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湯姆森

1862年，約翰·湯姆森開始了亞洲之行，在馬六甲海峽、印度、柬埔寨、泰國和中國等地拍攝照片。在中國期間，曾由三個香港人協助他的工作。1866年曾返回英國，展出了他在亞洲拍攝的攝影作品。

1869年湯姆森再次來中國，在香港皇后大道開設了一間攝影室，拍攝人像和出售香港風景照片。隨後，他深入中國內地和台灣，行程五千多英里與中國社會進行了廣泛的接觸。當時他使用的是濕版法，需要攜帶大批器材，因此僱用了八個揹負笨重照相器材的“苦役”。從香港啓程，經過廣州、台灣、汕頭、廈門、福州、上海、寧波、南京等地，然後沿長江溯流而上，直到貴州。以後又北上，到達天津和北京，遊覽了南口和長城等名勝古蹟。

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把中華古國的奇偉景象及人民生活、地方物產、風土人情通過他的鏡頭做忠實的紀錄，然後介紹給各國人民。為了拍攝這些照片，他克服了種種由於語言、思想等各方面的隔閡和障礙。他用切身體會説道：“我在中國的感受是：中國人相當誠懇、好客。我相信任何一個能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對方理解的外國人，都會在這塊土地上遇到類似的事情”。可以看出，湯姆森對中國人民的態度是友善的，這種思想感情也表現在他的許多作品中。

1873年，他的大型報道中國的攝影集《中國和中國人》在英國出版，其中發表了他在中國拍攝的二百幅照片，洋洋四卷，蔚為大觀。

湯姆森在“前言”中説：這部影集既有照片，又有詳細的文字説明，而每幅照片的説明都是在拍攝過程中訪問記錄下來的。因此，這部影集圖文並茂。為了準確表現生活的本來面貌，他在調查研究上下了不少功夫。例如《廣東舊工廠場址》這幅照片，由於運用光線角度合宜，洋樓與四周破爛的草屋形成了強烈對比。他給照片加了如下的説明：“這張照片裏的房屋是帝國主義侵略的象徵。此地是1684年在珠江邊上租給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小塊地方，當時政府允許東印度公司在這裏建立一個工廠。1856年12月15日中國人燒燬了這裏的房屋，12月29日英法聯軍佔領了廣州，並一直佔到1861年。現在照片裏看到的建築是燒燬後重建的，成為美國的租借地，房主是羅索和史密斯·阿契爾先生，這是最先住在中國的兩個美國人。”從這段詳實的介紹可以看出作者嚴謹的創作態度。《金陵製造局》照片是湯姆森在中國旅行中完成的著名作品之一。作者通過這幅照片向西方讀者介紹了清政府興辦“洋務”的具體情形。在説明中介紹了這個兵工廠的歷史、地理、人事和生產規模以及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在創辦這個工廠中所起的作用。這就增強了照片的吸引力和説服力，使作品不僅具有紀實性，還富有知識性。

在湯姆森這本影集中，有關風景古蹟和社會風俗的照片佔有很大比重。在題材選擇上，力求全面地反映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這也是湯姆森創作個性在作品上突出的體現。影集中既有表現中國錦繡河山、城市風光的作品，也拍攝了人民從事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的情景，既有廣州洋行買辦藩仕成奢華的私人園林，也有處在社會最低層的勞苦人的生活狀況。這些照片所表現的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辛酉政變後的恭親王，貴族婦女，集市上待僱的城市貧民，鴉片吸食者，瘦弱的更夫，戴木枷的囚犯，以及剃頭、修腳、拉洋片等手藝人，無不成為拍攝對象。

拍攝街頭小景，是作者的特長。如《廣州鬧市一角》和《九江街頭小景》的構圖處理、人物造型及氣氛渲染上都頗為出色，前者利用佔據畫面優勢的垂直線條，很好地表現了廣州市內商業區林立的店鋪，各種牌匾幌子密集交錯的繁榮景象；後者，選取了街頭有代表性的四種商販，通過巧妙的構圖及光線運用，展現出一幅具有中國特色，趣味橫生的風俗畫卷。

綜觀約翰·湯姆森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亞洲之行和在中國的攝影活動，深深地影響了他的藝術風格和創作道路。促使他把鏡頭更多地對準處在社會底層的人民，表現勞苦大眾的生活實態。因而他的作品，受到了各國人民的喜愛和讚賞。

在中國期間，湯姆森曾在上海的“亞洲學會”展覽過他的幻燈片，並且在中國出版了《北江風光》和《閩江風光》兩部攝影集，對擴大攝影在中國的影響起到了一定作用。

早期來華外國攝影家的作品，紀錄了當時中國不同側面的社會風貌。尤其在1860年以後，由於外國攝影師獲得了在中國到處旅行的特權，有一些人就着眼於表現中國的社會風貌，以及各階層、各地區不同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況。這些照片發表後為世界人民瞭解中國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除上面介紹的幾人外，二十世紀前，曾在中國拍攝過照片的外國人為數不少，所留下的照片也極為豐富。如法國人托馬斯·甲爾德，曾拍攝了不少北京名勝古蹟及城市建築的照片，保留下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間的北京城市狀況的形象資料。W·桑德斯和F·菲勒斯，在上海拍攝了《上海的流動食品攤販》和《京劇表演》等作品（1870年攝）。著名的歐洲職業攝影家F·斯科莫克於1862至1888年在中國福建地區拍攝了大量照片。俄國攝影師進入我國東北、西北、西南地區“探險攝影”的時間也很早，據記載：“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勃爾恩已將他在遠東等地拍攝的370幅照片編成五本影集。其中黑龍江地區的照片佔據了一本之多”；“七十年代末，遠東的攝影師B·拉寧，拍攝了一套黑龍江風景影集，共有一百五十四張照片”；“拉寧曾跟着南烏蘇里江探險隊拍攝了亞庫梯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情景。”1883年“普爾日瓦爾斯基去西藏作第四次探險時，才攜帶了一部輕便的攝影機”，他和他的助手B·羅波夫斯基拍的照片曾作為著作插圖而發表。1874至1875年阿·愛·鮑楊斯基曾深入我國西北、華北及北京等地區，拍攝了“俄國科學——商業考察隊在中國”活動的大量照片，僅公開發表的就有130多幅。

十九世紀以各種身份來中國的歐美攝影師，不論是來經商的業餘攝影者，還是來旅行的攝影家，或是戰地報道攝影記者，他們和中國人民的廣泛接觸在客觀上起了介紹攝影知識，輸入新工藝和傳播攝影技術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