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勃朗寧

羅伯特·勃朗寧（Robert Browning）（1812-1889），維多利亞時期代表詩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戲劇抒情詩》、《劇中人物》、《指環與書》等。與丁尼生齊名，是維多利亞時代兩大詩人之一。他以精細入微的心理探索而獨步詩壇，對英美20世紀詩歌產生了重要影響。

勃朗寧出生於倫敦郊外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頗有藝術修養的銀行職員，母親是德國血統的蘇格蘭人。勃朗寧青少年時代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而是依靠父親的藏書自學成才。他興趣廣泛，博覽羣書，培養了詩歌、繪畫和音樂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1833年他匿名發表自傳性質的長詩《波琳》，被批評為“有強烈的病態的自我意識。”此後他在詩歌創作中便力求以客觀描寫取代直抒胸臆。1835—1845年間勃朗寧連續發表八部詩劇和詩集《戲劇抒情詩》（1842）、《戲劇浪漫詩及抒情詩》（1845）。在後兩部詩集中，詩人創造了別具一格的、以心理分析為主旨的戲劇獨白詩。1845年，勃朗寧和著名詩人伊麗莎白·巴萊特相識，構成了英國文學史上最饒趣味的戀愛佳話。第二年他們秘密結婚，遷居意大利，直到1860年伊麗莎白去世，勃朗寧才返回英國。這期間他的作品多以意大利以背景，收入兩卷本詩集《男男女女》（1855）。1864年詩集《劇中人物》的出版使勃朗寧加入了英國詩壇明星的行列。在這部詩集中，詩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他的“戲劇獨白詩”。勃朗寧晚年的代表作是《指環與書》（1868—1869），該詩敍述一個老夫殺死少妻的故事。全詩由十二組戲劇獨白組成，每一獨白都有主要人物敍述案情，每人的敍述相互矛盾，但從錯綜複雜的頭緒中最後露出這起謀殺案的真相。詩歌長達2萬餘行，雖有冗長之嫌，但在“戲劇獨白”方面達到了最高成就。

勃朗寧對英國詩歌的最大貢獻，是發展和完善了戲劇獨白詩（Dramatic monologue）這樣一種獨特的詩歌形式，並且用它鮮明而生動地塑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性格，深刻而複雜地展示了人的內在心理。在他之前，不少別的詩人也寫過戲劇獨白詩，如丁尼生的《梯託諾斯》就是同名主人公在一定劇情背景上的獨白。但兩者具有明顯的差異。在以前詩人（包括丁尼生）的戲劇獨白詩中，獨白者不是在“自言自語”，就是在向讀者坦露心跡，因此實質上仍是一種抒情獨白，只不過抒情主人公是劇中人而已；況且劇中的抒情主人公還有與作者認同的明顯傾向。而勃朗寧的獨白者所面對的不是讀者，而是劇中人，他的獨白是劇中人對劇中人所説的一段話，稱之為“獨白”只是由於詩未把獨白對象的話寫出來。但從獨白中我們能感受到對話者的存在。這樣，獨白者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戲劇人物，成了獨立於作者的典型形象。因此，勃朗寧的戲劇獨白詩是一種客觀的、戲劇性的形式，其目的不在抒情而在為人物造像（勃朗寧曾把詩人稱為“造像者”makersee）。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勃朗寧的戲劇獨白詩的獨白往往是片斷的，一切戲劇的要素，包括戲劇背景、事件和行動等，都只能從一段掐頭去尾的獨白台詞折射出來。對此，勃朗寧這樣寫道：

“叫這一個説話，按照他的習慣，

而把我自己排除在視界以外。

至於其餘的呢，就讓你替他説。”

在這裏，“這一個”指的是獨白者，“我”是指作者，而“你”就是讀者。正因為留下了大量需要填補的“空白”，所以勃朗寧的詩往往顯得晦澀難懂，但同時也給讀者留下極大的想象餘地，具有了極強的耐讀性。

《我的前公爵夫人》是勃朗寧早期戲劇獨白詩中最著名的一首。詩中的獨白者是一個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公爵。與勃朗寧所有其他獨白詩一樣，這首詩的獨白也處於一個詩人不作明確交待，而讓讀者自己體察地特定的戲劇情境之中：公爵因前妻不做他的循規蹈矩的所有物，而把她除掉了；他預備再度結婚，對象是一位伯爵小姐；為了確定嫁妝的數量，伯爵派了一位使進來談判；公爵領着這使者觀看他的藝術收藏，中間有他的已故夫人畫像。本詩就是公爵在他已故夫人的畫像前對伯爵使者的一段“獨白”。在獨白中，公爵對畫像表現了一個藝術鑑賞家和收藏家的誇耀和自豪，面對前公爵夫人其人卻大加指責。勃朗寧正是通過公爵指責塑造了表面高尚雅量，實則冷酷殘暴、等級觀念和佔有慾極強的公爵，以及熱情開朗、平等待人的前公爵夫人形象。

《聖普拉西德教堂的主教吩咐後事》也是勃朗寧著名的作品之一。詩歌寫一位16世紀的意大利主教在臨終時吩咐他的幾個私生子為他建立一座豪華富麗的墳墓。人之將死，其聲亦真，這段臨終“獨白”，把主教貪婪偽善、愛慕虛榮、好勝逞強、多疑善妒的性格暴露無遺。而通過主教這個典型形象，詩人又為我們栩栩如生地再現了文藝復興時代的雙重面貌：在人性解放的衝擊下，基督教來世觀念和禁慾主義已經土崩瓦解；但同時庸俗的享樂主義和貪婪縱慾的社會風氣也氾濫成災；而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之中又夾雜着附庸風雅的因素。與勃朗寧同時代的著名批評家羅斯金在談到這首詩時説：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詩或文章能像這首詩那樣，告訴我們這麼多文藝復興精神——文藝復興的世俗性、矛盾、自滿、偽善、對本身的無知，以及對藝術、對奢華和對精通拉丁文的酷愛。

《凱利班談論塞提柏斯》形式上比較特殊，它雖然也是一首戲劇獨白詩，但不像前面兩首那樣有獨白的對象（聽者），而只是獨白者在特定戲劇情境中的自言自語。獨白者凱利班是莎士比亞名劇《暴風雨》中的怪物，而他所談論的塞提柏斯則是他母親崇拜的大神。凱利班憑藉自己的生活經驗，把塞提柏斯理解為一個殘酷蠻橫、多疑善妒、濫用權力、欺壓弱者而又性格乖戾、不可捉摸的東西。詩歌通過“一個有哈姆萊特的內省力和新教教士的神學的野蠻人”（肖伯納語）的可笑而又合乎邏輯的思考推理過程，向人們闡述了這樣一個哲理：人們事實上是以自己的經歷，按自己的形象來理解或設想上帝的。因此上帝的殘暴乃人性殘暴的鏡子。各個時代都有形形色色的凱利班們，他們把自己的殘暴性質加在上帝身上，像凱利班所做的那樣。至於勃朗寧心目中的上帝是怎樣的，詩中並未涉及，但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説過：“我決不敢把那些在人身上是屬於非正義的東西加給上帝——絕對不敢，並認為他能懲罰他自己作為動力產生出來的東西。”由此可見，勃朗寧相信上帝是慈愛的，或者，更準確地説，他認為上帝必須是慈愛的，而凱利班之流的上帝恰好是勃朗寧的上帝的反面。

此詩主題原本是很枯燥的，但作者卻能把它寫得十分風趣，使我們享受到喜劇的輕鬆和幽默，這種功夫的確是勃朗寧的一絕。此外，與丁尼生式的優雅相反，勃朗寧的獨白詩好用口語俚語，跳躍性大而句法不完整，並以此塑造有血有肉、帶着野性的人，這也是他詩風的重要特色。

勃朗寧還寫過一些抒情色採濃郁的獨白詩，在這類詩中，獨白者雖與詩人本人有明顯的認同傾向，但仍包含有虛構的情景和環境，不同於傳統的抒情詩，因此可以答作抒情性的戲劇獨白詩或戲劇獨白式的抒情詩。《失去的戀人》和《荒郊情侶》都屬於這樣的詩作。

羅伯特·勃朗寧和著名女詩人伊麗莎白·巴萊特的愛情故事，是英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最美的愛情佳話之一。

伊麗莎白·芭蕾特·布朗寧，即布朗寧夫人（1806～1861）英國詩人。出身於富裕的家庭，自幼聰慧，在鄉村度過幸福的童年生活。15歲時從馬上摔跌下來，傷了脊椎骨，長期卧病在牀，博覽羣書，醉心於詩歌創作。

伊麗莎白是一個位很有天賦的女性。能閲讀希臘文原版的荷馬史詩和希伯萊語的《聖經》。早在13歲時，其父便私下出版了她稱之為“偉大史詩”的作品以及《馬拉松戰役》。20歲時又出版她的第二部詩集。1833年她翻譯的希臘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問世。同年隨家遷居倫敦，結識了華茲華斯等詩人。1838年，她以詩集《天使及其他詩歌》成名。她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予以極大的關注，1844年發表了短詩《孩子們的哭聲》，憤怒抗議資本家對兒童的摧殘和剝削。這首詩對敦促國會討論反奴役兒童議案起過一定作用，極大地提高了詩人的聲望。

1845年她第一次與羅伯特相見，此前他們已為詩歌神交已久，據説有一段時間兩人每天一封信。羅伯特與她見面後，便開始了熱烈的追求，絲毫不介意她大他6歲，年已39，且久病在牀。

在羅伯特的愛與鼓勵下，她創造自己的奇蹟，她開始離開她蜷縮了多年的屋子，先是被人抱着下樓，接着可以在攙扶下自己下樓了。第二年的春天，在遇見勃朗寧之前在病牀上躺了24年的巴萊特可以自己走到大街上了，愛情所創造的生命奇蹟終於使她可以回報勃朗寧的執着了：“如果到了天氣暖和的時候，我的健康更好一些，那麼到那時候，由你決定吧。”

1846年，她不顧父親的反對，和詩人羅伯特·布朗寧（1812～1889）私奔，在教堂舉行簡單的婚禮後，各自出發逃往意大利，並在比薩會合，去繼續他們的生活。他們成功了。三年後，即1849年，他們已在意大利中部的佛羅倫薩定居。一日，伊麗莎白送給她的丈夫一件珍貴的禮物——44首她為丈夫寫的十四行詩，裏面有開始時的懷疑，與家庭抗爭的恐懼，與愛人的甜蜜，及最終愛的勝利的喜悦。據説勃郎寧夫人是在婚前的戀愛中寫下這40多首愛情十四行詩，直到婚後才悄悄放入丈夫口袋，並説如果他不喜歡就燒掉它們。勃郎寧讀後説，我決不敢私藏自莎士比亞以來無論任何語言中最美的十四行詩。因此，這些詩得以印行。1850年，勃朗寧夫婦出版了那44首詩，但做了些偽裝。他們用“葡萄牙十四行詩集”為這44首詩命名。伊麗莎白的浪漫婚姻促成了她的，也是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最美麗的愛情商籟體詩。

他們大部分時間住在佛羅倫薩，在那裏度過了幸福的15年。15年中從不曾有一天分離過，就像他們結婚前從不曾有一天中斷過情書一樣。1861年6月29日，勃朗寧夫人只是患了輕微的感冒，晚上，她依偎着她的愛人，“用最温存的話表達她對他的愛戀”，直到她在他的胸前睡去。

伊莉莎白·巴萊特·勃朗寧再也沒有醒來。

在意大利期間，除發表了《葡萄牙十四行詩集》（1850）外，還寫下《圭迪公寓的窗子》（1851）和《在大會以前寫的詩》，同情並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鬥爭。直至1861年突然去世前，她仍對當時的社會政治表達了激進的觀點，她痛斥賣淫制度，為追求女權而鬥爭。她説：“我深信，這個社會的破滅需要的不是關閉門窗，而是光明和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