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合作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始終在行政區劃的框架內進行，畫地為牢、人為阻隔。作為整個中國“行政經濟區”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不管是泛珠三角、京津冀，還是長三角區域內的各個省市，都存在着以各自行政區劃為限，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現象。

因此，想要實現一個區域的協同快速發展，必須從體制上打破行政壁壘，擴大國內開放，下決心消除限制區域之間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性根源。國家應制定《區域協調發展法》，規定經濟聯繫密切的不同行政區間，要加強在發展規劃、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市場準入、要素流動等方面的協調互動力度，以力戒資源重複配置、競爭盲目無序等弊端。

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潮流，國家及有關部委，應將大量跨地區事務直接交由區域合作組織和機構去辦理，並遵循“輪流坐莊、協商一致”的決策和運行機制。但鑑於單一制國體的現實，在橫向的區域合作機制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可將相關事務的協調職責納入國家綜合部門或專業部門，並明確分別寫入其“三定”方案，成為其法定職責。

一般情況下，沒有必要設立大量的非常設協調機構（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管委會之類）。以往的實踐經驗證明：這類機構由於人員無編、職權無據、經費無着，往往雷聲大、雨點小，效能低下、無果而終。中央政府部門在行使協調職能的過程中，必須要以區域政府間自主協商的充分性為前提，防止中央政府權力對區域性事務的過度干預。區域自主協商和中央介入協調的有機統一，將有效規範地方競合關係的形成和矯正。

在現行體制下對地方政府績效進行評價，主要對象是GDP增速、投資規模和税收盤子等，偏重那些反映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指標。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易於忽視本地的資源和環境條件，非理性地熱衷於資本集中型，利税創收型的產業，

從而使得要素佈局分散化、產業結構趨同化的弊端愈演愈烈，阻礙了經濟資源的自由流動和跨地區的經濟合作。必須按照形成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佈局，重構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標準，以矯正各地方行為方式，優化地區間的利益關係，避免總體利益受損的過度競爭和利益衝突。

區域合作在各地方政府引導力度加大的情況下，要特別注意強調企業的主體地位，更加突出市場及其主體在跨區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企業應逐步成為區域經濟合作最活躍的主體性力量，主要通過它們的市場化運作，整合區域內的生產要素，以提高區域內專業化分工和社會化協作的水平，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政府的作為空間，在於為主體行為的規範化提供製度環境，保護交易雙方的合法權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