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

1903年，喬治·奧威爾生於英屬印度彭加爾省（孟加拉邦）摩坦赫利（莫蒂哈里）一個政府下級官員的家庭，父親供職於印度總督府鴉片局，家境並不寬裕，奧威爾自稱家庭屬於“上層中產階級偏下，即沒有錢的中產家庭”。

1904年，隨母親回英國定居。

1905年，除了父親仍任職於印度總督府的鴉片局外，全家返回英國牛津的亨利。

1911年，由於無力就讀貴族學校，奧威爾只能進入一個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聖·塞浦裏安預備學校，寄宿學校帶有許多極權主義社會的特點，鞭子教育、等級制、恃強凌弱、規範化、反智等等。學校生活對他日後的性格有極大影響。

1914年，11歲的奧威爾首次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篇詩作《醒來吧，英國的小夥子們》。

1917年，奧威爾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獎學金，進入英國最著名的中學——伊頓公學，但他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早年的經歷對他同情社會底層、呼喚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對極權主義的認識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

1921年，從伊頓公學畢業的奧威爾，由於成績平庸，無法申請牛津或劍橋獎學金，家庭經濟狀況無力供他升學，只得投考公務員，加入了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作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這一階段的經歷讓他細緻地觀察到了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對西方的殖民主義政策產生了反思；更進一步地認識了極權主義。在緬甸的經歷讓他認識到了殖民主義罪惡的一面，並因此離開了殖民警察部隊。

1927年，離開公職的奧威爾回到英國，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活，在這四年裏他輾轉英國本島和歐洲大陸，深入社會底層，先後做過酒店洗碗工、教師、書店店員和碼頭工人，但他的上層社會身份和在伊頓公學形成的貴族口音使他很難被底層社會真正接納。不過這一段時期的經歷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會整體對於個人的壓力和普遍的社會不公並且最終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奧威爾自己曾經提到“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 ^[3] 

1928年，開始寫作生涯。為蒐集素材，在巴黎和倫敦深入底層過窮苦生活。曾在巴黎的一家豪華旅館做廚房幫工，又到英國肯特郡當農業幫工。這些生活經驗後被寫入《巴黎倫敦落魄記》；

1929年，退休金遭竊，在俄國飯館做事，並請倫敦朋友找尋工作。

1930年，回到倫敦。在坎特郡做採摘忽布（一種香料）的工作、家庭教師或書店店員，不斷轉職。

1933年，以喬治·奧威爾的筆名發表處女作《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4年，以緬甸經驗為題材的小説《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在紐約出版，在此之前，沒有一家英國出版商願意接受書稿。

1935年，小説《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幾個月後，《緬甸歲月》終於推出英國版，是由高蘭茲出版社出版的。

1936年，小説《讓葉蘭在風中飛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出版。受到當時評論家康普騰·馬肯吉注目。為雅德爾菲等雜誌撰稿。受比克托爾·高蘭茲之託，在一月去北部的謝菲爾德、曼徹斯特、里斯、威根等煤礦工業都市，觀察不景氣下的工人生活、失業情況。六月，與艾琳·奧修蘭西結婚，離開倫敦，移居哈佛郡，寫作兼營雜貨店。七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年底與妻子艾琳一起去西班牙參加保衞共和國的國際志願軍。

1936年十二月，在塞克出版社支援下，赴巴塞羅那，報道西班牙內戰。後加入統一工黨市民軍。在經歷了社會底層的生活之後，奧威爾成為幾千名國際志願者中的一員參加了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內戰。幾個月之後，因為喉部中彈而不得不回國休養。在這短暫的時間裏，他看到了由共產國際領導的國際縱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接納了奧威爾的巴塞羅那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共產國際認定為託派組織，斯大林下令消滅馬統工黨，把政治警察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導員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軍中建立恐怖統治。奧威爾夫婦被視為“狂熱的託派分子”，當然受到嚴密的監控。他的妻子愛琳的房間受到西班牙共產黨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資料也被抄走。更為可怕的是，在共和軍內部，受傷的馬統工黨黨員仍然遭到逮捕，甚至連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過，包括奧威爾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羅那之後還遭受到共和軍的追殺。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個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極權主義反而使奧威爾更加堅定了對社會主義，或者確切地講民主社會主義的信念。奧威爾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1937年，《去維岡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出版。六月在前線受傷，喉部中彈，回英國休養。

1938年，出版《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該書報道西班牙內戰，特別是國際志願軍內部左翼各派的相互爭鬥。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多次報名參軍，皆因體檢不合格遭拒。後參加國內警衞隊。戰前寫的《上來透口氣》出版。

1941年，為英國廣播公司主持對印度廣播。

1943年，任工黨刊物《論壇》的文學編輯，並寫專欄《隨我高興》。十一月起開始寫《動物農場》（Animal Farm）。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之後，奧威爾受僱於BBC從事有關戰爭的報道，1944年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奧威爾寫成了《動物莊園》一書。

1945年，戰時後期任《觀察家報》駐歐戰地記者。艾琳病死，其時奧威爾尚在德國採訪。《動物農場》出版，由於版税收入頗豐，生活開始寬裕，遷至蘇格蘭西海岸一島上生活，繼續為《論壇》及其他報刊寫稿，並開始寫《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8年，《一九八四》竣稿，書名只是把該年“四八”顛倒過來成為“八四”。健康狀況惡化。

1949年，與索尼婭·布勞納爾結婚。《一九八四》出版。

由於歷史上東西方的對峙，喬治·奧威爾的作品經常被視為反蘇和反共的代名詞，因而在蘇聯、東歐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封殺。而根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資料，因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關係，奧威爾被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別科自1929年起一直嚴密監視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年僅47歲。 ^[1] 

^[7] 

奧威爾的批評風格是一貫的，始終影響他自己的寫作取向，他總是受到一種寫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寫作的形式、審美意趣對他來説都不是一種目的，他也從來不會為寫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討論其他作家的時候，即使有精緻藝術的一面，他也會一掠而過，不再去理會。 ^[3] 

奧威爾是一個以誠實的政治信念來真實寫作的作者。在《我為什麼寫作》中，他説：“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所寫的東西，無一例外地都毫無生氣，都成了華而不實的段落、沒有意義的句子、矯揉造作的形容詞，總之，都是廢話。”雖然奧威爾所作的是政治的寫作，但他不信任任何意識形態，他的寫作依靠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理論，而是他自己的經驗和感覺，這種經驗和感覺不是孤獨的，而是與他人的生活現實聯繫在一起。他討厭那些由精英知識分子所設計的社會改造計劃和理論，因此，他在陳述自己的政治見解和社會認識時，選用的是普通人能夠閲讀和理解的文字形式。他憎恨一切政治欺騙，尤其是用文字來糊弄人民的伎倆，所以他自己用一種誠實、真誠的文字來寫作。 ^[3] 

奧威爾説，“好文章就像一塊窗玻璃。”（《我為什麼寫作》），與其他的知識分子用貌似深奧的花言巧語討好權力不同，他從不諂媚權力，他的文字清晰、準確、簡潔，如同一扇明淨的玻璃窗。透過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那個真實世界和他的真誠思考。 ^[3] 

奧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疾病纏身，鬱郁不得志，一直被視為危險的異端。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都影響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勾畫出人類陰暗的未來，令讀者心中震顫。他將悲喜劇融為一體，使作品具有極大的張力。奧威爾的卓異之處就在於，並非僅僅用小説來影射個別的人與政權，而是直接揭露語言的墮落。在奧威爾眼裏，語言是掩蓋真實的幕布，粉飾現實的工具，蠱惑民心的藝術。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的意義上做一個永遠的抗議者。”他因作品中的深刻思想，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有評論家如此説：“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2] 

奧威爾以鋭目觀察，批判以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為首、掩蓋在社會主義名義下的極權主義，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者。小説中對極權主義政權的預言在之後的五十年中也不斷地為歷史印證，所以兩部作品堪稱世界文壇政治諷喻小説的經典之作，他因此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但其影響絕不僅僅侷限於文學界。他在小説中創造的“老大哥”、“新話”、“雙重思想”等詞彙，皆已收入英語詞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奧威爾主義”、“奧威爾式的”等新詞，甚至成為日常通用語彙，從而可見奧威爾和其作品在英語國家的巨大影響。 ^[8] 

奧威爾認為作家的寫作有四大動機：“自我表現的慾望；唯美的思想和熱情；歷史方面的衝動（希望還事物以本來面目）；政治上所作的努力（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幫助別人樹立人們要努力爭取的到底是哪一種社會的想法）。”就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繪的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峯的可怕的社會。 ^[9] 

他曾説：“我之所以寫一部書，並不是要加工一部藝術品，而是因為我有謊言要揭露。但是，如果這不能同時也成為一次審美的活動，我是不會寫的。”“我的工作，是將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惡感與時代強加給我們所有人身上那些基本上是大眾的、非個體的活動相調合。回頭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時，寫出來的書總無例外地沒有生氣，蜕化成華而不實的段落、無意義的句子和裝飾性形容詞，而且總的説來，是自欺欺人之作。”（出自《我為何而寫作》） ^[9] 

同時，喬治·奧威爾認為語言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政治寫作向來是死板、僵硬、沒有生氣的。奧威爾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沒有脱離政治，但他並沒有讓自己的作品淪為一般的政治讀物或者社會歷史文獻，而仍然使其保持了很強的文學性。奧威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一切事情都無法遠離政治。政治本身的氣候敗壞使得語言也必然遭殃。“如果説思想能腐化語言，那麼語言也能夠腐化思想。”粗製濫造的現成語言，由於在使用過程中頗為方便，很容易成為一種乏味的模式。“現成的詞語，都可能使你的頭腦部分地變得麻木，失去思維活力。”奧威爾在《政治和英語》一文中，列舉了當時英語寫作幾大弊病：僵死的隱喻；東拼西湊，添枝加葉；裝腔作勢的措辭；不知所云的詞語。雖然這裏講的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英語文風，但是讀過奧威爾對這些問題的註解之後，就會發現在當下我們的語言裏，上述的其中一些問題仍然存在。奧威爾認為“語言的敗壞是可以醫治的”，他甚至制定了一些具體的規則來應付這些弊病。奧威爾從語言入手，希望通過少數人的自覺努力促成語言的基調和風格的改變。面對語言能否影響社會進程的爭議，奧威爾的態度是肯定的。他對英語文體的批駁和嚴格要求，也正反映了他對社會現狀改變的期望。 ^[10] 

應該看到，奧威爾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他對生活的感受是出於一種敏感的直覺。當他鼓吹“平等、正義”的“不傷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貧困的”社會主義時，他的社會主義“遠不是一種明確、清楚的政治或思想體系，而是一種深刻的心理經驗的粗糙歸納”（潘尼徹斯語）。而他在思想上對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狹，以至於他的同時代人在回憶他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堂·吉訶德。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