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債務危機

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可能會出現主權違約，當一國不能償付其國家債務時發生的違約。

傳統的主權債務違約的解決方式主要是兩種：違約國家向世界銀行或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借款；與債權國就債務利率、還債時間和本金進行商討。

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終於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國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舉債度日成為家常便飯，國債紀錄屢創新高。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餘額為13.58萬億美元，GDP佔比約為94%，同年年底一舉突破14萬億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發債餘額僅剩2180億美元的時候，美國國會未就提高上限達成一致。終於在2011年5月，美國國債觸頂，開創了14.2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面對這種情況，美國財長蓋特納憂心忡忡。他表示，由於採取了一些緊急措施以維持借債能力，美國政府支付開支最多能延遲到2013年8月2日。到了2013年8月2日，政府若不提高債務上限或削減開支，就會開始債務違約，無法償還美國國債券本金和利息，這種情況可能讓國際金融市場陷入混亂。

美國從法律上確定債務上限始於1917年。在此之前，美國政府每當需要借款時，都要向國會一事一報，在獲得國會批准和授權後，方能實施籌融資計劃。這一原則是對當屆政府或將出現過度透支，而對下屆政府不負責任行為的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應對戰時經濟之需，國家財政必須有更大的靈活性，美國國會也因此授予政府一攬子借款權限，條件是，聯邦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借款總額要小於國會當下規定的總量限制。1917年，國會以立法形式確立國債的限額髮行制度。實施這一制度的法律依據是，美國的《第二次自由債券法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1年至1945年，美國債務上限被限制在3000億美元。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美國債務上限一度有所下降。

一直到1962年，才又重新回到接近3000億美元的水平。

但1962年以後，這一上限不斷提高，佔G D P的比重也不斷上升。

進入新世紀以後，美國財政從威廉·傑斐遜·克林頓時期的盈餘轉為赤字，債務也隨之增加。

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近 幾年，美國債務的增長速度更是快得驚人：2008年和2009年，美國國債上限分別為10.61萬億美元和12.10萬億美元，分別佔G D P的比重為70%和84 .1%。

而2010的情況更加惡化：按2010財年計算，美國G D P總額為14.62萬億美元，而債務上限達14 .29萬億美元，相當於G D P總額的98%；2010年的財政收入為2.16萬億美元，支出為3.56萬億美元，當年財政赤字佔G D P的比例已接近10%。

自1939年開始，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83次，幾乎平均每九個月就要上調一次。進入21世紀，這一頻率又有所加快，2001年以來，債務上限已上調10次，其中自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到2010年底為六次，僅奧巴馬就任總統以來就已上調了三次，總額達近三萬億美元之巨。上次2012年8月2日的上調是第84次。

美國的財政決心已經經歷過五次考驗，分別在獨立時期、1812年戰爭時期、內戰期間和之後、一戰期間和二戰期間。有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當情況變糟的時候，美國會還債。

國債上限是具有美國特色的一種債務限額髮行制度，源於1917年，由美國國會立法通過。其根本目的在於對政府的融資額度做出限制，防止政府隨意發行國債以應對增加開支的需要，避免出現債務膨脹後"資不抵債"的惡果。如果聯邦政府債務總額接近法定上限，美國財政部必須採取非尋常措施來滿足承擔的義務。

2011年的美國債務餘額上限危機是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的一種延續，本輪金融危機使得美國國債餘額突破了10萬億美元大關，逼近國會2010年立法設定的14.29萬億美元的政府債務餘額上限。

2013年1月6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寫信給國會，告知國會當觸及債務餘額上限時，美國財政部有一定的週轉空間，大概能維持幾周時間，隨後如果仍然不能提升，那麼美國政府承擔的一些義務可能將得不到償付。

2013年4月4日，蓋特納再次致信國會，説明到2013年5月16日可能觸及債務餘額上限，隨後財政部的週轉可能維持到2013年7月8日。

5月，美國政府公債餘額達到14.29萬億元的債務餘額上限，後由於美國政府的收入狀況好於預期，政府不能維持正常償付義務的時點被推後至8月2日以後。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包括公眾持有的債務和政府機構持有的債務， 主要包括兩部分：財政赤字和部分政府賬户盈餘的國債投資。金融危機不但大幅推高了美國國債規模，對美國國債的結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金融危機發生後，市場拋售各種機構債券換成美國國債，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為穩定市場，減持了大量國債同時買進大量機構債。當前持有者中，美聯儲和美國政府持有額所佔比例已經下降。

債務上限的提高顯然是必須的，兩黨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減少赤字。隨着美國財政赤字與債務規模不斷攀升，市場與評級機構對其未來償債能力開始產生憂慮，因此一致共識是美國大幅提高債務上限的同時需要做好開源節流，承諾在未來大幅減少赤字。

標準普爾表示，美國要確保AAA評級，在提高2.4萬億債務限額的同時，需要在未來十年至少削減4萬億美元以上的財政支出。這個理念也基本為兩黨所接受。圍繞提升債務上限問題，民主黨和共和黨表面上的分歧是在上述表中的三個領域，其核心則是大選的政治策略。民主黨從拉攏其傳統的低收入支持者的角度，希望能夠維持他們一定的社會保障水平，而傾向於採取增收和減支並舉的“平衡”方案；共和黨則是更多站在其支持者更多是中產階級和富人的角度，反對任何加税政策。

共和黨關注的是預算改革，而非債務上限上調。他們想借機大幅削減奧巴馬政府財政政策的核心：社保與醫保計劃開支，同時他們反對增加政府收入。根據蓋洛普公司7月中旬做的一次民意調查，實際上有42%的民眾反對提高上限，22%支持，35%中立。

我們認為反對或者認為提高債務上限不重要在共和黨內也是一種重要傾向。絕大多數共和黨人都反對為了國家能繼續舉債而增税。

民主黨最關心的自然是提高債務上限使得政府能夠繼續運轉，因此他們願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但為了選戰考慮，他們希望能將財政爭端立法解決。同時民主黨不願意大幅削減自己的社保與醫保計劃，而是想削減國防開支同時對富人增税來解決財政危機。

經過數週的反覆磋商，雙方在上述關鍵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秘密協商破裂，雙方走向了直接對抗。2013年7月25日眾議長博納在眾議院引入了兩步提高債務餘額上限的減支法案，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裏德則也推出了一個不加税、但是減支額度不到3萬億美元的一步提高債務餘額上限方案。

7月25日晚，奧巴馬和共和黨眾議長博納分別走上電視，發動了最後拉動民眾的公共關係宣傳戰，奧巴馬的講話宣稱按照其方案，“98%的美國人税收不會增加”，目標羣體直接是大約佔美國選民1/3的中間獨立派人士。博納的講話則針對其傳統的共和黨支持者陣營，“政府支出越多，你們支付越多。”。

任何方案都需要經過國會兩院過半數表決通過和總統簽署才能立法成功。眾議院435個席位共和黨佔240席位，民主黨佔183席位。參議院民主黨佔53席位，共和黨47個席位。

我們看到的在討論中的主要方案不盡相同，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兩黨內部訴求與思路未必一致。例如討論的基準提案：裏德和博納的立場實際上已經是共和黨中的温和派。

奧巴馬為了政府運營與選戰主題考慮，儘量避免了對自己選舉主打牌——全民醫療保障計劃開支的大幅削減。奧巴馬方案只提出了1.65萬億美元的開支削減，而其中1萬億的削減還是在於國內與國防支出，同時還提出了1.2萬億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這對於共和黨來説顯然難以接受。六人幫方案：增税讓共和黨難以接受

民主黨和共和黨參議員組成“六人幫”的提議得到過奧巴馬的讚賞，這個方案一方面有較大的減赤規模，另一方面也支持增税。但實際上這個兩黨聯合提議並不代表兩黨主流的共識，尤其是1萬億美元規模的增税，讓絕大多數共和黨議員難以認同。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裏德和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聯合提出的後備方案非常奇特，不但無需奧巴馬政府增税，實際上也不強制要求奧巴馬政府削減開支。只是要求他將開支削減計劃投交國會投票表決。

更精巧的是，這個方案一旦成立，奧巴馬要上調債務上限只需兩院三分之一的投票就能通過。這就給了共和黨議員可以反對該法案(如奧巴馬可能提出的增税等)而對選民交待，同時又可以保障國家利益避免違約。

但是這個有所妥協的方案並不受兩黨主流的認可。第一，這個方案要分三階段走，並且由奧巴馬來提削減開支方案讓國會表決，這讓民主黨在選情非常被動。第二，這個方案對於政府開支削減的要求非常弱，這讓共和黨人並不滿意。超過70名共和黨眾議員已經聯署發出公開信，明確表示反對麥康納爾方案。而且這方案的削減赤字力度，可能也不能讓評級機構放心。

因此這個所謂的後備方案也未必能得到兩院和奧巴馬總統的通過，即使通過也依然讓市場對美國的償債能力及其國債的AAA評級有所擔憂。

裏德方案屬於民主黨中的妥協派。這個方案不包含任何的政府收入增加，這讓主流的民主黨人感到難以接受。而另一方面裏德方案的對於開支削減的規模與力度又讓主流共和黨人感到不滿。與麥康奈爾方案一樣，這個方案即使得到了兩院與總統的通過，依然可能讓市場和評級機構對其未來償債能力產生憂慮。

博納方案基於已經被民主黨參議院否決的“縮支、限制、平衡”方案。

這是對民主黨最徹底的示威方案，一方面方案分為二階段，即先給奧巴馬政府1萬億美元債務額度，但是與之搭配的只有政府開支減少，沒有政府收入增加。第二階段將繼續大規模削減政府開支，同時將表決時間放在2012大選年。另外，這個方案的第一步只是短期過渡方案，即使得到表決通過，由於兩黨對於其方案第二步的表決結果依然存在不確定性，美國國債今後的違約風險依然存在，評級機構也依然可能下調評級。

我們的測算估計，由於美國政府收入情況繼續好於預期，財政部真正難以維持週轉的時點可能會到8月8日-10日。按照當前參議院裏德方案和眾議院博納方案存在的巨大分歧，我們估計雙方在8月2日前能達成一致的可能性已經小於50%。按照正常程序眾議院可能在7月28日、參議院在7月29日分別表決各自的方案，但要成為法案還需要兩院分別通過統一版本並提交總統簽字。

8月2日以後按照可能性由大到小的順序存在政府償付義務遭到拖延、政府機構部分關門、美國國債技術性違約、和評級機構下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的可能。8月2日之後的一個星期可能是非常關鍵的一週，兩黨可能將非常關注在出現上述政府運轉問題之後的民意傾向，根據民意傾向尋求一定的妥協方案，並在8月2日之後的10天左右時間達成真正妥協。

很難確定這種妥協方案的具體方向，但我們估計可能性較大的一種或許是一個短期臨時性提高債務餘額上限幾千億美，並把根本問題繼續後推的方案，即一個變相的分階段方案，可能更接近博納的方案。

注意到美國當前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5/5分裂的局面，和歷史上也出現過政府部門部分關門、國債技術性違約的先例，上述討論中前景的可能性不容忽視。

估計8月2日前後兩週時間內，隨着投資者對違約的擔心，投資者可能將更加青 睞黃金等貴金屬和現金資產。一旦違約將很可能引起評級下調，美國國債收益率一定程度上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黃金等貴金屬也將受到追捧而上漲，美元則可能因為投資者短期的慌亂有所下跌，但最後因為經濟基本面的下滑而重歸避險功能。

但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上升幅度有限。因為對多數投資者而言，可能並沒有太多的其他合適的可以避險資產，如果危機拖延時間較長，我們估計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可能會上升50bp，可能影響美國下半年GDP0.5個百分點。對美股而言，一般認為短期危機對美股影響不大，更多還是看公司盈利狀況；但若危機拖的時間較長，對經濟影響可能更大，則美股也將承壓。

從外部力量來看，如果美國不能在接下來三週的時間內提高債務上限或違約風險增大，評級機構下調美國AAA評級的可能性超過50%。債務支付成本也是一個不得不關注的問題，隨着美國長期實際利率上升而增加，政府需支付給公眾的債務利息就達到1393億美元，增長13%，遠超同期政府開支9%的增長率。隨着債務規模越來越大，財政負擔、融資成本的不斷上升，以及社會福利費用的大幅增加，美國不久可能又會重蹈覆轍，再次出現主權債務違約的風險，提高債務上限對於美國或許只是拖延時間，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問題。

聯儲會不會干預呢? 聯儲政策更多建立在聯儲委員對未來經濟預期的基礎之上，在看到聯儲委員大幅下調未來的通脹預期之前，不太會看到聯儲直接插手債務上限問題。當然也不排除國債市場出現大幅拋售後，美聯儲出面救市。

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於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來固若金湯的美國主權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場動搖後，引發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價格連續走低，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美債危機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動搖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場變得更加不明朗與不確定。它將對當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擊，甚至有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

1.美國債務危機將給國際市場增加不確定性及風險，將衝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外投資決策與現有經濟政策。因為美國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可能導致美歐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我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評估國際經濟形勢，相應地調整政策。美債危機是一個時間特徵點，標誌着西方社會經濟復甦的努力再次失敗。我們必須警惕，對於佔中國出口比重59%以上的歐美市場來説，如果其經濟衰落，那麼將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出口，國內出口型產業面臨洗牌，繼而影響我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淘汰掉一些沒有技術含量和生存能力的企業，而以高 新技術為主的產業，由於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產品附加值將得以生存並佔有一席之地。此外，以往和內陸出口企業比起來擁有對比優勢的沿海出口企業，他們的優勢將會下降，這就對內陸出口企業的發展有所幫助，同時將導致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但科技導向型企業迎來新一輪發展機遇。

2.美國債務危機可能導致中國的房地產崩潰，進而銀行壞賬急劇增加，金融系統崩潰。

3.面對歐美各國經濟衰退的風險，中國貨幣政策也到了是否要調整的十字路口。一旦美國債務危機爆發，國際貨幣美元必然大幅貶值。由於人民幣的匯率和美元長期綁定在一起，所以人民幣必然對美元大幅升值，同時對所有的非美元貨幣（由於貨易，國際油價，金價都是以美元結算）將會貶值。這還只是其一，而且之前美國的救市計劃的一大舉措就是打開印鈔機，開始印鈔票，又開始實施零利率政策，這必然使人民幣對美元更進一步升值，而對其他貨幣進一步貶值。隨着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還會造成的是人民幣對內的大幅貶值，這將使中國國內產生通貨膨脹。中國人民將會繼續忍受低工資，高物價之苦。

當然了美債危機對中國也不是沒有積極的方面。

人民幣升值迫使中國改變現有的貨幣特別是匯率政策。另外經濟政策也必須有所調整，在重視出口的同時，必須要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和對外投資。此外，由於美元是國際貿易中的主要結算貨幣，國際市場主要的投資工具及不少國家的儲備貨幣，就必然造成世界上利益格局重大調整，其對國際市場造成的影響與衝擊也是巨大的。由於美元不僅是本幣也是國際貨幣，如果美國國家信用出現任何問題或下調，都容易對國際市場造成巨大震盪及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不滿，甚至於衝擊當前國際貨幣運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重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當然重要，但遠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在新利益架構下，可能有必要重構中國經濟對外發展戰略並加強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話語權。

可以説，美國債務危機，無論是從短期來看，還是從長期來看，都將會對政府的經濟決策產生巨大的影響。市場必須密切關注這種影響所導致的經濟政策調整。

國際評級機構美國標準普爾公司5日把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頂級的AAA級下調至AA+級。這是美國主權信用評級首次遭“降級”。

標普聲明，出於對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不斷增加的擔心，決定調低對美國長期借貸信用的評級。“降級反映了我們的觀點，即美國國會和政府最近達成的財政鞏固方案不足以達到我們所認為穩固美國政府中期債務狀況所需要的程度。”

標普同時決定把前景展望維持在“負面”。按照路透社的説法，這意味着今後12個月至18個月內，如果美國財政形勢未見好轉，主權信用評級可能進一步降級。

這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國債信用首次從頂級跌落，AA+評級意味着美國國債信用水平低於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國債的水平。

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2日簽署國會通過的提高美國國債規模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打算今後10年削減2.1萬億美元聯邦財政赤字。但標普認為，要鞏固美國財政狀況，同期至少需要削減4萬億美元赤字。

2011年，由於國會共和黨人士反對提升債務上限，國會和奧巴馬總統走在了政府債務違約峭壁的邊緣。2013年春天似乎將出現另外一次債務上限的爭鬥。下文將分析情況發生改變的四大事件。

1月6日 美國財政部致信國會表示，美國債務規模在近期將達到法定上限，如不能儘快調高這一限制，美國政府將出現債務違約。

4月13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提議成立一個由副總統拜登領導的專門委員會，就削減赤字和提高債務上限進行談判。這個委員會在5月初舉行首次會議。但兩黨在是否增税、是否接受短期解決方案等焦點問題上爭論激烈，難以達成共識。

5月16日 美國債務達到法定上限14.29萬億美元。當月，財政部開始採取非常規措施管理財政，以使政府債務在最後期限8月2日到來前不至“斷供”。

6月27日 奧巴馬與國會參議院領導人就提高債務上限舉行會談。此後，奧巴馬就債務上限問題多次會見國會兩黨領導人，但成果有限。

7月25日 國會兩黨分別提出各自提高債務上限的方案。由於共和黨方案主張實行“兩步走”，即分兩次提高借債額度，這意味着奧巴馬政府在2012年大選前將再次面臨談判。相比之下，民主黨一步到位的方案更符合白宮利益。

7月29日美國眾議院就共和黨方案進行投票表決。雖然方案以微弱優勢通過，但在當天交付參議院表決時遭到否決。

7月30日 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投票否決了民主黨方案。

7月31日 經過艱苦談判，兩黨終於在提高債務上限方面取得共識。根據協議，美國債務上限將至少被提高2.1萬億美元，並且政府在未來10年內將削減赤字2萬億美元以上。協議同時滿足了兩黨的核心要求，即換屆選舉不受債務上限問題困擾且不向美國民眾額外徵税。

8月1日 美國眾議院通過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的法案。

8月2日，參議院也通過了這一法案。此後，法案交由總統奧巴馬簽署。

2023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和國會眾議院共和黨籍議長麥卡錫27日晚已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一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