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科

孟子認為：“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先民在無法理解一些現象時，確實往往喜歡將其歸結為“神“的力量。有關神童的最早記載其實可以追溯到夏、商時代，如黃帝、顓、頊、禹、蒲衣子等，最早的神童與神靈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是神化的兒童，具有率領子民和自然進行抗爭的能力，到漢代和唐代，關於神童的劃分標準卻漸漸明確起來。在現代，有專門培養神童的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那麼古代又是怎樣選拔和培養神童的呢？

中國古代主要通過童子科來選拔神童，童子科萌芽於漢代，選拔方式以薦舉為主。《文獻通考》卷三十五《選舉考》記載：“漢法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而且，兒童一旦被舉為童子郎，即可為官，成績優異的還可任尚書、御史等官職，“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能得為史”（《文獻通考·選舉考·童科》）。這是漢初蕭何在他起草的吏律中曾提議的。

在漢代和唐代選拔神童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呢？漢代的神童是尚德型的，由於儒家思想在漢代正式取得了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仁義忠孝的道德標準在當時被確立起來，“孝悌”成為“以孝治天下”的漢代人們做人的準則和行為的規範。惠帝表彰“孝悌”，呂后“舉孝授官”，文帝“置《孝經》博士”等。孝父母、悌兄長自然也就成了當時人們衡量神童的重要標準。將孝敬父母而延及到兄弟。《論語·學而》：“其為人也孝悌”，“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也説：“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離婁上》）

孔融讓梨、黃香温席的故事之所以在漢代時廣為流傳，也跟“孝悌”有着較大的因素。“孝悌”在漢代的影響力是巨大的。

漢朝建國以後，以秦朝亡國為鑑，欲招賢納良，共同治國。為選納賢良，漢代實行察舉制，漢代的察舉制中選舉科除了有賢良方正、孝廉和秀才、明經科外，為了選拔才能優異的幼兒還專門設置了童子科。漢代的童子科，是選年齡在十二到十六之間，能“博通經典”的入科。這科最早可追溯到漢初，當時蕭何在他起草的吏律中曾提議，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能得為史”，成績優異的竟可任尚書、御史等官職。(《文獻通考·選舉考·童科》)後漢時左雄積極改革察舉制，堅持考試，嚴格選舉。他奏請皇帝：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同上)他還把聰明通經的汝南的謝廉、河南的趙建章親自推舉為童子郎，當時謝廉、趙建章年僅十二歲。漢朝的選舉法中規定：“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同上)當時在太學中有不少風雲一時的“神童”、“奇童”、“聖童”。“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同上)司馬郎十二歲試經後得為童子郎，因身材高大受到隱瞞年齡的懷疑，他理直氣壯地説：“郎之內外，累世長大，郎雖稚弱無仰高之求，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同上)監試之人十分驚異。

漢代始設童子科後，從魏晉到唐這段歷史時期內，由於多戰亂，社會很不穩定，政權更迭比較頻繁，人才選舉制度很難實行，即便開科取士，也只是選拔那些懂治國用兵之術的賢良。至於那些才能優異的少年幼兒就被忽視了。這段歷史時期內有史料可查的關於童子科的記載，只有《梁書·武帝本紀》所記：“武帝天監七年七月，置童子奉車童。”

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開始設置進士科，為中國科舉制度之始。到唐代科舉制發展、完備了起來。唐朝取士途徑有三條：由學校出身的叫做“生徒”，由州縣考送的叫“鄉貢”；由天子親自詔的叫做“制舉”。生徒等要禮部參加省試，參加禮部省試的科目，常設的有秀才等六科，非常設科目有童子科等。唐代的童子科和科舉制度中的其它科一樣，有嚴格的規定。考試內容、方法，應試者的年齡和入選者的使用等都有條文限制。唐剛開始設置童子科時，規定入選者年齡必須在十歲以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到後來又規定“實年十一、十二以下”。考試內容，要求能一經以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並且要“自能書寫者”。“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唐代的童子科有一個不斷完備的過程，它開始於唐太宗、高宗年間(公元627年—655年)，到了代宗廣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楊綰發現童子科有使幼兒憑其小聰明而獲官的可能，“恐成僥倖之路”。他奏請罷廢了童子科。到代宗大曆三年又重新開設童子科。下詔要每年都要考選年齡在十歲以下，通一經兼《論語》、《孝經》者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等一同考試。到文宗開成二年，皇帝下詔各道，禁止濫薦童子，“冀絕幸門”，但“雖是有命，而以童為薦者，比比有之”。可見當時推薦神童以應特科，已成為社會風氣，雖天子有令也難禁絕。到宣宗大中十年，對薦送童子又做了詳盡的規定，為了保證童子科的質量，申飭諸道“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須精熟一經，問皆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果選送那些年齡已過，並且才學平平之輩入京參加省試，那麼“本道長吏亦議懲法”。從以上可以看出，唐代的童子科經歷了設置到詔禁再到復置的這樣一個發展、完備的過程。開始時，發現童子科的弊病後，採取取締的辦法，但“雖是有命，而以童子為薦者，比比有之”。後來發現光是罷停不是辦法，還是要用具體詳盡的規定來堵童子科中紕漏才是正道。

五代時期為時不過五十年，在動亂的條件下，科舉考試衰微，童子科也弊端叢生。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曾勅令各道，斥責瞭解送童子不負責任的現象：或年齡漸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唸書不合格文。針對這種現象，明宗明令：“自此後，應諸道州府如公然濫文解，略不考選藝能，其逐處判官及試官，並加責罰。”

對於當時童子科所存在的弊病，後晉的禮部侍郎張允也看到了，他在給高祖的奏摺中説：“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唸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院，身返故鄉，但刻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濫蠲徭役，虛台官名。”對童子科的認識比較深刻的是後周的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竇議。他認為，人們都把推舉參加童子科省試的幼兒稱為神童，“既幼稚之年，稟神異之性，語言辨慧，精才英奇”。這樣的特殊幼兒不一定是每一年，每一州縣都有。所以，應該“出於自然，有則可舉”。沒有，則也不要為湊童子科數，而強舉。他認為，童子科的主要弊病在於：使世人為了中童子科使子孫為官，而不顧幼兒的年齡特點“抑嬉戲之心，教唸誦之語，斷其日月，委以師資”。到省試時，有的雖唸誦分明，但年齡稍過，有的雖年齡適中，但唸誦未精，這樣，裁定中否，家長不服，引出許多糾紛來。為此他提議使童子“任改別科赴舉”。

五代時的遼設立了“經童科”。規定：凡士族或庶族地主的子弟，年齡在十三歲以下者，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題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題以上，為中選。(《遼史·世宗本紀》)遼的經童科，是在世宗繼位二年以後設立的，基本上是按唐代童子科制而行。

宋代的童子科也似唐代，幾復幾罷，在復罷過程中，童子科也逐步完善起來。宋代童子科有其特點：其一是對奇異童子皇帝往往親試之；其二是到宋代後期，將童子科分為上、中、下三等，有不同的考試內容和不同的待遇。宋代關於皇帝親自考試童子的事例很多。據《宋史?太宗本紀》所云：楊億，能言時母教以小經，七歲能屬文。太宗聞其名，特令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去考試詞藝，後送京城，天子親自試之，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讚賞，後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另據《晏殊傳》所記，晏殊七歲時能屬文。景德年初，以神童被推薦。宋真宗召晏殊與進士千餘人一起進行廷試，而晏殊不膽怯，下筆立成。後二日，複試詩賦、論時，當晏殊看其賦題後，對真宗説：“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真宗愛其不欺，多次稱讚。賜進士出身，授秘書省正字，使其在秘客讀書。據《宋史?神宗本紀》雲：神宗元豐七年，神宗於睿思殿親試饒州童子朱天申，賜五經出身。宋高宗在建炎二年，親試童子朱虎臣，賜金帶以寵之。因為宋代皇帝對神童選拔比較重視，所以所選神童大都名實相符，童子科舉中者，許多都成為國家重臣。象楊億、宋授、晏殊、李淑都成為宋代著名的賢宰相。

宋孝宗淳熙八年，開始將童子試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各一道、或賦一道、詩一首為上等；誦書外能通一經者，為中等；只能誦《六經》、《語》、《孟》者為下等。

金代的童子科和五代時遼的童子科很相似，設經童科，考試方法和內容也大同小異：“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為中選。”貴在幼而誦經多者，若年齡相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金代有人曾提議：童子科中選者，先不使其登仕途、為官，而叫其修習進士舉業，若考試中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不中，本科出身。這就根絕了中童子科而登仕途，但力不勝任的現象。

元代承前制，設童子科，無常員，歷年多有舉薦。成宗大德三年，始舉童子楊山童。大德五年，大都等路舉童子張泰山等。武宗至大德元年，舉武福安。仁宗延祐三年，江浙行省舉俞傅孫、馮怙哥。延佑六年，河南路舉張答罕。延佑七年，河間縣舉杜山童，大興縣舉陳聃。英宗至治元年，舉陳元麟。至治三年，河南省舉張英。泰定帝泰定四年，福州舉神童葉留耕。文宗天曆二年，舉神童杜風靈。至順二年舉答不歹子買來的為神童。

明代對所舉幼童，實行“課業廩給之制”，即“凡各處舉到幼童，奉旨送院讀書，習字者，月給食米，內閣稽考課業。俟有成效，奉請擢用。其願科舉出身者，聽”。(《續文獻通考?選舉考?童科》)先使所舉童子養讀，然後考核，合格者錄用，或讓其參加科舉考試。明在科舉考試製中專設童子科，間或有以神童薦者，天子都召至親試，或留中月給食米，送院讀書，或遣歸就舉。以神童薦者，“卓然為當世名臣者，蓋不乏人”。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