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量調控

在經濟體制轉變時期，總量調控主要在於堅持適度從緊的基本方針，同時適時適度地增加有效需求。首先，總量調控是要堅持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這一政策的制定背景是控制持續的高通貨膨脹，但是，這對整個經濟體制轉變時期的宏觀調控都具有指導意義。這是因為：

第一，我國人口多，需求膨脹壓力大；實施的又是趕超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比較重視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在經濟快速發展時，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步增長的，也就是説，各種增長要素在相同的時間內的增長幅度不同，如農產品要受季節的影響，下游加工工業產品要受上游原材料產品生產時間的影響，資本的增加要受積累和融資能力的影響，勞動力素質的提高要受教育事業發展的影響等等。一些要素可以在短期內生產出來，而另一些要素則必須經過一定的時期才能提供，所以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國民經濟內部的比例關係有可能被破壞，從而造成經濟結構的失衡。國民經濟中存在規模較小或增長較慢的要素或產業，這就是經濟結構中的“短邊”和“慢邊”，在經濟增長的要求超過了這個“短邊”的長度和“慢邊”增長的速度時，就會引起失衡。實施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把經濟增長對要素的需要控制在“短邊”或“慢邊”的範圍之內，可以避免這種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造成的結構失衡。如果説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具有抑制通貨膨脹功效的話，它抑制的應是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而不只是簡單地控制需求本身。這是長期堅持適度從緊政策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能因為經濟運行狀態出現變化，總供求格局有所逆轉，通貨緊縮初露端倪，就放棄適度從緊政策的指導思想。更不能在經濟過熱的形勢下，為解決就業問題而放棄控制通貨膨脹的首要調控目標。

第二，我國長期實行的是一種注重數量擴張的趕超型經濟增長戰略，經濟發展往往超越國力，結果造成了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對國民經濟的長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實施適度從緊的經濟政策，可以限制經濟的過快增長，有利於把國民經濟的增長控制在充分利用現有社會資源而又不超過實際國力的範圍內。

第三，經濟體制轉變時期，經濟增長的約束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經濟擴張的趨勢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需要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其次，要增加有效需求。這是由供求關係變化決定的。1997年以來業已出現的通貨緊縮的苗頭和經濟啓動緩慢的狀況，要求通過實施寬鬆的財政、貨幣和投資政策，帶動全社會投資的增加，適當刺激需求的增加和經濟增長。儘管這種寬鬆的宏觀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擴張性經濟政策，但同適度從緊的要求並不矛盾。不過，兩者不發生矛盾是有一個限度的，這個限度便是經濟結構中的“短邊”和“慢邊”。如果寬鬆的經濟政策超過了這個限度，即便是小幅的擴張，也會造成結構和總量的失衡，從而有悖於適度從緊的基本要求。

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是總量調控，即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基本平衡。在理論上，西方經濟學把宏觀經濟嚴格限定在總量的範疇，如薩繆爾森就認為：“宏觀經濟學是研究總體的經濟行為——整個價格、產量或就業的運動。”斯蒂格利茨的解釋是：“集中考察總量特徵而得到的對經濟的自上而下的看法。”在實踐中，往往採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運行。雖然西方國家也開始重視結構調控對經濟總量平衡的影響，但是全面的、有力度的結構政策尚不多見。換言之，除了日本的產業政策，西方國家採取結構調控政策只是為解決“滯脹”問題的嘗試，並非常用的、一以貫之的宏觀調控手段。

中國的宏觀調控是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相結合的調控模式。這是因為：

第一，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結構平衡是總量平衡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建立在結構平衡基礎之上的總量平衡才是合理的總量平衡；結構不平衡，即使總量平衡了，這種平衡也不是有效的和持久的平衡，很快會形成並加劇總量的失衡。同時，總量平衡又是結構動態平衡的條件，在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市場信號才能真實反映供求關係，才能準確地引導資源向短缺產業流動，新的結構平衡才容易實現；如果總量出現失衡，市場信號失真，不能準確地引導資源流向短缺產業，無疑會加大結構平衡的難度。所以總量調控必須與結構調控結合起來．才能夠在不斷優化結構的基礎上，保持經濟總量有效的和持久的平衡。西方國家長期存在的“滯脹”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解決好結構平衡這個影響總量平衡的基礎性問題，這也是日本產業政策能夠成功，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斷嘗試結構調控的原因所在。

第二，這是由中國基本的國情決定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程度差別很大。如果像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樣任由各地區、各部門自發發展，必然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形成嚴重不平衡的發展格局，不利於綜合國力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為西方經濟學中“看不見的手”只能在微觀經濟領域發揮作用，對超出微觀範疇的經濟結構問題，要靠“看得見的手”進行調控。

第三，中國宏觀調控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為實施結構調控帶來了可行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能夠對經濟運行產生強有力的影響，能夠集中資源支持對整個國民經濟持久和長遠發展有推動作用的重大項目建設、重要行業發展，這為實施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相結合的政策創造了條件。當然，如果決策失誤，也會對國民經濟運行帶來負面影響，造成社會資源的不合理配置。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短缺經濟，所以一直比較重視對經濟總量保持基本平衡的調控。而且，在短缺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矛盾主要是供給擴張不夠，所以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政策。但是由於長期比較重視數量的增加，對結構的升級和優化相對重視不夠，在產業結構、行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等方面，積累下來了不少問題。從現在來看，一方面科技發展速度不斷加快，世界經濟結構重組加速，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我國國民經濟進入適度快速和相對平穩發展時期，供求關係逐漸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人民消費結構已基本實現了由温飽型向小康型過渡，迫切需要產業結構升級。這既增加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同時也為經濟結構調整提供了難得的機適和比較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要迅速實現工業化，需要密切關注國際形勢，跟上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大力扶持和發展戰略產業、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抓住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佔據有利的發展位置，增強經濟發展的潛力。所以，既重視總量調控，又重視結構調整，把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結合起來，不但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體制轉變時期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需要。

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的不同特點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是兩種不同對象的調控方式，其各自特點是：

1．總量調控是以經濟運行的數量規模為調控對象，如經濟規模、產值數量、增長速度、供求總額等；結構調控則以經濟運行的比例關係為調控對象，如國民收入分配比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生產力佈局等。

2．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密切聯繫、互相制約。總量調控是基礎，沒有總量調控，結構調整的目標就不能實現；結構調控是關鍵，沒有結構調控，總量調控的目標也無法實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