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都市圈

波士頓是該城市羣中歷史最悠久的大城市。波士頓的產業轉變，深深影響了當地金融機構的發展軌跡，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的風險投資成為當地金融業的主流，其規模僅次於硅谷。這些地方性金融機構和銀行，也為金融中心紐約提供了有益的補充。如今，金融業只佔到波士頓經濟結構的8%，而高科技研發、教育、商業、貿易等產業則佔據了半壁江山。

與波士頓相類似，紐約都市圈內的其他核心城市也都根據自身的特點，尋找着與紐約的錯位發展之路。費城的國防、航空、電子產業，巴爾的摩的礦產業和航運業，使得區域內的產業分佈呈現出多元和互補的格局。而這些城市各自的發展始終離不開紐約金融中心的輻射作用。

紐約在整個城市圈中處於地理和地位的雙重核心位置。而它對整個城市圈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這條全長僅有500多米的華爾街。這裏雲集了包括紐約證交所、美聯儲、高盛、美林證券、摩根斯坦利等響噹噹的金融機構，正是這些知名機構，使華爾街成為了國際金融界的"神經中樞"，而它們的存在也讓紐約城市圈受益匪淺。

高質量的服務，離不開高素質的人才。在紐約的上班族當中，35%的人集中在金融行業。其中不少人不住在紐約，有些甚至住在費城，每天早晚，這羣上班族，要花費一、兩個小時，乘坐火車、地鐵、汽車往返於家和公司。

藉助紐約的資本優勢，都市圈內的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各自的產業亮點。孤立的看，費城的重工業，波士頓的高科技產業，巴爾的摩的冶煉工業，每座城市的主導產業都是單一的。但放眼整個都市圈，多樣化、綜合性的整體功能，遠遠大於單個城市功能的簡單疊加。以紐約為核心，製造業帶、交通帶、城市帶融為一體，形成了多核心的城市羣體系。區域內產業佈局調整合理，增大了城市間的互補性，從而增強了整個都市圈的經濟穩定性。

在紐約都市圈中，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存在為整個城市圈帶抹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華盛頓作為政治中心的輻射力，在華盛頓特區體現的尤為明顯。白宮、國會山、五角大樓、美聯儲，這些標誌性建築不僅為華盛頓帶來了源源不斷地遊客，也為這一地區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使其成為世界各國少有的僅以政府行政職能為主的現代化大城市。

2000年，聯邦政府一年在華盛頓地區的公務花銷就達到了750億美元，幾乎佔到了華盛頓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旅遊業是當地的第二大經濟來源，製造業只佔經濟結構的一小部分，以印刷出版業、食品工業、高級化妝和服裝業為主。在世界500強企業中，只有三家公司的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

在紐約的區域規劃中，保持並提高世界一流城市的地位，始終是重中之重。歷史上，紐約都市圈經歷過三次重大調整。1921年第一次調整主要是向郊區擴散，帶來的卻是城市規劃鋪張、土地資源利用率低下的問題；1968年的第二次規劃，重點是建立多個城市中心，但結果還是因為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城市空洞化現象嚴重等問題而以失敗告終。1996年，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帶的規劃，確立了拯救紐約都市圈的全新理念。這一理念的核心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擴大地區競爭力的視野，紐約與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共同繁榮的重要性，以及再連接，再中心化的思路。這次規劃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得以整體、協調發展，中心城市以其科技、資本和產業優勢，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了先導和創新作用。中心城市的實力和地位得到增強，而周圍地區也獲得了良好的發展契機。

這一強調區域合作的規劃是在大紐約市政府和非政府的紐約區域規劃協會、紐約大都市區委員會等組織的積極倡導下完成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的緊密合作，在區域規劃和區域發展協調機制形成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跨行政區的協調組織或者都市區政府的存在，並沒有剝奪地方政府的權力，而是對傳統行政管理體制的必要補充。它的存在極大地強化了規劃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權威性，並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成為可能。

巴爾的摩市區與華盛頓特區的接近使得它分享了很多聯邦開支和政府採購合同，國防工業在巴爾的摩有了很大發展。而更為典型的例子，則還是波士頓128號公路高科技產業區的形成和發展。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美國聯邦政府為了冷戰和空間軍事競爭的需要，投巨資進行軍事技術開發，使大部分資金落入128公路附近的公司和麻省理工學院實驗室手中。1950至1960年間，這一地區僅從美國國防部就得到60億美元的訂貨合同。此後，美國聯邦政府在128公路地區的訂單金額每年增加10億美元。整個20世紀60年代，在聯邦政府鉅額研製資金和軍

品定單的強有力的支持下，128公路地區的創新活動極其活躍，發明層出不窮，新公司不斷湧現，晶體管、半導體芯片、電子計算機都是這一時期的成果。軍事科技領域的需求催生了該地區的繁榮。麻省理工學院作為國防和航天研究合同的主要承擔者和受益者，成為波士頓地區經濟轉型的先鋒。

2023年11月，2023自然指數-科研城市列第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