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栽

羅德栽先生1940年出生於廣東大埔縣。1963年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後在廣州音專（星海音樂學院前身）任教。擅長笛、簫、笙、客家箏、椰胡等樂器。編著有《廣東漢樂三百首》等一批書譜，灌錄《出水蓮》、《客家漢樂精華——羅德栽笛笙簫獨奏專輯》《客家漢樂》、《客家箏派——羅德栽獨奏專輯》和《羅德栽講演笛子演奏基礎教程》等音像製品。1989年起應邀為深圳錦繡中華微縮景區和中國民俗文化村兩大旅遊景區設計、編輯和製作環境音樂。1993年擔任深圳錦繡中華編鐘樂團團長，並率團赴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中國音樂周演出活動。1999年6月和9月先後應邀率團赴台灣和新加坡舉行漢樂專場演奏會。11月又應香港市政局邀請擔任團長兼藝術總監率廣東省漢樂演奏團赴香港參加“香港中華藝術節”演出活動。 ^[1] 

1940年10月，羅德栽先生出生於廣東大埔縣，被稱為“漢樂之鄉”的大埔縣有着悠久的音樂傳統。根據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大埔縣誌》記載，“埔之在潮弦誦媲鄒魯”，當時大埔已有中軍班音樂、八音和絲絃樂的活動，並有“鍾、呂”文字古樂譜的出現，以後各時期縣誌同樣有記載“埔之風俗家誦户弦”。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近百餘年間，僅大埔一縣境內就有近百間弦館。當年的“和絃索”多在農閒時節和晚間進行，是人們茶餘飯後消遣的主要活動，人們聚集在一起合奏漢樂，切磋技藝、陶冶自娛。這種以家庭為主要方式的“和絃索”活動在大埔縣的各個鄉鎮村落都極為普遍。

父親是地道的農民，儘管並不通曉音樂，但是為了生計走南闖北去過南洋等地而見多識廣，眼界較開闊，他疼愛羅德栽這個最小的兒子，希望他能學習琴棋書畫，長大後才有本事立足社會。羅先生回憶在他念日新小學低年級的時候，他的父親就要他練習毛筆字。為節約紙張，要他用毛筆蘸清水在草紙上練字，然後拿去太陽底下曬乾再反覆使用。此外，還督促他練習水墨畫，並給他找來不少圖畫資料讓他臨摹。更重要的是他很敏鋭地覺察到孩子在音樂方面的天賦及強烈的愛好，因此鼓勵並支持他爭取一切機會去觀看村裏的各種音樂文娛體育活動，去觀摩學習和模仿。他當時受到他兄長的影響，也喜歡上了竹笛和胡琴。據羅先生回憶：“我們小時候那個年代喜歡某種才藝，根本沒有今天所謂的老師與學生一對一的上課的概念，能者為師，靠各自去觀察模仿和揣摩。當年坐落在楓朗街的叔父羅九香的家裏就是一個和絃索的熱點，來拜訪的、求教的、來合樂的、來欣賞叔父箏藝和箏簫胡小合奏的人流不斷，節目不停。”羅德栽對樂器的喜愛達到痴迷的程度，只要鄉間誰家有“和絃索”就能看到他的身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家住楓林小築的族兄漢樂名家羅協鴻先生，也就是羅德栽啓蒙和學習吹拉彈樂器的師傅、良師益友。與此同時，也被叔父羅九香先生那高雅、古樸、美妙的箏樂和箏、琶、簫、胡合樂深深吸引、浸淫其中，使羅德栽專心磨練，技藝日漸長進。

從小學到初中以至高中階段，在這種家庭式的極為濃厚的音樂氛圍中，羅先生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這一段時間應該來説是羅先生奠定音樂修養和基礎的關鍵階段。1956年考上百侯中學，離家六七公里之遙，學校規定住校生晚上不能離校，沒有音樂的日子讓羅德栽備受煎熬。為了能繼續學習音樂，白天要上課，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羅先生回憶道：“宿舍規定十點後關燈和關門，為了掩人耳目，我故意將被褥疊厚隆起，佯裝已經入睡，然後和一位同學樂友結伴，潛出宿舍，疾步趕往楓朗楓林小築族兄羅協鴻家，觀摩、欣賞、合樂、切磋，時間過得飛快，這時已是夜深人靜，羅德栽又急忙趕回家歇息，獨自一人行走在鄉間小道上。有一個漆黑的深夜，羅德栽走到半路，冷不防一聲淒厲的怪叫，嚇得他魂不附體，根本來不及分辨是什麼聲音，三步並兩步疾跑回家，仍驚魂未定！次日凌晨六點左右又立即步行十二三里路趕回學校，力爭在同學早操之前到達宿舍，才不致被察覺。”這種白天上課，隔三差五晚上“逃學”的狀態一直持續了三年之久。他感慨道，雖然很辛苦但是有漢樂相伴非常快樂也很享受。通過這幾年的積累，憑着音樂天賦和對音樂的痴迷，加上勤奮，羅德栽對漢樂的理解和把握已經比較熟練，掌握了笛子、椰胡和一些彈撥樂器的演奏，在與前輩和樂人的合樂中成為了穩定和重要的一員。

直到1959年羅德栽臨近高中畢業，高考在即，他憑着對豐厚紮實的功底和良好的音樂天賦，帶着樂器趕赴廣州音專設在汕頭的考場，以笛子專業報考了廣州音樂專科學校民樂系。高考結束不久他就接到廣州音專的錄取通知書，當時百侯中學的同學為他們學校的第一個大學生歡呼雀躍。羅德栽在廣州音專學習兩年後，由於品行和成績優秀，1961年被選送到天津音樂學院主修笛子和笙。在天津音樂學院學習的兩年間，得到了陳重、金沙、蔣朗蟾等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導，憑着自己的睿智天資，加上勤奮努力，羅先生在音樂上有了更深的造詣。期間列席了全國第一屆笛子教材會議，並親臨了眾多笛子大家的演奏和授課，極大地開闊了視野，大大激勵了學習熱情。1963年7月，羅德栽成為天津音樂學院四名首屆畢業生之一，在天津音樂廳舉行的天津音樂學院首屆畢業生獨唱獨奏音樂會上，先後兩次登台笛子獨奏《信天游唱給毛主席聽》《高原風光》《雲雀》等多首著名作品，得到高度評價。畢業後，羅先生即分配到廣州音專擔任笛、笙兩門主課的專業教師。廣州音專從此便開設了笙專業課，填補了空白，羅先生成為第一位笙專業老師。在當年的學校教師中，同時教授兩門專業主科的老師尚為極少數。1960年，客家箏名家羅九香先生，也就是羅德栽先生的叔叔，由於傑出的藝術才華和深厚的傳統音樂文化和素養，從天津音樂學院調入廣州音專任教，羅德栽先生於1963年回廣州音專任教後便開始與羅九香先生成為同事，叔侄朝夕相處。在叔叔的影響下，羅德栽受益良多，在民樂系的安排下，協助羅九香先生、饒從舉先生為首屆漢樂班的教學、排練和演出等工作，得到鍛鍊、充實和提高。

可以説羅德栽的客家漢樂和客家箏演奏得到了羅九香大師的真傳，羅九香之子羅潔中先生曾説：“父親對他（羅德栽）厚愛有加，時時給予指點，示範和鼓勵……他和家父同在廣州音專任教，共事多年、交流切磋，領悟客家箏演奏的奧妙和真諦，他無愧是客家箏派一代宗師羅九香的嫡傳傳人。

從1963年開始，羅德栽踏上高等音樂學校專業教學的工作崗位後，開啓了他新的藝術人生。首先是教書育人、一絲不苟、嚴謹求精，他與學生之間效法當年羅九香、羅協鴻等大師們對待學生、子弟那種親密無間、亦師亦友的關係，充分鼓勵學生刻苦努力、磨鍊技藝、勤于思考，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並努力創造各種機會讓學生開闊眼界、兼收幷蓄、博採眾長。他説，想要技術上更全面，就不能單一地跟隨某一位老師太長時間，流派之間的交流很有必要。文革後，羅先生成為學校首批講師，1984年任命為學院首任科研科科長，1986年聘為民樂系副教授，1988年開始任《星海音樂學院學報》副主編；同年被推舉為廣東省漢樂研究會會長，以及廣東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會理事；1989年任命音樂研究所副所長。2001年被學院授予“嶺南音樂名家”榮譽稱號。2004年星海音樂學院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之後，羅先生即被聘為笛子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

幾十年來，羅先生忠誠黨的教育事業，遵循“唯師道為己業，執德育致天下”，兢兢業業，培育音樂人才，並以其深厚的音樂修養和豁達的胸懷在教學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培養了如陳鴻燕、楊龍華、許卓明、陳嘉文等，一批傑出的演奏家和優秀的音樂人才，他們有些在海內外成為著名的演奏家和中國民族音樂的積極傳播者。 ^[2] 

可以説教學和漢樂研究貫穿着羅先生的一生，除了忙碌的教學工作外，他也自覺地肩負起挖掘、傳承、發揚漢樂的神聖使命，積極投身到教學之外的漢樂研究工作中。他説一是出於自己對漢樂發自內心的熱愛，二是自己從民間走向專業音樂學院，在經過了這麼多年系統的專業學習、教學和科研工作後，深感漢樂所處的現狀和窘境，散落於民間極為豐富的漢樂急需挖掘、研究、整理和搶救。

1963年，羅先生剛從天津音樂學院回到廣州音專，便應廣東漢劇音樂著名作曲家、漢樂演奏家、教育家管石鑾的邀請，到廣東汕頭戲曲學校採風，交流切磋。如在討論漢樂《百家春》的演奏技巧和處理手法時，羅德栽認為，要使樂曲的氣氛表現得更加熱烈跳躍、流暢喜慶，可以在樂曲開頭加上032作為華彩裝飾音。把原曲第一二小節13 27︱6- ︱擴充成032︱1.235 23127︱6-︱並把第二拍的23127分別加上二度上滑音和三度下滑音，同時還把樂曲開頭兩小節作為稍自由的引子處理，這樣使樂曲開頭更圓滑、更有彈性也更加陽光。這一奏法受到了漢樂界的普遍歡迎，一直沿用至今，成為今天新的傳統演奏手法。此外，漢樂打擊樂的鑼鼓點“鬼挑擔”已經長期沒有應用而被遺忘，為了搶救，管老師口授，羅先生記譜整理，使這個幾乎失傳的鑼鼓點保存下來。對漢樂熱愛的共同志趣，使羅先生與管石鑾先生成為忘年交併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羅先生至今仍保留着管老師當年漢樂曲調的吟唱、以及談話的錄音。多年來，羅先生認真借鑑北方笛子吹奏的豐富技巧，並把它恰到好處地運用在漢樂笛子樂曲的吹奏上。經他反覆揣摩、反覆實踐，整理了《百家春》《嫁好郎》《賣雜貨》《平山樂》等樂曲，是這些曲目成為可以用來獨奏的漢樂笛曲。這些曲目一經問世，即受到廣泛歡迎，並被運用在和絃索和舞台上。大家認為經過加工，樂曲的旋律更加優美清新，音樂形象更加鮮明生動，漢樂的韻味更加濃郁。

1981年，羅先生和餘敦昌、羅璉、李德禮、張高徊、羅青田、林培元、黃娘德等人在大埔縣委宣傳部和文化局的支持下組成大埔縣漢樂研究組，以空前的規模，開展了對廣東漢樂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其中，羅德栽先生和餘敦昌先生負責全部絲絃類樂曲的修訂工作，把從各渠道收集的工尺譜和部分簡譜進行比對和梳理，並做了規範處理和定譜。李德禮負責中軍班音樂、打擊樂的訂譜和定稿工作。有時為了弄清楚一個細節，耗時數日，一點一滴地鈎沉補遺，歷時數月，終於在1982年1月完成了《廣東漢樂三百首》的編輯出版。

《廣東漢樂三百首》在廣東漢樂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羅德栽先生在對樂譜和演奏手法等方面的挖掘、整理、審稿、定稿等工作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是搶救保護漢樂遺產的核心人物之一，稱他為漢樂傳承與發展的一代功臣當之無愧。^[1]此後，羅先生陸續編著了《廣東漢樂曲集》《客家漢樂笛子曲集》等曲集，以及《笙基礎教材》。

除了漢樂譜的挖掘整理工作以及教材的編寫，羅先生深刻地認識到，廣東漢樂一直是以活態傳承的方式流傳下來，僅僅停留在樂譜整理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應該盡一切可能把漢樂藝人的演奏絕活、和絃索合樂的音響記錄下來。錄音技術的出現，以唱片形式收集並保存星散於民間藝人們手上寶貴的音樂迫在眉睫。1979年，文革剛結束不久，百廢待興，羅先生就開始積極地投身於國內剛剛興起的唱片錄製和出版，羅先生自覺擔負起漢樂復興的重任，主動聯繫中唱廣州分社到梅州市錄製漢樂，在梅州市委宣傳部、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以他多年從事漢樂活動的關係，從梅州大埔縣民間、梅州藝校、廣東漢劇院等單位聘請優秀的樂師，集中到梅州市進行排練，他自己則以笛子、洞簫、笙三種樂器參加演奏錄音。1979年下半年，中國唱片社把剛從國外購進的立體聲錄音設備直接運到梅縣，破天荒第一次為廣東漢樂錄製第一批立體錄音帶。並於1980年由香港百利唱片公司出版發行了廣東漢樂有史以來的第一張立體聲唱片《出水蓮》。1981年4月，受中唱廣州分社委託，羅先生再次主持組織漢樂錄音並負責曲目擬定、樂手挑選、演奏排練等，首次在大埔縣錄製了四十餘首樂曲編輯成《到春來》《琵琶詞》《有緣千里》《百家春》四盒立體聲磁帶，由中唱廣州分社出版發行，在客家地區受到廣泛歡迎，被譽為近代漢樂最具代表性、最高水準的音響範本，時至今日，要求再版的呼聲仍然很高。1982年，羅先生又應邀負責主持大埔縣漢樂錄音排練工作，再次錄製了四盒立體聲磁帶（其中兩盒漢樂，另兩盒為漢樂小調和漢曲清唱）。1987年，羅先生應中唱之邀與廣州分公司錄音師徐浩然先生合作，精選樂曲重新組合，選編成《拜花堂》《迎賓客》兩盒立體聲磁帶，作為廣東漢樂精品，由中唱廣州公司出版發行，推向社會。1991年，依照《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廣東卷》編委會的安排，由廣東民間音樂研究室副主任林凌風研究員到汕頭大學聯繫錄音場地，羅先生到大埔縣、梅州市挑選十五名著名漢樂樂師，集中到汕頭大學，由羅先生主持並參加了六十三首樂曲的錄音，共編輯成五盒立體聲錄音磁帶，全部送交《中國民族樂器樂曲集成·廣東卷》編委會保存，並載入廣東音樂歷史文庫。《中國民族樂器樂曲集成·廣東卷》標準音響的錄製，無論是參加錄音的人數、錄製樂曲的數量，以及錄音的水平和質量，都可以説是廣東漢樂史上空前的盛舉。

羅先生孜孜以求，努力探索錄製較高質量高水平的漢樂唱片，他先後錄製了《客家漢樂》系列一、《客家箏派羅德栽獨奏專輯》（一、二集）、《漢調音樂》等。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羅先生為廣東漢樂的繼承和傳播、錄音製片做了大量的工作，為廣東漢樂積累了豐富的寶貴資料，也為後來大埔廣東漢樂成功“申遺”以及大埔縣被命名為“廣東漢樂之鄉”增添了極其重要的砝碼。

多年來，羅先生積極策劃並參與藝術實踐，多次應邀組團到國內、港台以及國外演出漢樂專場音樂會，推廣傳播漢樂。1999年6月羅先生與天津音樂學院胡琴演奏家居文鬱先生，以及香港演藝學院古箏演奏家文偉珍女士一行三人，應邀赴台灣，在台北“國家演奏廳”成功舉辦了首次廣東漢樂專場音樂會，並深受台灣觀眾喜愛。同年9月，應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獅城華樂團的邀請，羅先生組織“廣東漢樂演奏組”一行五人（羅德栽、居文鬱、陳安華、羅曾優、莊長江）赴新加坡維多利亞音樂廳，舉行“遺音古韻”漢樂專場音樂會，其中羅先生和居文鬱、陳安華三位演奏家還應邀到新加坡國家電視台接受採訪。羅先生認為，這兩次演出的重要意義在於，廣東漢樂首次以專場音樂會的形式分別在台北和新加坡演出，漢樂走出了國門，開始與海外進行互動和交流，這不僅是廣東漢樂史上的盛事，更重要的是，對於漢樂在海外的傳播有着積極的意義。

還是1999年11月，由香港民族音樂學會發起，羅先生應香港市政局和香港區域市政局的邀請，組織“廣東省漢樂演奏團”一行十四人，在團長兼藝術總監羅德栽的率領下赴香港大會堂等舉辦三場漢樂專場音樂會，並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展覽廳舉行廣東漢樂學術講座，由羅先生主講。音樂會和學術講座均取得了圓滿的成功，譽滿香江。廣東漢樂以專場音樂會的形式在香港舉行，也屬首次。2004年中秋節羅先生應邀參加了大埔舉辦的第一屆《客風·出水蓮》大型漢樂音樂會，同年又移師廣東星海音樂廳與廣東民族樂團的強大陣容合作，擔任笛子獨奏漢樂名曲《嫁好郎》等。2006年羅先生帶領自己親自任教的三十多位課餘學生在廣州星海音樂廳舉行“古箏與笛子專場音樂會”；同年10月，由他率領出任藝術指導之一的廣東漢樂晉京演出團一行五十人，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舉行漢樂專場音樂會，擔任笛、簫獨奏和合奏節目，並由中央電視台音樂台全程錄像向全國播放。2010年，羅先生應邀赴北京中國音樂學院舉行廣東客家漢樂學術講座，同時被中國音樂學院國樂系聘為客座教授。2014年10月，羅先生應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竹韻小集中樂團邀請赴港參加“印象嶺南”音樂會。期間還分別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演藝學院舉行題為“品中州古韻 賞嶺南客風——客家漢樂略述”的學術講座。 ^[2] 

無論是作為頗具聲望的漢樂演奏家、還是作為學院笛子、簫、笙和客家箏的教育家，羅先生一直投身於學院課堂和社會舞台的第一線，教學之餘的大量演出活動、唱片的錄製出版發行使羅先生一直忙碌而充實。然而，在教學和實踐的經驗積累中，在與同行和前輩們的長期交流中，羅先生意識到很多關於廣東漢樂的問題尚未清晰，有些甚至還有爭議。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一個樂種的傳承和發展也需要進行更為深層的學理性研究 。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羅先生積極參加全國各種音樂學術會議，如“中國東南沿海音樂學術研討會”、“國際第三十一屆中國傳統音樂研討會”、“中國古箏藝術第五次學術交流會”等，就學術問題同與會的專家展開積極研討和商榷。並先後多次在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舉行廣東漢樂專題講座和漢樂專場音樂會。2010年7月應邀赴北京中國音樂學院舉行漢樂講座，並帶領、指導部分國樂系青年教師研習漢樂。同時，羅先生撰寫了一批學術論文，如《廣東漢樂“蕉窗夜雨”淺析》（1987）、《喜相逢與馮子存》、《廣東漢樂與客家箏派》（2008）、《漢樂定名辨》(1990)、《客家漢樂的演化及其歷史文化背景》（1991）、《出水蓮花 香飄九州——紀念羅九香先生百週年誕辰》（主編之一）（2002）、《人格的魅力 思想的閃光——回憶九香叔》（2002）、《“客家箏派”的形成始於何育齋成於羅九香》（2007）《試談客家箏派的形成與傳播》（2004）、《廣東漢樂<懷古>與江南絲竹——一場親身經歷印證了一段歷史》（2007）、《客家箏派本源論萃》（2008年與他人合編論文集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等。其中《“客家箏派”的形成始於何育齋成於羅九香》一文詳細梳理和歸納了自上個世紀初以來客家箏的流傳和發展，首次提出“客家箏派的形成始於何育齋成於羅九香”的學術觀點。他説：“……古箏在客家地區流傳了幾百年的漫長歲月，卻長期處於分散和自流的狀態。至二十世紀初起何育齋先生致力於推廣廣東漢樂客家箏樂，為客家箏派的形成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及至五十年代客家箏進入了羅九香時代，以其出類拔萃的箏藝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實踐使客家箏得到迅速發展，並在廣東漢樂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而成為該樂種的核心。進而在全國箏界流傳且佔有一席之地，與其他箏藝流派鼎足而立。”^[2]該文於2010年被中國教育聯合會授予第四屆全國教育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

《漢樂定名辨》是羅先生的又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發表後受到業界的極大重視。關於“漢樂”一名的由來和解釋，業界一直都有爭議，羅先生在該文中針對這一稱謂進行系統梳理，如漢樂在歷史上曾有過“國樂”、“客家音樂”、“外江弦”、“漢調”、“漢劇音樂”、“儒家音樂”等名稱，儘管漢樂有多種稱謂，但是從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被稱為“漢調音樂”以來，直到1962年第一屆 “羊城音樂花會”期間定名為“廣東漢樂”後，“漢樂”稱謂出現了一統之勢，此後這種植根於客家地區的民間音樂，則多以“漢樂”的名稱在社會上流傳。羅先生認為：漢樂的“漢”首先應該從客家人的歷史及其多元文化特質形成的角度理解，客家人由北至南輾轉遷徙，漢樂曲譜中仍有“中州古調”字樣，漢樂古箏曲明顯可見與河南一帶的古箏板頭曲一脈相承。客家人隨歷史的變遷逐漸散居於東南亞各國及世界各地，客家音樂文化也流傳遍及中外。由此，羅先生強調：“……客家並不是一個地域概念，客家人是一個龐大的人的羣體。他們具有為世人所矚目的客家精神；還有頗具特色的夾帶中原遺風的民俗民風和特質文化。同時他們也具有特殊風韻的音樂藝術——漢樂。因此，‘廣東漢樂’這一名稱，可以免去屬於地域概念的‘廣東’二字，而冠以‘客家’二字，即稱謂‘客家漢樂’。”^［3］作為土生土長的廣東漢樂藝術演奏家、教育家，羅先生能站在歷史的高度，以宏闊的學術視野，首次提出“廣東漢樂”名稱在地域上劃分的侷限性，實屬難能可貴，這無疑也對於漢樂的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