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

全書共五章，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全面的修正。第一章和第二章用新康德主義批判唯物主義，用庸俗進化論代替革命辯證法，用歷史唯心主義篡改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唯物主義者這個名詞已經陳舊”，它“事實上就是和無條件物質崇拜的觀念連在一起”；否認因果律和時間、空間的客觀性，把規律説成是人的“實踐理性的一個命令”；宣揚康德的不可知論“是一個普遍的思維方式”；在“清除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主義”的旗幟下，稱辯證法是認識的“陷阱”和“圈套”，聲稱“矛盾只存在於概念之中”；反對事物發展過程中質的飛躍。指責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忽視人的思想和意願的作用”。第三章批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認為勞動價值論是“純粹的思維的構想”，剩餘價值論不過是“一個以假説為根據的公式”。並以“經濟發展中的新材料”為根據，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第四章提出階級調和的政治理論，用改良主義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第五章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公式。 ^[1] 

該書的出版有着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即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矛盾空前激化，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羣眾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此伏彼起，革命運動蓬勃發展，這預示着巴黎公社失敗以來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代即將結束，革命動盪年代即將開始。隨着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日益尖鋭化，國際工人運動內部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鬥爭又重新激化起來。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右傾機會主義者便向馬克思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伯恩斯坦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從1896年開始，在《新時代》雜誌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陸續發表了許多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種卑劣的行徑激起了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德國黨的廣大黨員要求黨中央把伯恩斯坦問題提交即將召開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來討論。伯恩斯坦以先發制人的手段，給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寄出了自己的書面聲明，表示要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次代表大會雖然批判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觀點，但沒有就伯恩斯坦問題作出結論。會後，卡爾·考茨基和維克托·阿德勒等人要求伯恩斯坦對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作出系統的説明，伯恩斯坦表示接受這一建議，遂於1899年1月寫成《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 ^[2] 

在該書中，伯恩斯坦以完整的形式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哲學方面，伯恩斯坦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號，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大舉進攻。他説，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於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原理的論述，是誇大了社會存在的作用，是把“存在”和“意識”截然地對立起來，是把人僅僅看成歷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還認為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規律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的論斷也是誇大了客觀規律的作用。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誇大了經濟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在他看來，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是多樣的，除經濟因素外，還有非經濟因素，而且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程度愈大，經濟因素的支配作用就愈受限制。但是他又認為這些非經濟因素現在是難推測的，因而社會發展是不可知的。同時，他還企圖用進化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認為，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只有緩慢的進化，各民族發展上的重要時期是沒有飛躍的。因此，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改良主義運動具有“極大的價值”。 ^[2] 

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伯恩斯坦企圖用柏姆-巴維克的價值論來修正馬克思的價值論。他認為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極分化，生產集中及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現象，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沒有了。在工業方面，不是大生產排擠小生產，在許多場合，大企業和小企業之間根本沒有競爭；在商業方面，雖然大百貨商店迅速發展，但中等商店和小商店仍然站住了腳。他否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具有防止經濟危機的能力，表現了越來越大的適應性。他列舉了許多理由：壟斷組織能夠使生產適應市場的變動，信用制度揚棄了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對立，世界市場的擴展和交通、通訊工具的改善等等。這些因素交織到一起，就可能在較長時間內避免經濟危機。他認為卡特爾和托拉斯的出現會使資本主義矛盾根本消除；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是“沒有根據的”，應該以他的改良主義學説加以“修正”。 ^[2] 

在政治方面，伯恩斯坦鼓吹取消階級鬥爭，提倡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妥協和結盟。他認為馬克思指出的階級矛盾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尖鋭化的原理已經“過時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普選制，使階級鬥爭基礎消滅下去，階級矛盾緩和了。現代各國的政治組織越是民主，政治大災變的必要和機會越是減少，工人階級政黨用合法的手段，比用不合法手段，更利於它的發展。他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聲稱社會民主黨應是“一個力圖通過民主改良和經濟改良的手段來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黨”。 ^[2]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這樣一部最平凡的作品，卻具有顯著的政治意義，它成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完全脱離了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宣言。 ^[7] 

這是一部叛賣變節的作品，它所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伯恩斯坦在書中提出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口號，充分反映出該書的思想實質，即為謀求暫時的實際利益或想象中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修正主義政策，並以此來代替科學社會主義。該書的出版標誌着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形成。從此，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全面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機會主義思潮流行開來，給當時和後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5]  [8]} 

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派領導人，修正主義創始人。出身德國猶太工人家庭。1872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1878年，當德國政府頒佈“反對社會主義非常法”，鎮壓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伯恩斯坦逃往瑞士蘇黎世，與機會主義者赫希伯爾格、施拉姆組成反黨的“蘇黎世三人團”，三人合寫了《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一文，胡説工人階級應當服從有教養和有財產的資產階級領導，公開要求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嚴厲批判。恩格斯逝世後，他連續發表文章，攻擊馬克思主義。1899年，寫成《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宣揚階級“調和”和階級“合作”，散佈“議會道路”和“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幻想。1902—1906年，任德國國會議員，支持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十月革命後，瘋狂反對列寧主義和蘇維埃政權。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後，在謝德曼反動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長，成為扼殺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兇。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