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俊

羅俊（1913-2003），江蘇崑山人。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肄業。1930年參加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大夏大學黨支部書記、中國革命互濟會全國總會宣傳部部長。

1932年被國民黨當局關進監獄。在身陷囹圄兩年多的時間裏，他堅貞不屈，保持革命者的崇高氣節。

1936年日本東京農業大學本科畢業。同年回國，後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會視察，中國農民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復旦大學、上海商學院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副行長，華東合作事業管理局副局長，中國農業合作銀行副經理，北京農業銀行副經理，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財會局局長。

1958年任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後分管對外書刊工作。

1961年3月兼任外文出版社社長。

1978年4月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

1979年3月1日起歷任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黨組書記、顧問。

羅俊同志還曾任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成員，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理事長等。

羅俊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

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顧問羅俊同志（部長級待遇），因病於2003年12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羅俊同志逝世後，胡錦濤、曾慶紅、賀國強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1-4] 

1959年全國“反右傾”，外文社在1959-1960年也開展“反右傾”和“書刊檢查”運動，在寧“左”勿右的思想指導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政治上挫傷了許多同志，業務思想上否定了已業經10年實踐檢驗的正確的對外宣傳觀點，給書刊對外宣傳造成很大損失。1961年至1962年，羅俊根據中央的部署，領導全社除了政治上覆查平反外，同時開展了“澄清業務思想”大討論，以分清是非，端正認識，重申對外宣傳中一些正確的基本觀點。這在我國對外傳播事業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一次羣眾性學術研究活動，深入探討了當時對外宣傳業務中的主要問題，為以後80年代對外傳播的理論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

大討論後，外文局書刊對外宣傳有了明顯的改進，也為日後體制的改革與機構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62年8月1日，羅俊主持起草了一份重要報告《關於調整外文出版社機構體制的意見和建議》，上報對外文委黨組。當時根據國際形勢變化，中央正要求加強對外宣傳。為此，1963年初，國務院外辦提出《關於加強外文書刊出版發行工作的報告》，後經中央批准正式下發文件，並於9月確定原外文出版社升格改組為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從此外文書刊宣傳工作邁上了一個新階段。可以説，羅俊為此立了大功。但是在是非顛倒的“文革”中，他被打成外文局頭號“走資派”。1962年“澄清業務思想”的那批文獻，被定罪為羅俊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黑文件，要批倒批臭。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中央三中全會後全國開始改革開放。而外文局作為“文革”動亂的重災區之一，仍未走出陰影，冤案未平，工作混亂，人心浮動。

1978年4月廖承志將羅俊調來港澳辦任副主任，羅俊到港澳辦工作還不到一年，1979年的2月底，有一天廖承志找他，臉有難色地對他説：“胡耀邦同志點名要你仍回外文局工作，怎麼辦？”羅俊回憶説，“我知道當時外文局很不安定，正處於困難局面，但情理難辭。我當即表示：服從組織決定。”

胡耀邦同志恢復工作後，於1978-1979年任中宣部部長。他了解外文局的情況後，1979年3月1日上午親自找了羅俊和外文局其他領導幹部二十多人談話，正式宣佈調羅俊回外文局任局長。那天，羅俊心情很複雜是可想而知的。他對多年工作的外文局和共事的職工很有感情，也想回來再做點有益的工作，但他很清楚，當時外文局還未安定，“文革”遺留的問題一大堆，自己受命於危難之際，這使他心中非常犯愁。

這是外文局發展歷史上重要的一天。胡耀邦根據外文局當時情況，懇切地和羅俊等談了一個多小時。 胡耀邦殷切希望外文局的同志們，安定團結，顧全大局，儘快跟上全國形勢，承擔起對外宣傳的重任。

羅俊回外文局後，立即堅決貫徹胡耀邦的講話精神。在政治上，按中央指示，迅速平反冤假錯案，批判極“左”，消除派性，調整健全各級領導班子，加強職工隊伍的團結。在業務上，端正對外宣傳的指導思想，加快改革步伐。外文局經歷了這個歷史轉折，從此較快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羅俊很注意深入羣眾，做細緻的思想工作。他誠懇待人，不計前嫌，消除派性及極“左”的影響，團結全局職工向前看，致力於改進書刊的對外宣傳。 ^[4-5] 

羅俊從青年時代投身革命，雖歷經坎坷，但共產主義信念毫不動搖，具有堅強的黨性、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黨的革命建設事業和外宣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