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聲

胡一聲，原名胡水延，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等。1905年出生於廣東梅縣梅南鎮羅田村。

1926年考入中山大學，6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9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並介紹同學鄭天保入黨。

1927年與鄭天保回家鄉辦學，把龍文公學改辦為梅南中學，並發展一批黨員，建立中共梅南區支部。同年秋與鄭天保一起率領梅南農民武裝數十人進入九龍嶂山區與豐順縣農民武裝配合，成立廣東工農革命軍（東路）第十團， 鄭天保任團長，胡一聲為黨代表，建立梅豐邊九龍嶂革命根據地。

1928年，他因傷奉命避往新加坡養傷，在新加坡創辦《華僑小報》、《僑聲日報》，對華僑進行反蔣救國的宣傳。

1930年奉命回上海，任上海市法南區委秘書 ， 並聯合茅盾、 夏衍等人擁護魯迅出面組織“左翼作家聯盟”。

1931年初經組織選派再次到新加坡，在明道學校工作。

1932年初，在吉隆坡創辦加影華僑中學，並任校長。

1933年5月回到上海，與鄭天保一起在上海交通職工子女學校任教。

1934年回馬來西亞加影華僑中學復任校長。秋 ，到日本東京明治大學高等新聞研究科當研究生。畢業後回上海工作。

1937年3月，回馬來西亞加影中學任校長，與黨領導的“華僑抗敵後援會”密切聯繫，發動廣大華僑愛國人士以人力、物力援助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特別是支援八路軍、新四軍及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和以後成立的廣東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以及宋慶齡主辦的兒童福利會等。

1938年介紹加影中學老師温士奇、廖經天到陝北延安學習，參加革命工作。

1939年8月以特派代表身份回梅縣調查抗日救亡運動情況。

1940年被英國馬來西亞聯邦政府以“中共”罪名驅逐出境，回到香港與廖承志、連貫一起進行統戰工作。

1942年香港淪陷後，黨派胡一聲帶領黃藥眠 、李伯球回東江抗日根據地，並營救鄒韜奮 、柳亞子父女等從香港安全轉移至梅縣。

1944年秋， 受黨的委派回梅縣。是年，民盟南方總支部成立，胡一聲任宣傳部長。

1945年日本投降後，胡一聲奉中共南方局統戰部長連貫電召回香港搞統戰工作。

1946年3月回到廣州建立民盟廣東省委員會，被選為主任委員。

1947年初再次回到馬來西亞。

1948年6月遭馬來西亞政府驅逐出境，回廣州參與民盟南方總支部及廣東省支部工作。

1949年3月，奉周恩來電召回到北平，參加第一屆人民政協的籌備工作，後被選為政協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兼師大附中校長。同時被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教育工作委員、民盟中央委員兼文教委員會副主任。

1952年任中央土改團第五分團副團長到廣東土改。

1955年秋，調回廣東任省教育廳副廳長兼廣州歸國華僑、港澳學生中等補習學校校長 ， 並籌備復辦暨南大學。

1957年整風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1959年，回暨南大學任教，擔任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

1982年12月，胡一聲的革命歷史經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查確認，同意恢復他從1926-1948年的黨籍，黨齡從1926年9月算起，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從1926年6月加入共青團時算起。

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離休。

1990年3月19日，胡一聲病逝於廣州。 ^[3] 

胡一聲與鄭天保回到家鄉，共同參與創辦梅南中學，建立了中共梅南區支部，發展壯大地方黨組織。並在梅縣區、豐順縣兩區縣黨組織聯合領導下，組織農民武裝，舉行秋收起義，在梅南九龍嶂凹頭成立廣東工農革命軍(東路)第十團，鄭天保任團長，並與古大存、鄭天保等一起建立起九龍嶂革命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

後來，胡一聲避走南洋。他先在印尼，旋即到新加坡，一度出任培華學校校長，後在吉隆坡創辦“加影華僑中學”。6年後又赴日留學，在東京明治大學新聞研究學系攻讀，畢業後，回上海。向華僑籌集資金，組織上海“引擎出版社”，任社長，出版《現世界》(半月刊)和各種宣傳抗日救國的書刊。

後來《現世界》刊物遭國民黨當局下令禁止發行，而後他又重返馬來亞，出任加影華僑中學校長。他以學校為陣地，團結海外華僑，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發動廣大愛國華僑以人力、物力支持八路軍、新四軍和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及東江人民游擊隊的抗日鬥爭，因而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國民政府的高度讚揚。

毛澤東曾親筆為加影華僑中學題寫校牌，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國民政府的林森、于右任、邵力子、李宗仁、李濟深等以及著名愛國人士郭沫若等也為該校題詞。

民國29年(1940)10月，胡一聲被馬來亞政府當局驅逐出境，回到香港。他與喬冠華等創辦“香港中國通訊社”，他出任主編。次年12月，香港淪陷。其時有一大批受到國民黨反動派迫害逃亡到香港的黨內外知名人士，其中有鄒韜奮、柳亞子等，他們滯留在香港，在“虎口”中處境十分危急。中共中央指示東江游擊隊對滯留在港的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要全力進行搶救。胡一聲在廖承志、連貫等人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老隆至興梅轉大埔、閩西這一線的接送工作，常駐梅縣，先後安排接送了柳亞子父子和鄧文釗、鄒韜奮等人。

民國32年(1943)起，胡一聲先後在韶關、梅州參加國民黨第七戰區編纂委員會工作，主編出版《新建設月刊》等報刊。他還協助中國民主同盟建立南方組織，組成民盟東南總支部(亦是後來民盟南方總支部前身)，並出任宣傳部長。為打開廣州民主運動局面，抗戰勝利後，他由中共廣東省委特派，與李章達等人在廣州建立民盟廣東省委，被選為第一屆主任委員。他又受中共南方分局委派，再次重返新加坡、馬來亞，任務是開展海外統一戰線工作，推進華僑愛國民主運動，支持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並在新、馬建立民盟組織，被選為民盟馬來亞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民國37年(1948)6月，胡一聲再次回到香港，主持“香港南方論壇社”工作。次年3月初，他回到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並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爾後歷任第二、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2]  ；還參與民盟的組織領導工作，多次被選為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同時任北師大附中校長職。

1957年反右鬥爭中，他被錯劃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又遭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1978年，他的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復了黨籍，出任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直至1983年離休時止。

1990年3月19日，胡一聲在廣州病逝，終年86歲。 ^{[1]  [4]} 

胡壬喜（1857—1905）出身貧苦，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年幼時在村中讀過幾年私塾，受到了儒家文化的薰陶，這對他日後外出創業產生了影響。胡壬喜22歲時，經媒人介紹認識了梅縣長沙澄坑劉屋的一位女子。婚後夫妻恩愛，妻子在家耕田料理家務，胡做工又兼做小生意。當時他看到回家鄉的番客衣着光鮮，非常羨慕，還聽人説在南洋做工賺錢多，生活比家鄉好，為此他產生到南洋做工的念頭，常向家裏人提及此事。23歲（1880年）那年秋天，因家庭生活困難及其他原因，他跟隨本地一位朱姓水客，從梅南官塘圩乘船沿梅江而下至汕頭港，然後由汕頭乘輪船到南非伊麗莎白港做工。

出洋期間，還發生了幾件趣事。據傳，胡壬喜此前在家時因賭博欠人的錢，債主們到他家討債，他母親跟討債人講好話，安慰討債人説，我兒子過番後發了財一定會還給你們。果然，幾年後胡壬喜從僑居地南非託人帶回一大筆錢，他母親把他在家時欠人的賭債連本帶息奉還。債主們都稱讚胡壬喜講信用。還有他出南非時，因為海輪出海時間未到，在汕頭住了幾天。有一天下午，他路過一個相命鋪，請相命先生為自己相命。相命先生説：“你過番能發大財，但是壽年不上五十歲。”胡壬喜聽後心中不悦。相命先生看到胡壬喜不高興，馬上轉口説，現在是下午時分，看相的準確率較低，叫他明天早上再來。第二天一早，胡壬喜來到相命先生那裏。相命先生説，你日後會發財是肯定的，壽年也有七七。這時，胡壬喜很高興。他躇躇滿志，懷着“發大財”的理想，有壽年有七十七的美好前景，登上海輪前往南非。也許是相命先生“七七”的激勵，經過他的努力，他在僑居地南非真的發了大財，但他只享壽49歲，也驗證了相命先生“七七四十九”的預言。至今村裏人還流傳着胡壬喜與“七七四十九”的故事。

南非共和國位於非洲大陸最南部，現有人口約5000萬，華人約30多萬。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記載，早在1660年，就有一位名叫萬壽的華人移居到南非。南非原是荷蘭人的殖民地，後來被英國人奪取，當地政府為了發展地方工業和地方建設，通過多種方法在世界各地招募工人，這其中就有不少華人，被招募到南非的華人一開始絕大多數在金礦工作。據合約，胡壬喜由家鄉到南非的食宿及船票等費用，先由水客墊付，水客還會幫他在僑居地找工做，日後他逐月領取工資歸還水客。

到達南非後，胡壬喜在此無親無故，只能艱苦打拼，事業上經受了無數的辛酸。朱姓水客介紹他在伊麗莎白港的一家經營油鹽米等生活日用品的雜貨店做夥計。開始一年，他無錢寄往家中，原因是店家給他的工資少，還要還錢給水客。古語説，做了他人的活，學會自己手。他讀過幾年私塾，聰明能幹，人緣好，且有語言天賦，不久就學會了本地話。那時南非是英國的殖民地，他也略懂英語，可以和英國人打交道。誠實肯幹的他贏得了店鋪老闆的好感，工資逐年增加，在一年間就還清了欠水客的錢，還能託水客寄錢給家鄉的母親和妻子。第三年的端午節前他託朱姓水客交錢給家裏，水客把胡壬喜在伊麗莎白港的生活情況告知其母親和妻子，家裏人知道胡壬喜在南非謀生有所上進而感到高興。

在南非，胡壬喜從做店員（夥計）開始，然後租店做“亞弄” 生意，再租店做小百貨，賺到錢後，買店做綜合百貨。1883年他獨自經營一間店，店中有5個夥計，經營的是日用雜貨，因他誠信經商而生意興隆。1885年，胡壬喜回家鄉過春節，伊麗莎白港店中的的生意交由夥計們料理。那時他穿着時髦，鄉親們叫他“番客”。他是個大方慷慨的人，給長輩好友發紅包，人們因此改變了對他的印象。

1886年10月，胡壬喜的妻子劉氏生一男孩。這年春節他回家看到了兒子，家人為他的兒子取名胡錦華，號秀文（1886—1932）。此後，因妻兒在家鄉，他每二至三年就在端午節、中秋節或者春節的時候回家鄉一次。據族譜記載，胡秀文是胡壬喜的獨子，在家鄉耕田種地，養母教子。胡秀文從小在家鄉跟隨母親生活，因家中經濟殷實，其父母望子成龍，希望他能考上秀才。他也不負父母期望，在本村的私塾讀書，因知書識理而受到人們的尊重。胡壬喜還是個熱心人，在南非因人脈廣而認識了很多家鄉人，他每次回家鄉時受委託攜帶財物，有很多華僑家屬都會到他家取錢取物，他會把僑居地華僑的情況向家屬們轉述，為人處世得到華僑們的好評。

1887年胡壬喜的生意擴展到5家店面，1888年後，開始給夥計們增加工資，改善其生活待遇。為此，許多華人都爭着來他的店做夥計。因待遇好而吸引了不少優秀人才到他店做夥計，為此他的店招工容易，夥計素質高，生意越做越旺。那時胡壬喜行了“地運”，他做生意的地方逐年繁華。伊麗莎白港是個港口城市，瀕臨印度洋的西南側，是南非主要海港之一。那時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南非，開發當地的金礦和鑽石，正需要大量的勞工，外來人口的劇增使伊麗莎白港也逐漸繁華起來。

胡壬喜是個有管理才能的人，善用同鄉人管理他的企業，他的為人處事受到當地華人的好評。胡壬喜到伊麗莎白港的第10年，他在店中立下規矩，給上門的華人（中國人）給50英鎊，作為來他店時的路費，並幫助他們尋找工作。後來他的生意越做越旺，找上門尋求生活的華人增多，胡壬喜一律給他們每人100英鎊路費，還幫助患病的華人就醫。為此，胡壬喜“大善大愛”的名聲大噪，深得當地華人的讚譽。他的生意也越來越紅火，店面逐年擴展，分店逐年增多。

村中老人講，胡壬喜發財後，自己家裏還沒做房屋之前，已有兩個夥計分別在自己家鄉做了大屋。一個是同村李氏，羅田上村陂角人，他在胡壬喜店中做夥計，負責店內貨物的採購。李氏根據市場的需求採購商品，經常採購便宜的物品，這些物品成為店中的暢銷商品，為此，他店內的生意很好。胡壬喜獎勵了一大錢給李氏，李氏把錢送回家鄉做屋，此屋名叫“源清廬”，比“紹安廬”還要大。

另一個則是西陽鎮盧姓人。1889年冬的一個早晨，胡壬喜打開店門，看到地上躺着一箇中年男人，他馬上把這個人扶起，叫來夥計，把這個人救醒。問他原因，他説一個月前他們十多個人跟隨水客從梅縣到這裏，由於一時找不到工作而顛沛流離。後來聽一個人説，這裏有一個姓胡的梅縣人很熱心幫助有困難的華人，他一路打聽才尋到這裏。由於兩天沒吃飯了，加上又患胃病，來到這裏後就暈倒了。胡壬喜馬上叫夥計把這個人送醫院治療，三天後出院，又把這個人安置在店裏。同時他了解此人是西陽盧姓人，因家境貧苦，自幼隨父親習武，功夫不錯。鑑於當時南非土人多且野蠻，經常來店中鬧事，於是他安排盧姓人做保安。有一次，有十多個土人在店中鬧事，在勸解無效的情況下，盧氏只得出手與土人打鬥，此時他的功夫都用上了，打得滋事者四處逃竄，不敢再到店中鬧事了。隨着生意的擴展，店鋪的增多，他叫盧氏組織了有十多人的保安隊，負責保護整條街的生意安全。由於盧氏對他的生意幫助很大，他獎勵盧氏3萬銀元，叫他把錢送回家鄉梅縣西陽建房。

從上述事例可説明，胡壬喜不單是個心地慈善的人，還是個優秀的管理人才，他手下的夥計們為他創造了鉅額的財富。胡壬喜40歲後在伊麗莎白港買下約二十間店鋪，約有百人為他打工。經過他多年的努力奮鬥，擁有大量財產，其資產難以估算，被當地人稱為“胡伯一條街”，成為當地一大富豪。

胡壬喜49歲那年染上沉痾，他在病逝之前自知大限將到，通知遠在家鄉的19歲兒子胡秀文到他店中，並囑咐兒子把南非的部分財產帶回家裏。1905年秋，胡壬喜病逝，胡秀文把父親的喪事處理完後，把他的部分財產帶回家中。伊麗莎白港留下的全部店鋪財產和事務則由宗親胡錦星（秀山）料理，依合約每年的贏利分紅，在春節前寄給在家鄉的胡秀文，合約還註明待胡秀文的兒子長大後接管胡壬喜的財產。

1922年，胡壬喜的第二個孫兒胡季庭到伊麗莎白港接管祖父 “胡伯一條街”的店鋪，但因諸多原因始終無法接管。據説，胡季庭不會講本地話，語言不通，他只好另立爐灶，在伊麗莎白港內金必利的地方開了間亞弄店（雜貨店）謀生。古語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0世紀初“胡伯一條街”是當地生意最好的地段，1922年後隨着城市的擴展，此地街道的店鋪逐年冷落。“胡伯一條街”位於伊麗莎白港最古老的街道鄧肯街附近，100年前的“胡伯一條街”已成為歷史，現在已被現代化的大街和高樓大廈掩蓋了。胡壬喜在南非還有後裔，孫兒胡季庭生了一男四女，後裔分佈在南非、美國等地。

“胡伯一條街”的數間店鋪有贏利分紅，每年分紅寄回給家鄉的胡秀文，但後來一年比一年少，胡秀文及家人收取的分紅至1933年停止，據説因生意虧本。1935年，胡壬喜的第三個孫兒胡顯庭出面，要求胡秀山回香港談判胡壬喜在南非的財產事宜，把“胡伯一條街”的固定資產分給胡壬喜的後裔。不久胡顯庭收到一筆由南非轉來的胡壬喜的財產，此款除用於胡壬喜第五個孫兒結婚外，其餘平均分給紹安廬的八户人家。而在南非的商業歸胡秀山所有。

話説胡秀文1905年秋料理完父親胡壬喜的喪事後，將父親留下的錢財和貨物裝滿整整三條大木船帶回家鄉。胡秀文一度成為民國初年梅縣的首富。胡秀文遵照父親的遺囑在家鄉做了兩件事，一是建造紹安廬，二是為社會做善事。紹安廬始建於1905年，耗資4萬餘銀元，前後花了十多年時間才建成。胡秀文的母親劉氏是個女強人，以精明能幹而出名。在建造“紹安廬”時，她為建屋地基的事，舌戰官府縣太爺，和解周圍羣眾，此事流傳至今。

胡秀文受父親的影響，同情窮人，幫助窮人。他在家中定下規矩，凡有乞食者到來，要給每人一塊大洋，如遇上吃飯時間，還要給他們飯吃。他還捐資協助國學家古直在家鄉創辦龍文公學。胡秀文捐錢做善事被當地百姓稱為“胡大善人”。

1918年，胡秀文帶頭集資800銀元在梅縣城內的鳳尾閣買下一座民居，定名為“安定書室”。“安定書室”供族人在梅城讀書住宿和辦事時歇宿。據地方史志記載：“安定書室”在革命鬥爭時期成為中共的秘密聯絡點和交通站。“安定書室”在上世紀90年代被梅縣人民政府列入革命遺址名錄。1927年冬，梅南革命鬥爭如火如荼。隨着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根據地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秘密交通站。他的義子胡一聲便向胡秀文提出了建立秘密交通站的想法。胡秀文欣然答應，就在自己側屋開了間水貨店，自己出資，由其三子胡顯庭做老闆，實際是交通站站長。1929年初冬，九龍嶂根據地接到上級命令，短期內要籌集1000銀元軍費送上井岡山。組織上經過周密研究後，決定請出胡秀文幫助護送。為此胡秀文參加了護送銀圓的任務。1928年冬，九龍嶂革命根據地的革命人士生活艱苦，缺糧食、缺藥品，胡秀文送糧食、送藥品幫助革命人士渡過難關。

“紹安廬”孕育了許多優秀人才。胡秀文21歲結婚，妻子熊氏是梅縣程江鎮長灘人，生六男五女，又認養一子。現紹安廬後裔人口約二百人，分佈在國內及美國、南非、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地，這些人中有醫學博士、專家、教授、企業家。在家後裔主要在文教、衞生等部門工作。

胡秀文的義子胡一聲（1905—1990），出生在羅田上村一個窮苦人家裏，從小失去父親，孤兒寡母，十分可憐，胡秀文便把他收為養子，照顧他生活，資助他讀書。胡一聲於1926年在中山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成為有“粵東井岡山”之稱的九龍嶂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著名的華僑教育家，著有《各國教育特輯》《論兒童的養護教育》《早期華僑艱苦奮鬥歷程》，曾任北師大附中校長、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等職，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

目前“紹安廬”整體保存完好，歷史人文資源豐富，現在建成“胡一聲革命陳列館”， 2021年6月29日舉行開館儀式，已成為集客古家民居文化、華僑文化、紅色文化為一體的旅遊景點，吸引眾多遊客慕名前來參觀。 ^[5] 

胡一聲生前著述甚豐，有《各國教育特輯》、《論兒童的養護教育》、《早期華僑艱苦奮鬥的歷程》等論著，還寫有一大批迴憶錄、文章和詩詞。他自撰了《胡一聲傳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