將來把數學只用到物質的對象上，而用別的方法來統治這班可怕的、難以預測的人們該多麼好！”這表明，作者和受奴役的無產階級之間實在還隔着一道鴻溝；在作者眼裏，工人羣眾是神秘莫測、難以駕馭的怪物，工人心中的不滿和反抗情緒一旦像沸騰的岩漿一樣衝破地殼噴發出來，將給周圍的世界還來毀滅性的災禍。

此外，作者並不真正瞭解工人階級，只把工人階級當作受奴役的可憐蟲加以憐憫而已，既反對資產階級對工人進行殘酷、野蠻的壓迫剝削，也不贊成工人階級通過革命鬥爭求得解放，而主張勞資合作，階級溶合，認為“工人蔘加工廠管理是必要的，應該的，只有（勞資）合作，才能夠結束剝削”。例如，史蒂芬要求老闆用慈悲和耐心對待工人，接近工人，希望老闆和工人不要隔離、對立。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勞資之間的對立尖鋭，實現勞資合作、階級溶合的前景渺茫。因此，在小説中，龐德貝顆殘酷的心並沒有為史蒂芬的怨訴所軟化，對史蒂芬始終沒表示絲毫的仁慈和友愛，而是一味冷酷地呵斥史蒂芬，最終還把史蒂芬趕出工廠。由此可見，作者的階級偏見最終被現實主義戰勝，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階級調和論終究是行不通的。總而言之，作為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作家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作者一方面是目光敏鋭、具有無比的諷刺才能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對資本主義社會無情的揭露和尖鋭的批判，顯示出驚人的真實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作者又是熱心的階級調和論的鼓吹者、博愛主義的説教家，對現實的一切諷刺和批判，都只為了對現存社會制度作局部的改良。 ^[3] 

小説的人道主義精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①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固有一種對兒童的崇尚，這與他的幼年經歷有關，這種崇尚轉化為他的創作心理時，就使他的作品往往具有童話的特徵，或者説，他在一眾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中最獨特的風格就是運用童話模式反映現實生活，所謂的童話模式，就是像童話一樣善惡分明，並且宣揚善惡有報的觀念，好人行善，壞人作惡直至被道德感化。其作品中的“善人”和“惡人”都是觀念的化身，“善人”身上有他追求的理想，“壞人”則代表着要批判的一類人或一些社會問題。在小説中，“善人”的代表是西茜和史蒂芬，西茜善良美好、坦率純潔，即使在葛擂更的“事實哲學”的薰陶下，也依然保持着美好的秉性，並最終以她的價值觀説服了葛擂更，幫助葛擂更一家度過難關，作者始終賦予着西茜“仁愛”的品性，而小説的結局也只有西茜一人得到了幸福的結局，由此可見作者“仁愛”的推崇。西茜説服了葛擂更實質上也就意味着只有人道主義才能戰勝資產階級的惡。史蒂芬的形象更傳達着作者對解決勞資矛盾的看法，史蒂芬善良正直、任勞任怨，是作者心目當中工人階級應有的形象，而他命運的悲劇主要是由不夠仁愛的資產階級所造成的，作為書中的另一個正面人物，史蒂芬與西茜截然不同的命運安排實際上是在從另一個側面在呼籲資產階級去擁有一顆人道主義的心。而“惡人”代表龐德貝和“悔過者”代表葛擂更則印證着“惡有惡報”的道德觀，兩人皆以悲劇收場，究其原因便在於兩人都違背了人性和“仁愛”，即違背了作者心中的人道主義精神。葛擂更所信奉的“事實哲學”是扼殺愛和善的，而他最終也自食惡果，難逃其禍，但葛擂更最終被西茜所代表的仁愛精神所感化，變成善良的資產家，贏得了別人的原諒，這裏不僅能夠體現“仁愛”的核心，更能夠體現對行惡者寬容的“博愛”，這兩點都是作者人道主義思想重要內容。 ^[12] 

②對工人運動的態度。作者並不贊成工人運動這樣激烈的對立方式，首先作為作者理想工人形象代表的史蒂芬沒有參與工人運動，其次作者以“不幸的，這個信念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錯的”直接否定了工人運動，包括對集會演講者斯拉克布瑞其的諷刺性描寫，都能看出作者對工人運動的反對。在作者看來，解決這樣尖刻的勞資矛盾的依然是人道主義，這一點可以從工人運動爆發後龐德貝和史蒂芬的對話中清晰地看出。作者借史蒂芬的口直接道出了自己的觀點：資產階級要以一顆仁愛的心去拉近與工人階級的距離才能避免勞資對立的局面。在作者開始創作的前幾個月，蘭開夏郡普雷斯頓城的工人進行了一場工人運動，作者曾親自去那裏採訪，隨後在《家常話》上發表了文章，文章中，作者表達了自己對工人的同情，但又表示他們的罷工行為已走入歧途，並認為：“僱主和僱工的關係就像生活中的其他關係一樣，應該有感情的介入，應該相互溝通、相互容忍、相互體諒，應該有某種無法用數據明確表示的東西，否則，他們的關係就會惡化、壞透，永遠結不出好果子。”這些都明確地體現出作者以人道主義來改良社會的觀點。 ^[12] 

③小説的結局。小説的結局延續了作者一貫的樂觀的態度，倡導要用愛來教育孩童，而不是葛擂更那樣的“事實哲學”來殘害孩子，因為孩子是社會的希望，用仁愛精神培養出來的孩子長大後才懂得愛別人，而這些懂得愛別人的孩子才能夠淨化苦難的社會，也對作者以“仁愛”為核心的人道主義進行了一次昇華。 ^[12] 

《艱難時世》設置有兩條線索，一條是葛擂更對事實哲學的宣傳及其帶來的種種惡果，另一條是龐德貝剝削工人的卑鄙伎倆及其累累罪行。兩條線索都在功利主義哲學與仁愛思想的矛昏衝突中展開，在互相聯繫和交叉中發展，它們的發展又分而不散，合而不亂。小説總體結構採用了“三段式”，分成“播種”“收割”“入倉”三部分，體現了功利主義哲學的因果相聯關係。作者早期小説常常敍述眾多的事件和故事，過多寫了些與主題無關的次要人物、次要情節，顯得結構鬆散、不集中，而《艱難時世》則線索清晰、情節發展自然，結構統一完整。 ^[13] 

《艱難時世》以犀利的諷刺抨擊了資產階級的人物，對葛擂更和龐德貝的嘲笑可謂達到了絕頂。這兩個人物的肖像心動作、姿態、語言以及他們的內心活動，作者或以漫畫式的誇張、勾勒，或以幽默、揶揄的筆調揭示，突出他們可憎、可笑與反動特徵。比如，葛擂更的肖像是：他的腦袋是光溜溜的，他“那禿頭的外表凹凹凸凸像個葡萄乾餡兒餅上的硬皮一般”，頭髮長在“禿頭的邊緣，好像一排樅樹”，他的嘴巴“又闊又薄而又硬梆梆”，他的眼睛躲藏在“寬綽深暗的窟窿裏”。他的整個身子是四四方方的。“額頭是四四方方的”，外衣是“四四方方的”，腿是“四四方方的”，肩膀是“四四方方的”，甚至他的手指也是“方形的”。他的住宅也和他整個身子一樣，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石屋”，標準的“事實之家”。這樣的外貌特徵描寫，呈現出葛擂更的枯燥、呆板、機械、生硬的形象，就像他的事實哲學一樣令人十分厭惡可憎。又比如，龐德貝的外貌描寫：他好像是“用粗糙的材料造成的——似乎那材料是被扯了又扯才造成這麼一個龐然大物。一個臌頭脹額的人，太陽穴上青筋暴露，臉上的皮膚繃得那麼緊，好像把眼睛繃開了，把眉毛吊了起來似的。一個渾身上下像打足了氣的輕氣球，隨時會升到天上去的人。”這是一副冷酷粗野、瞞天過海、吹牛説謊者的面目，令人十分可笑可惡。作者寫龐德貝戴帽子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總是把帽子拋在自己的頭上，表現他總是忙忙碌碌在成家立業，自然無時間戴帽子，並顯示他與眾不同的姿態。龐德貝還總是誇誇其談自己是“白手起家”，是由一個流浪兒、聽差、苦工到當上本城財閥的，並宣傳人人若有他一樣的聰明才智與事業心，個個有機會像他一樣平步青雲，小説又寫龐德貝對待史蒂芬的可恥手腕與卑鄙目的。史蒂芬要求離婚，找到他想辦法。他張口就要十萬到十九萬鎊。接着是乘人之危拉攏利用，利誘不成就開除，開除不解恨還栽贓陷害，最後逼史蒂芬到絕境。這就是龐德貝“白手起家”的聰明才智與事業心，實際上是對工人如此忙碌地進行殘酷無情的榨取與敲骨吸髓的剝削。在動作、語言描寫中，生動表現出龐德貝表裏不一、言行相悖的性格。 ^[13] 

《艱難時世》在環境設置、人物安排上運用了大量對比手法。焦煤鎮的烏煙瘴氣與馬戲團的自由歡快氣氛是鮮明對比，工人的低矮、醜陋、破漏的住房與大工廠林立成鮮明對比。作者寫焦煤鎮的那些大工廠的燈亮起來，好像“童話中的宮殿”，而工人住宅區則是“窄院連着窄院，狹街緊靠狹街”。

作者喜愛把人物分成“惡魔與聖人”兩類進行描寫，這部小説中的人物也分成兩個對立的集團：龐德貝、葛擂更集團和史蒂芬、西茜集團。前者是“惡魔”，後者是“聖人”。作者把“惡魔”們（資本家）卑鄙齷齪的靈魂與“聖人”（下層人民）的善良、誠實、友愛的高尚品格進行對比。工人的互助友愛與資產階級冷冰冰的金錢關係進行對比。尤其是馬戲團的小丑的狗，依戀主人，與龐德貝卻趕走自己的親媽的對比，特別引人怵目，使小説主題更加鮮明突出，愛憎情感極為強烈。 ^[13] 

《艱難時世》的出版給社會上帶來了很大的反響，衝擊着英國頑固的資產階級剝削制度，喚醒了工人階級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對以後的英國工人運動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14]  其時代意義在於它反映了英國憲章運動中暴力派和道德力量派的鬥爭，前者的代表是工會活動家斯拉克布瑞其，後者的代表是史蒂芬。作者在道德上肯定史蒂芬，在感情上則是同情工人，把工人們善良、誠實、友愛的高尚品格與資本家卑鄙齷齪的靈魂加以對照，把充滿“仁愛”精神的史蒂芬、西茜與失去“人性”的龐德貝、葛擂更對照，表現出鮮明的愛憎，相當廣泛地展示了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畫面，成功地刻畫了許多資產者的形象，揭示出他們殘忍、貪婪、虛偽、腐朽的特徵，表現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那種赤裸裸的金錢關係，顯示出作者作為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思想的深刻性與反映現實的真實性，生動地反映了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同時，也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勞資矛盾，具有進步的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 ^[15] 

1995年4月30日，改編自該小説的電視迷你劇《艱難時世》在美國上映，由Peter Barnes執導，哈麗特·瓦爾特（Harriet Walter）、比爾·帕特森（Bill Paterson）、阿歷克斯·傑寧斯（Alex Jennings）、阿蘭·貝茨（Alan Bates）等共同主演。 ^[33] 

英國文藝評論家約翰·羅斯金：“當他着手處理事關國家民族的、重大的、諸如《艱難時世》中所處理的那類題材時，他便運用比較嚴謹和更為確切的分析方法。這部作品的用處（在我看來，從幾方面考慮，這是他所寫的最偉大的作品），對許多人説來，是被嚴重地縮小了，因為龐德貝是個性格鮮明的惡魔，而不是一個世俗廠主的典型例子；而斯蒂芬·布拉克普爾是一個個性鮮明、十分完美的人物，而不是一個誠實工人的典型例子。但是我們不要因為狄更斯喜歡採用戲劇性的過火語言，就看不到他對機智和洞察力的運用。他在所寫的每一本書中的主流和目的都是正確的;所有這些書，尤其是《艱難時世》這本書，凡是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的人們都應當仔細和認真地閲讀。他們會發現有許多地方有偏見，因為有偏見，顯然就不會是很公正的。可是，如果讀者要去尋找似乎為狄更斯所忽視了的一些例證，那末，不管他們多麼努力，他們終究會發現狄更斯的觀點畢竟是正確的，而且是尖鋭地、粗獷地表達出來的。”（《狄更斯評論集》） ^[16] 

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艱難時世》是寫來讓你感到不舒適的，它確實會使你感到不舒適（你活該如此）；雖然，它比以前任何兩部著作都可能使你更感興趣，但肯定能給你留下更深的傷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在本書中明確地提出工人們組織參加工會是錯誤的，從而就對可能是葛雷梗學校唯一重大的實質性錯誤表示了贊同。這樣不加思索地採取、或者至少是重複哲學激進學派長期以來就發生的錯誤（他本人也是從哲學激進派開始的），他就公開地背離了民主，而採取了卡萊爾和羅斯金的理想化了的保守主義，認為貴族是人民的主人和上級，同時也是人民和上帝的公僕。”（《狄更斯評論集》） ^[17] 

前蘇聯文藝理論家盧那察爾斯基：“這種憂鬱情緒也貫穿着狄更斯的輝煌的長篇小説《艱難時世》。這部小説是當時資本主義在文學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擊，也是它一般遭受的最有力的打擊之一。龐德貝這個自有其強大可怕之處的人物，是帶着真正的憎恨寫出來的。”（《狄更斯評論集》） ^[18] 

英國文學批評家利維斯：“狄更斯對自己生活於其間的世界所做的批評，一般都是順帶為之在一本書的諸多要素裏，包含一些對某個具體弊端的憤憤描述，如此而已。但在《艱難時世》裏，他卻破例生髮出一個縱觀全局的視野，觀察到維多利亞時代文明中的殘酷無情乃是一種冷酷哲學滋養培植的結果——由一種缺乏人性的精神構成的咄咄逼人的哲學。”（《文化與社會：1780-1950》） ^[19] 

英國文學批評家金斯米爾（Hugh Kingsmill Lunn）：“雖然這部小説有些地方寫得很粗糙，很象滑稽故事，但這是狄更斯第一部試圖追溯人們變化過程的小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寫得比較入情入理。他深入剖析葛雷梗子女的遭遇，使我們產生一定的同情心；他使讀者對葛雷梗先生的轉變早有思想準備，因而不象董貝先生的轉變令人感到突兀。”（《狄更斯評論集》） ^[20] 

英國小説家喬治·奧威爾：“很有意思的是狄更斯的最成功的書（不是他最好的書）是《匹克威克外傳》，而這不是一本小説，還有《艱難時世》和《雙城記》，而這兩本都不是滑稽有趣的。”（《狄更斯評論集》） ^[21] 

英國作家雷克斯·華納（Rex Warner）：“《艱難時世》表明他對近代“效率”的專制統治十分厭惡，就象他厭惡封建性的枉自尊大、不講人性的宗教和愚囊的議會制度等的專制統治一樣。”（《狄更斯評論集》） ^[22] 

英國文學評論家伊格爾頓：“乍一看，《艱難時世》好像是對維多利亞社會的全面抨擊，然而我們最終發現它所作的社會批判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小説揭示了那種對僵硬事實盲目崇拜的現象，可是這種批判在某種程度上分散了讀者們的視線，使他們不再關注工業資本主義本身的不公正之處，而後者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小説對這些要害問題沒有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甚至沒有進行足夠的分析。”（《推敲“進步”話語——新型小説在19世紀的英國》） ^[23]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1870年），英國小説家，生於一個海軍小職員家庭。十二歲時，其父因債務坐牢，便承擔了繁重的家務。十七歲時在一家律師事務所當繕寫員。1835年為下議院的採訪記者，1842年旅遊美國，1844年訪問意大利，1846年前往瑞士，1867-1868年第二次遊歷美國。還常在英國漫遊，向公眾朗讀自己的作品。其家庭生活不和諧，1836年和報社出版商霍加斯的女兒凱瑟琳結婚，長期志趣不合。1858年追求女演員埃倫·特南，並和凱瑟琳解除婚約。1870年6月9日在寫作小説《艾德温·德魯德之謎》時逝世，葬於威斯敏斯特教堂。著有《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尼古拉斯·尼克貝》《老古玩店》《美國手記》《馬丁·瞿述偉》《董貝父子》《大衞·科波菲爾》《荒涼山莊》《艱難時世》《小杜麗》《雙城記》《遠大前程》《我們共同的朋友》等。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