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驛

管城驛，是鄭州市古代的館驛，鄭州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樞紐，管城驛是中國古代驛站制度的標本，是唐帝國四通八達主幹道的一個重要節點。

唐代鼎盛時，管城驛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唐帝國衰落之後，全國很多的驛站都荒廢了，管城驛依然興盛，可以看出唐代鄭州的重要。 長安—洛陽—汴州（開封）的大路，是唐代最為重要的官道，館驛數量密集程度為天下之最，管城驛就是這條帝國大動脈上最為重要的館驛。

管城驛原設在城內，因驛馬、驛車晝夜絡繹不斷，夜間城門需隨時開啓，既不方便，又影響城內治安，《管城新驛記》載：“驛於城中，馬日遽不時。 四門牡鍵，通夕弗禁。 請更於外，遂永便安。” 所以在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閏三月時，太守楊歸厚奏清皇帝批准將管城驛遷到城外，修建管城新驛的工程浩大，“遠購名材，旁延世工”，當年八月中旬管城新驛落成，詩人劉禹錫有幸駐足，揮毫寫下了《管城新驛記》，在文中稱鄭州之雄偉，喚作雄州，並盛讚管城驛，“暨塗宣皙，瓴甓剛滑”，“門銜周道，牆陰行桑”，“周以高墉，乃樓其門”。

中唐之後，正是唐帝國走向沒落的時刻，國內不少館驛紛紛廢棄，不少館驛混亂不堪，而管城驛卻更加輝煌。由於鄭州的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晚唐時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管城驛也被毀於戰火。

經過五代十國的戰亂，中原得到了統一，唐代館驛為三十里設一驛，宋代則是六十里設一驛，驛站的數量已經大大減少。北宋王朝定都開封，洛陽作為陪都被稱為西京，處於兩京之間的鄭州仍然是大宋帝國的交通要地，北宋仍在管城驛原址上修築了奉寧驛，成為鄭州連接東西南北交通的重要節點。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下詔重修管城驛，管城驛丞王敬祖奉朝廷的命令，在鄭州治西南，也就是今鄭州市西大街口往西，代書衚衕一帶創建管城驛。後來，這座管城驛又遷移到了州治東面的馬號街。明末明思宗崇禎皇帝朱由檢整頓財政，在全國裁減驛站二百餘處，但依然保留了管城驛。

到了清代，驛址在鄭州城內西街馬王廟附近。在乾隆年間配備驛塘遞馬一百三十多匹，驛塘扛遞等夫一百六十餘人．每年經費約需銀九千三百餘兩。

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現代郵政開始興辦，全國各地陸續設立郵政局所。清宣統年間，政府採取“裁驛歸郵“政策，裁撤各地驛站，到民國初年，管城驛就已不復存在。民國四年，管城驛原址改為工廠。

自秦漢以來，長安——洛陽——汴州（開封）是朝廷控制中原乃至關東地區（即函谷關或潼關以東地區）的交通孔道。尤其是唐代，隨着京杭運河的開鑿，南方的糧食和絲綢正是由汴州——鄭州運往兩京，保證長安和洛陽的物資供應，也維持着帝國在經濟上的穩定。中晚唐時，大唐帝王被稱為“逐糧天子”，東南經濟支撐了唐帝國的命脈，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皇帝只好在每年寒食節過後，率領文武百官跑到洛陽去“就食”，直到秋收方才回來，以便給長安減輕壓力。而汴州恰恰是東方第一大經濟城市，唐朝的命脈在於運河，而運河的咽喉在於汴州。大唐不可無汴州，而鄭州正處在兩京與汴州的節點上。

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中説：“（鄭州）其位置又與長安、洛陽同在一條東西軸線上，顧西東兩都之驛道東延至汴州，稱為大路驛，為唐代全國交通網之總樞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