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愛德華·魯賓

魯賓出生於紐約市，魯賓在年幼時搬到佛羅里達州邁亞密海灘住居，並且在邁亞密海灘高校畢業。1960年，魯賓在哈佛大學哈佛學院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併入住文司洛普宿舍。畢業後，他入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64年在耶魯法學院獲得法律學士學位。

魯賓在紐約市的佳利律師事務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開展他的事業。1966年，他加入高盛的風險套匯部，5年後成為合夥人。1980年，他與民主黨黨員高級合夥人喬恩·科贊進入了管理層，後者成了美國參議員及新澤西州州長。1987年至1990年，他晉升為副主席及共同營運總監。1990年至1992年，魯賓與弗雷德曼擔任共同主席及共同高級合夥人。

魯賓供職高盛26年，從普通交易員做到了佔據角落辦公室的高層。高盛讓包括魯賓在內的數千人變得非常富有，但這家公司貪婪的名聲也彷彿一片陰雲，影響着星光熠熠的高盛前成員的公民生活。魯賓作為公務員的表現受到詬病，主要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作為財政部長，激勵他的是服務民眾的願望，還是為自己和朋友謀求利益的機會？

“大多數人都認為，他是那種典型的刻板守舊的華爾街人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説。他承認，人們普遍認為魯賓偏袒金融行業，但他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並舉出了無數的例子，説明魯賓曾力主與其自身經濟利益相悖的政策。“當我們為達到減赤目標，不得不放棄廣泛的中產階級減税方案時，我們當時正在考慮要不要放棄將所得税減免額增加一倍的方案，在那些呼籲不要放棄的人當中，魯賓是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他説：‘我們不能這樣做。這會影響到數百萬辛勤工作擺脱貧困的窮人。’一個曾經在華爾街度過職業生涯的人，自己賺的錢和幫別人賺的錢都是成百上千萬美元，你不會想到這樣的人會為此據理力爭。但他的態度跟羅伯特·裏奇（時任勞工部長）一樣堅決。他説：‘我們一定得保留這項政策。’我們為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1] 

1993年1月20日至1995年1月10日，魯賓擔任白宮的總統經濟政策助理。期間，他帶領由克林頓成立的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

1995年1月10日至1999年7月2日，魯賓接替勞埃德·本特森出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在魯賓任期中，把國家的赤字轉為盈餘。

墨西哥財政危機

1995年1月，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簽署後一年，也是魯賓宣誓就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後一年，墨西哥陷入財政危機。魯賓得到聯邦儲備局局長艾倫·格林斯潘、勞倫斯·薩默斯、克林頓的支持透過匯率穩定基金撥款200億美元來支持墨西哥政府。

克林頓彈劾危機

比爾·克林頓最愛説起關於羅伯特·魯賓的一段故事。那是在1999年，內閣成員聚集在一起討論美國人民的大事。沒人能集中精神，因為當時，針對克林頓的彈劾危機甚囂塵上，就連最資深的華盛頓強權人物也慌了神。克林頓説起時任財政部長的魯賓時説：“他當時的表現真是太神了。”“他通常話不多，當他表示要發言時，我非常驚訝。他就坐在那兒，在大約三分鐘的時間裏，用非常冷靜的方式總結了整件事情，對內閣的態度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他説：‘我們要做的是，明天照常起牀上班，跟今天所做的一樣，把事情做好，相信我們的制度、相信美國民眾。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的天哪，你會覺得終於有人挺身而出，卸掉了大家身上的重負。”

魯賓有一種本事，可以讓周圍人保持理智和冷靜，這一直是他職業生涯的一大典型特徵。魯賓深邃的雙眼和永遠亂糟糟的灰髮，讓他有種古老的加拉帕戈斯象龜的氣質。無論政治或是全球經濟讓他經受了什麼，他都能默默堅持。 ^[1] 

離開財政部後，1999年9月，魯賓和妻子朱迪思·奧克森伯格(Judith Oxenberg)在大都會美術館為自己舉辦了一場“迴歸紐約”的派對。當時，桑迪·威爾已經苦勸魯賓加入花旗集團。一想到這位前財長可能加入某家競爭對手，威爾簡直無法忍受。“他的聲譽是金融行業的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威爾説。

威爾在五個星期裏不斷向魯賓示好，並允諾魯賓將與自己以及裏德擔任聯席董事長。魯賓的職責是規劃花旗的管理以及戰略決策。他無需向任何人報告工作。“魯賓擁有公司裏最好的職位：無需擔負業務責任，但他會是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裏德在宣佈魯賓的職位時説。魯賓還將獲得1500萬美元的年薪，並可無限次使用公司的公務機。

在花旗工作之始，魯賓就明確表示，他追求的並非是一種平靜無波、還有大錢可賺的“人生第三幕”。在當時眾多采訪中，他表示，自己有意成為銀行家兼公共知識分子，身處市場和政府的交集之中，為二者的最佳利益服務。魯賓2002年對《紐約時報》説，“我願意來花旗，原因之一在於，全神貫注於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金融問題、經濟問題等等——讓我能夠跟上形勢，具備更好的能力，以便在公共政策方面發揮作用。這份工作讓我更多地身處事件中心。”

有一段時間，他所做的事情也剛好是他想做的。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達施勒（Tom Daschle，南達科他州民主黨籍）擔任經濟顧問，與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辯論銀行業改革問題，同時與威爾和裏德一同掌管花旗，並接待世界各地的花旗客户和潛在客户。2001年“安然醜聞”期間，魯賓致電負責國內金融事務的副財長彼得·費舍爾(Peter Fisher)，詢問布什政府是否可能想辦法進行干預，使安然的信用評級免遭降級。後來，魯賓説，雖然花旗面臨着極大的損失，但他打那個電話是出於雙重身份：既是保護公司財務狀況的銀行高管，也是憂心忡忡的前財政部官員。“如果再來一次，我還是會那樣做。”他對《紐約時報》説。即便這麼做有可能存在利益衝突，他也不以為意。

認為銀行高管能夠同時為股東和美國公眾的利益服務，這樣的想法或許有些天真，或許是一種偏執。無論是哪種情況，想要兩者兼顧都是不可能的。 ^[1] 

直到今天。2001年，他跟財政部內熟悉人士接觸後並問到是否遊説債券評級機構不把花旗集團的債務人－安然的公司債務評級調低。此事惹來很大的爭議。魯賓希望安然公司的債權人能夠貸款給有困難的公司來協助重組債務。一間龐大的能源公司倒閉會導致金融市場及能源市場很嚴重的影響。可是，財政部的官員拒絕了。國會工作人員的調查報告指出魯賓沒有做錯，但他仍然受到政敵的猛烈評擊。

魯賓曾與維斯貝格（Jacob Weisberg）合著回憶錄－《在不確定的世界：從華爾街到華盛頓的艱難選擇》（In an Uncertain World: Tough Choices from Wall Street to Washington） ^[2] 

後來他跟祖蒂芙(Judith Oxenberg Rubin)結婚。她曾經在紐約市市長大衞·丁勤主政下擔任了紐約市禮賓事務專員長達4年。魯賓育現在有兩名兒子－佔士及菲力。

魯賓曾為2004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克里出任經濟政策顧問，並且預期當克里勝出及格林斯潘退休後便會角逐聯儲局主席一職。他的份量等於在克里的經濟計劃上蓋上華爾街大亨的印鑑。

魯賓曾不知不覺談及牽涉馬里蘭州州長德瓦爾·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的醜聞。在克林頓執政期間，帕特里克與他一起工作。帕特里克在他競逐州長前曾經進入次級抵押貸款公司Ameriquest Financial的董事局，可是該公司便很快進入財政困難。帕特里克代表着Ameriquest Financial私下與魯賓作電話聯絡，希望保證他在公司的威望。因此，帕特里克被廣泛地譴責濫用權力，這與他在2006年競選時的形象大庭相徑。這裏沒有證據顯示魯賓曾做出一些違法或不道德的事情。

在金融危機的前奏階段，和其他金融機構一樣，花旗集團將數十億美元的高風險抵押貸款打包，然後以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債務擔保證券以及槓桿收購貸款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並試圖將這些證券打包到表外的投資合夥企業中，以此隱藏這些產品。《紐約時報》的埃裏克·戴希(Eric Dash)在2008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報道説，自2002年底開始，魯賓和時任花旗投行部門主管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後任花旗首席執行官）就主張增加花旗的風險敞口，運用魯賓在高盛擔任風險套匯主管和固定收益聯合主管時所採用的策略。最終，花旗的損失總計超過650億美元，其中至少一半來自抵押貸款相關證券。

邁克爾·史萊恩在花旗的辦公室與魯賓相鄰。他説，2005年時他參加了一次會議，時任花旗固定收益部門主管的湯姆·馬赫拉斯(Tom Maheras)和奧緯公司的諮詢顧問們建議，考慮到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該部門可以加大風險敞口。據史萊恩回憶，聽取報告後，魯賓表示同意，但對於公司擴大風險敞口後，是否有必要採取適當的風險管理與合規措施，魯賓並沒有明確表態。“這就是埃裏克·戴希理解錯誤的地方，現在這個説法流傳開了。”史萊恩説，“埃裏克描繪了一幅魯賓拍着桌子、要求花旗增加風險敞口的畫面。這甚至跟魯賓這個人都搭不上邊。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戴希現任美國財政部政策與溝通高級顧問，他堅持自己的文章內容準確無誤。

魯賓曾説，花旗集團的損失是金融不可抗力的結果。“鑑於我當時所知的事實，我覺得自己沒有責任。”他在2008年4月對《紐約時報》説，“顯然有一些東西出了問題。但我不曾聽説有誰能夠預見一場大風暴，而我們當時面臨的正是這樣的風暴。”

2010年3月，魯賓在向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作證時，進行了詳細説明。他説：“在交易世界，也就是我整個成年生活都身處其中的世界，你根據當時的事實所能知曉的事情，以及挾後見之明的優勢所能知道的事情，二者之間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區別。”花旗前高級銀行家理查德·鮑温(Richard Bowen)説，2006年時，他曾一再向包括魯賓在內的花旗高層發出警告，説他認為花旗購買並打包進抵押貸款擔保證券的貸款中，有60%都是有問題的。“顯然，非常不幸，我的警告被忽視了。”鮑温説。他於2009年1月被解除職務，目前在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擔任高級講師。“魯賓和其他高管都是最重要的聯絡人。他是董事會成員，還是執行委員會主席，而且即將被任命為董事長。還有誰比他更適合對形勢提出警告呢？”

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聯合主席安吉利德斯對魯賓的證詞感到“失望”。“我覺得他沒有站出來，為花旗的災難處境承擔責任。”他説，“以及為這種情形對納税人和我們的金融系統造成的影響承擔責任。花旗需要聯邦政府的大規模救助——450億美元‘問題資產救助計劃’的資金、3000億美元用於保護其資產。我只是覺得，身處領導位置不應該有這樣的表現，拿着超過1.15億美元的薪酬，但最終卻拒絕為你掌舵的這條船的命運承擔任何責任。”即便魯賓不承認自己在花旗衰敗的過程中扮演了任何角色，在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這瘋狂的一年中，他也幾乎成了隱形人。2007年11月，查克·普林斯在花旗虧損數十億美元后辭職，2008年11月，聯邦政府對花旗展開救助。

在普林斯離職後、温·比肖夫(Win Bischoff)獲得任命前的這段時間，魯賓擔任了五個星期的董事長。他陪同投資銀行家邁克爾·克萊恩(Michael Klein)前往阿布扎比，從阿布扎比發展局募得75億美元的投資，但魯賓沒有參與阿布扎比發展局為這項投資進行的盡職調查，也沒有參與交易談判。在就這五個星期的工作向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作證時，魯賓的説法給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個擺設，就像婚禮蛋糕上的那個玩偶新郎。

卸任董事長一職後，魯賓仍然擔任花旗的高管，也仍是董事會成員，但魯賓的名字只是在長達624頁的《大而不倒》一書中順便提及。這本講述金融危機的著作於2009年出版，作者是安德魯·羅斯·索爾金(Andrew Ross Sorkin)。“他是潘偉迪(Vikram Pandit)的傳聲筒，也是能夠安撫員工和客户情緒的人。”魯賓的發言人、供職於公關公司Brunswick Group的斯蒂文·李賓(Steven Lipin)説，“他在花旗內部發揮着穩定軍心的作用。在這個恐慌的時期，客户和內部管理人員向魯賓尋求指導，希望他能穩定花旗。”

2008年11月19日，在花旗的前景急劇惡化之際，魯賓給財政部長漢克·鮑爾森打電話。按照鮑爾森回憶錄《危崖之邊》中的説法，魯賓“將公眾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很少給我打電話”，因此“那天下午他在電話裏的迫切語氣讓我毫不懷疑，花旗有大麻煩了”。魯賓對鮑爾森説，賣空者正在攻擊花旗的股票，該股在前一天以每股8.36美元報收，而且“還在進一步下跌”。

在向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作證時，魯賓對鮑爾森回憶錄中的説法提出了異議。“我不認為我打那個電話是專門為了花旗。”魯賓説。他聲稱，他是想代表所有正被賣空者趁火打劫的銀行股，並提醒鮑爾森問題的嚴重性。“我覺得那只是個普通電話。”

魯賓堅持説他只是打了個“普通電話”，這似乎是他最後的努力，想要強調自己在銀行業與公眾之間扮演的“道德巨人”角色，抑或是他脱離花旗的最後聲明。無論是哪種情況，在最終清算的時刻，他似乎都不願讓自己的聲譽受到損害。 ^[1] 

在他在私人企業工作的時候，他曾經出任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併為福特汽車公司、哈佛學院舊生會、紐約期貨交易所、紐約市合夥計劃、國家政策中心等機構服務。他也曾為紐約康耐爾公司理事會、紐約西奈山醫學院、總統貿易談判顧問委員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市場監督及金融服務顧問委員會服務，更擔任紐約市長辦公室經濟顧問。現在則擔任對外關係理事會董事局的共同主席。

傳奇式的鎮定功夫，再加上數十年浸淫經濟和市場的專長，令魯賓一直很搶手。從2007年起，他一直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他被認為是布魯金斯學院“漢密爾頓計劃”的締造者，該計劃致力於研究政府開支與失業率之間的相關性。他是一年一度的彼爾德伯格會議的常客，跟這個神秘的會議比起來，達沃斯會議就像是《美國偶像》的錄製現場。他還是處事低調的哈佛理事會成員，該機構管理着魯賓的母校哈佛大學。他定期與國會議員和外國領導人會面，並通過蒂莫西·蓋特納和其他門生接觸奧巴馬政府。 ^[1] 

1999年卸任財長後，魯賓轉投了花旗集團，任花旗執行委員會主席直到2009年，其間還曾任職董事會主席。在他受聘花旗期間，聯邦政府不得不動用納税人的錢，向花旗注資450億美元，併為大約3000億美元的非流動性資產提供了擔保。魯賓放棄了部分合約薪酬——但其任內獲得的現金和股票總計約為1.26億美元，而這期間，他的平靜看起來更像是無能為力的麻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比他更生動地代表銀行業的詭詐，”《黑天鵝》一書的作者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説，“他從花旗賺了1.2億美元，而花旗當時在嚴格意義上已經破產。現在，我們這些納税人在為此埋單。”

評估魯賓在金融危機中的角色已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而如今，這隻“象龜”縮進了自己的殼裏，這使得這項任務變得更加困難。眾所周知，魯賓曾經十分善於同媒體打交道——《美國瞭望》雜誌2007年曾刊登過一篇介紹魯賓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説，他“簡直找不到一篇總體上不是在説魯賓好話的特寫文章”——然而過去四年裏，魯賓卻謝絕了無數採訪要求。

今年4月，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次活動結束後，魯賓出現在活動現場。他身上那件白色的“布克兄弟”襯衫起了毛，灰色西裝看上去也皺皺巴巴的，就好像他頭天晚上穿着它睡的一樣。他把我拉到一旁，他告訴我，為什麼幾個月來他一直在思考，究竟要不要公開發表言論。“我一直努力試着平衡工作和生活。”他説，“我實在是太忙了，而且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幾個星期後，一名代表傳話説，那次採訪要求差一點就達到了目的，不過魯賓還是聽從了顧問的建議，後者讓他不要出面發言。

魯賓在財政部的四年半任期受到諸多批評，但惹惱批評者的倒不是他的個性，而是他未能制止1999年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舉措，也未能抑制場外衍生品的瘋狂擴張。“從某種程度上説，魯賓在上世紀90年代所推動的轉變無疑種下了經濟崩潰的種子。”安吉利德斯説。

一提起《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魯賓的眾多擁護者就激動不已。這部1933年施行的法案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活動分離開來。“有人認為魯賓極力促成廢除該法案。”美國證交會前辦公室主任、曾任花旗高管的邁克爾·史萊恩(Michael Schlein)説，“我當時也在。事情不是這樣的。”

2010年3月向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作證時，魯賓承認自己曾“主張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但是，“到我們廢除該法案時，除了保險業務之外，該法案的限制已經蕩然無存，而保險業務與那之後發生的情況毫無關聯。”魯賓的意思是，商業銀行早就能夠承銷債券和證券，以及從事併購諮詢，而且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它們一直在收購投資銀行。魯賓對調查委員會説，對正在從事這些業務的銀行來説，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消除了它們所經歷的“繁瑣程序”。換言之，他認為自己只是推動廢除了一部已成虛文的法律。

“當然，如果我們當時有先見之明和政治力量，能夠將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到2010年才設置的保護措施提前準備好，那會好得多。”拉里·薩默斯説。他是魯賓的朋友，也是魯賓之後的下一任財長。“但這跟《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廢除無關。在該法案廢除之前的十年裏，美聯儲的一系列舉措使得大型銀行在從事投行業務時，幾乎已經沒有任何限制了。”7月18日，在CNBC的一個論壇上發言時，魯賓只是説：“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助長了金融危機，這是子虛烏有的事。”

但這已經不是所有人的共識了。除了保羅·沃爾克，魯賓的幾位花旗前同事最近也改變了觀點。在2009年10月寫給《紐約時報》的一封信中，從1998年至2000年擔任花旗聯席首席執行官的約翰·裏德寫道：“同樣身為年長的銀行家，也同樣經歷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前和之後的時代，我同意保羅·沃爾克（以及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的觀點，那些主要在資本市場開展業務的機構，以及涉及更為傳統的吸儲及運營資本業務的機構，二者應當在某種程度上分離開來。”花旗前董事長理查德·帕森斯今年春季在華盛頓表示，“從某種程度上説，2007至2008年的經濟崩潰正是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後果。”人們最熟悉的莫過於桑迪·威爾(Sandy Weill)2012年7月對CNBC説的那番話，他説，要恢復金融系統的信心，就有必要以某種形式恢復該法案。“讓銀行接受存款、發放商業和房地產貸款，”威爾説，“讓它們做一些不會給納税人的錢帶來風險的事情。”

薩默斯説這是修正主義，被事後之見和政治便利所扭曲。相反，他提出一個推論：如果説允許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結合導致了金融危機，那為什麼解決危機如此依賴於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現實情況是，許多從《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廢除中得到好處的公司（如花旗、摩根大通、美國銀行）都依然存在。而單獨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卻只留下了在eBay上拍賣的紀念品。

也許是因為衍生品市場的複雜性，魯賓在放鬆場外衍生品市場監管的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受到太多關注。1998年3月，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布魯克斯利·伯恩(Brooksley Born)希望發佈一份“政策摘要”，它也許會引發人們對衍生品監管的一系列疑問。

伯恩的計劃是，讓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來監督這些常常令人費解的新型金融產品。魯賓、薩默斯、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亞瑟·萊維特提出反對，認為伯恩越俎代庖了。（萊維特是彭博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彭博公司擁有《彭博商業週刊》。）他們認為，該委員會不具備相應的權限或專長，無法監管處於快速發展的市場之中的複雜衍生品。他們的強大實力令伯恩無力對抗。這些人説服國會忽視了伯恩的意見。

在2003年出版的回憶錄《在不確定的世界》中，魯賓寫道，他贊成讓衍生品“受到全面且更高的利潤限制”。他只是不贊成採用伯恩的方法，稱其“過於尖鋭”。但即使魯賓和其他人有替代方案，他們提出方案的速度也不夠快。1998年9月，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部分原因是在利率掉期交易中虧損了16億美元。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不得不組織其主要債權人開展了規模36億美元的救助行動，以免整個市場遭受影響。時任眾議院銀行與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的吉姆·裏奇（Jim Leach，艾奧瓦州共和黨籍）在一個聽證會上介紹伯恩時説：“如果你願意，歡迎為自己辯護。”裏奇也反對將監管權交給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即使是現在，薩默斯依然認為，他和魯賓反對伯恩“奪權”之舉並沒有錯。“我們所考慮的並非對衍生品進行監管的意願。”薩默斯説，伯恩並不瞭解她試圖監管的東西。伯恩拒絕就本文置評。

格林斯潘、萊維特和其他人已經承認，回想起來，他們當時犯下的一些判斷失誤可能為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魯賓沒有回顧過往事，至少在公開場合沒有。他還曾勸説一位飽受政治攻擊的總統實施“魯賓經濟學”。讓自己的名字與一項政策聯繫起來，而這項政策造就了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後經濟發展，這一點頓時令其他爭論顯得微不足道。“魯賓被人們稱為繼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後最高效的美國財政部長，”克林頓在1999年7月2日説，“我認為這個讚譽實至名歸。”那天正是魯賓卸任財長的日子。 ^[1] 

無論是在經濟政策上，還是財政部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魯賓的無私都是他的崇拜者經常提及的主題。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1995年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後，曾供職於財政部。第一次與魯賓和十幾位高官開會時，她躲在會議室最後面的位置，希望沒人注意自己。“我年紀輕輕，在財政部是新人一名，什麼也不懂。”現年43歲的桑德伯格説。但魯賓還是點到了她。“他説：‘你是新人，你可能會發現我們所忽略的東西。’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課，因為他讓大家知道，你聽取大家的意見，並且從每個人那裏獲得反饋。他不會拘泥於等級或頭銜。”

她説，魯賓極為自省，並教導她説，當你身處高位時，人們會對你所做的事情反應過度，尤其是在高盛和美國財政部這樣的地方。“他會在一開始就説：‘我要非常謹慎地説這件事。我的意思是這樣的。我沒有這種意思。’”桑德伯格回憶道，“更重要的是，他鼓勵所有人提

彼得·奧薩格(Peter Orszag)是魯賓的另一位門生，後來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主任（現任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併為“彭博觀點”撰稿）。奧薩格還是白宮的一名小職員時，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一次跟魯賓一起開會，魯賓出了一個計算錯誤，把十億美元當成了萬億。奧薩格在一張便條上草草寫了個糾正，想幫魯賓保住面子。過了一週，奧薩格的電話響了。“魯賓當時在國外，好像是在意大利還是什麼地方。”奧薩格説，“他打來電話告訴我，他檢查公文包的時候看到了我的便條，我是正確的。他只是想告訴我，我是對的。大多數財政部長不會這樣做。”

2007年10月，在花旗遭受重重壓力之際，魯賓前往南海灘看望他的父親。一年後，其父去世，享年101歲。在一家高檔雜貨店排隊付款時，他遇到了愛莉絲·麥克(Iris Mack)。麥克是最早獲得哈佛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學位的非洲裔美國女性之一，也曾在安然和哈佛管理公司任職。在接下來的14個月裏，魯賓對麥克展開了浪漫追求。據麥克説，他們會在麗思卡爾頓酒店的套房裏約會，魯賓會乘花旗的公務機到那裏過夜。麥克説，魯賓告訴她，“這是額外福利之一。”

這不是什麼新聞，不過確實引人疑竇：拿着1500萬美元的年薪，魯賓的工作有多賣力？46歲的麥克仍然單身。2010年4月，麥克在《赫芬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寫到了她與魯賓的關係。看到魯賓向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作證的情形後，她決定公開此事。“我真覺得他彷彿是住在真空中，一個小小的肥皂泡裏面。”麥克如今説，“我覺得所有這些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惡人，但你進入這個環境，就像我們在華爾街和安然那樣，你會遭遇很多東西……如果你不能保持頭腦清醒，就會徹底搞砸了。”

麥克喜歡跟魯賓在一起。“但跟他聊得越多，我就越發現他是個撒謊高手。”她説，“我問他結婚沒有，可他從未明確回答過。他會説一些諸如：‘你結婚了嗎？你有沒有結過婚？’之類的話。於是漸漸地，我還是會跟他聊天，但最後我開始不理他，或是他會過來，而我就撒謊説自己不在城裏。我只是覺得這個人有雙重人格。”

“聽着，沒有人是完美的。”桑迪·威爾説，“我相信你已經聽到了各方的看法。”威爾説，他在花旗任職期間，魯賓對他幫助很大。（威爾一直擔任花旗董事會非執行主席直至2006年4月。）“不幸的是，有些事情發生了，對於很多人來説不是什麼可喜的事情，對於很多為這家公司工作的人來説也不是什麼好事。非常遺憾。”與很多為魯賓辯護的人一樣，謝麗爾·桑德伯格懷疑，她的導師是為一些難以索解的事情充當了替罪羊。“我個人的看法是，那個時候的市況很不景氣，人們需要找一個人來承擔責任。”她説，“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找對了人。”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並不認識魯賓本人。他承認，他對魯賓的反感是出於象徵主義，眾多批評魯賓的人也是如此。“他代表了美國所有的惡事。”他説，“罪惡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當我們書寫歷史時，他將被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黑幫教父約翰·戈蒂(John Gotti)。他就是華爾街的黑幫老大。”塔勒布希望通過系統性變革，來預防他所謂的“魯賓問題”（即將華爾街的利益與公眾信任混為一談），“讓他這種人無從存在”。

魯賓這樣的人——才能卓越、手握大權、極度自信——永遠都將存在。他們會有自私之行，也會有無私之舉。他們會推動全社會的發展，也會謀求自己的利益。“這個人跟我認識的其他人一樣，都很自律。”桑迪·劉易斯(Sandy Lewis)説。他曾是高盛的一名套匯交易員，與魯賓共事過。“他是個容易相處的人。有時，他難免會撒謊，而有時，他又必須十分誠實。”沒有人是完美的。但拿着1.26億美元的薪水，他們應當表現完美。 ^[1] 

在不確定的世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