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津書院

益津書院位於霸州市區益津中路東側，國家AA級旅遊景區，總面積19740平方米，由開放式文化廣場、書畫院和展廳三部分構成。

文化廣場設有牌樓、影壁、套方庭、遊廊等，影壁正面及背面分別飾以“千載文風”和“益津八景”（霸台朝陽、老堤晚渡、環城煙柳、堂澱風荷、東廟波光、苑口秋濤、鹽池春鳥、北樓山色）浮雕。

廣場南北兩側建有套方亭4座，中以遊廊相連。書畫院為北方四合院聯體結構，院中央鑲嵌古霸州城微縮實景，四圍迴廊環繞，並由書畫創作室等20多個藝術活動室組成。展廳位於書畫院北側，為鋼結構，屋頂、外牆面飾以仿古磚瓦，內部空間面積1269平方米，布展面積可達2500平方米。 ^[1] 

益津書院(5張)

書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

霸州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地靈者，霸州地處冀中平原腹地，氣候温和，平原廣袤，沃野千里，物產富饒。人傑者，燕趙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霸州處其中心，歷來傳統文化薰陶其中，文化香火，綿延不斷；又系京畿重鎮，與國都腹背相依，往來便捷，政治文化氛圍得天獨厚，故自古民風樸雅，人才輩出，“人文之盛，甲於畿輔”，歷來是孕育造就國家棟梁、學術精英、社會賢達的搖籃。如元之郝經、明之王遴、清之郝惟訥，均系當時國家重臣；教育家高步瀛、翻譯家張採真，更是霸州近代的光榮。霸州優秀兒女，彪炳於青史者，不可勝數。而現今的文化名流，亦如午夜繁星，燦爛輝煌。

霸州之所以人才輩出，惟教育使然，霸州歷代英豪正是培養教育的結果。古代教育有多種形式，有官學，有私學，更有介乎兩者之間的另一種重要形式——書院。書院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它具有培養人才、傳承文化、開發民智、化育人生和學術研究等多方面職能。書院源遠流長，有千年的歷史，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教育形式。書院的學風特色是強調德育，提倡學術創見，開門辦學，尊師愛生等，是中國教育史和學術史上一顆明珠，起到了替代官學和補充官學的重要作用，構成中國歷史上一種特有的文化氣候。

書院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元，輝煌於明清。至清光緒二十七年，始為新學堂所取代。而學堂又是書院的延續和發展，使中國古代教育和現代教育得以血脈貫通。也可以説，新學堂教育使“書院”獲得了新生，現階段的書院職能又有新的擴展，由傳道、授業、解惑的學校性質，而變為學術交流、成果薈萃的文化殿堂。

“書院之設，莫勝於元”，霸州之益津書院，正是在元朝大興書院的大氣候下應運而生的，從此滄桑七百載，翰墨流香，絃歌不絕，成為河北省現存的歷史最悠久的書院。

益津書院的創建

追溯霸州歷史，益津書院始建於元朝至順二年（1331年），宮家莊（宮崗村，今屬河北省雄縣）當為書院之搖籃，而宮君祺當為益津書院之鼻祖。

宮家莊位於霸州城西十五里，坐落在大清河北岸。古時候這裏風景優美，物產豐饒。高上處盛產高粱、穀子、小麥、玉米，低窪處荷塘澱泊密佈，又有蓮菱魚米之獲，民生殷實，民風清純、質樸。宮君祺是本村士紳，學識淵博，為當時的大儒，曾任職於昌平侯館。他不汲汲於個人仕途，而以為家鄉育才、為國家造士為其雄心宏志。他殫精竭慮，策劃經營，以村中一處閒地，建起了一座初具規模的廟學，曰“宣聖廟學”。

宣聖廟學佔地約五畝，建房十數楹。建築樸實而典雅大方。正面有供祭祀聖賢先哲的大殿，兩側幽靜處為教授學子的明倫堂、講堂、誦詩堂，皆青磚碧瓦，飛檐翹角。西側建有尊經閣（藏書室），東側有沐浴室、膳室、庫房等。整個庭院殿堂亭閣赫然，甬道廊廡鹹備，佈局嚴整，肅穆莊嚴，更有松、柏、槐、柳掩映其間，清幽明麗而豁朗。當時各地廟學或書院建在依山傍水、風光秀麗、清雅幽靜的地方是一種風氣，一種時尚，為的是營造一種書齋的幽靜高雅氣氛，這和士人追求清高脱俗、獨善其身的生活理念不無關係。

正殿上手供奉着孔子塑像，朔望參拜，執香行供。學子們每天清晨，都要向孔子像行禮，拜聖人像，學聖人書，以聖人言行為做人楷模。嚴格肅穆的禮拜儀式也是一種感性教育，“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祭祀，是書院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在虔誠肅穆的祭祀典禮中，使學子們耳濡目染，逐漸培養起對先賢的尊崇和敬仰，進而思索他們的功德和業績，引導士子們見賢思齊，在思想上樹立起高大尊嚴的人格模式，一生遵循恪守聖人之道，進德修業，卓然自立，以期輝煌。“彼知舜之當祭，必知舜之當法”，書院祭祀的對象就是學習的榜樣，它對學生的激勵作用，會影響學生的一生。

益津書院的前身——宣聖廟學，起初只是彙集宮崗及附近幾個村的學子，肄業其中。以後文風日盛，學子日多，在整個霸州，廣有影響。再後，廟學師資提高，名人薈萃，遠處學子亦慕名而來，宣聖廟學空前興旺，不久遂正名為益津書院，成為霸州名流學者講經論道之所、廣大文人學士嚮往之文化聖地。據説，霸州人考舉秀才，都要經過這裏審定。這裏平日書聲朗朗，琴韻悠揚，加之香煙繚繞，文氣氤氲，宮家莊一時名噪遐邇。而創辦書院的宮君祺，以其拳拳之心，興盛了教化，改易了風俗，造福鄉里，貢獻國家，更為眾人所敬慕。

宣聖廟學建成之初，宮君祺為將這承宣德意、“禮之以義起”的善舉傳之後世，以示永久，又親自奔走京都，請奎章閣侍書學士虞伯生為之著文。虞伯生當即把任務交翰林黃溍來完成。黃溍對宮君祺興教育、辦廟學（書院）的義舉，深為讚譽，認為這是一件比當年魯國建泮宮更為偉大的事，於是欣然命筆，寫出了《宣聖廟學記》一文。文章對宮君祺辦學過程只略述其概，而對書院教育的意義卻有言簡意賅的論述。該文刻碑存於霸州文廟，因之能傳到今天，使我們得以獲悉益津書院之濫觴。

宮君祺所建益津書院，曾一度紅火如熾。其後約二百年，書院的情況無史可考，在此只好闕如。中國歷史至明初，官學興盛，書院陷於沉寂，正德年間，書院再度復興。至明朝中葉，當朝倒行逆施，曾發生了四次對書院的禁燬事件，爾後，書院又歷經多次興衰沉浮。在禁燬中，“巔無安巢，淵無恬鱗”，書院之毀於兵火者比比皆是，宮崗之益津書院未能倖免。就是在這一時期，作為霸州文化史上一顆燦爛明珠的益津書院消亡了。而在其舊址上，興建了真武廟、寧泉寺以及道觀。而道觀和寺廟也抵擋不住歲月風雨，各有自己的興衰史。嘉靖丙辰歲次（1507年）重修真武廟的碑文中説：“此地原系益津書院，其廟閲歷年久，或為風雨之所，摧折踐踏，廢墜委棄，傾圮頹敗”，而“內宦監官崔璋，邀會致仕官高儒等，喜舍金帛重建之”，真武廟才得以“延萬世之香火，累世之始譽，永其傳焉”。其後，隨着時間的推移，宮家莊的真武廟精舍、道觀、寧泉寺的佛所等，也在歷史煙雲中銷聲匿跡了。縱如此，有關益津書院的記憶，已經深深留存於宮家莊人一代一代的口口相傳裏，經久不息。

益津書院的第一次易地重建

文化的興衰極大地影響着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趨向，而在社會大動盪時期，文化又常常為政治所左右，處於從屬地位。

益津書院始創至今，歷經七百個春秋，因官方禁燬、當政之人員變動、資金不繼、自然災害等諸多原因，曾數次走向低谷，後來興而又衰、衰而再興，多次沉浮。益津書院的歷史沿革，更因史料被歲月湮沒，多有缺失，今人只能攫其概要、管中窺豹。

益津書院的兩個斷面，是十六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兩次易地重建。

明朝開國之初，皇上以興賢育才為要務，頒旨廣建書院。聖旨一下，四海響應，鎮守霸州的兵備錢藻，遂仰承德意，盡心為國造士。

“錢藻，江蘇如皋人，進士，萬曆元年任霸州兵備副使，才猶精練，俯念民躬百計，區畫修築東南大堤一百二十里，水不為害，又建益津書院，羣雋數輩肄業其中，手為評校，先後俱脱穎去。去任之日百姓遮留，懸匾北城樓上，復肖像栲栳圈與蘭州陸坤並祀。”

當時霸州城內東北隅東嶽廟前，有一處閒置館舍，因多年廢棄，早已是殘垣敗壁，滿院荒草野莽，房舍傾圮湫隘。萬曆元年（1573年），錢藻下令，清整院落，修葺房屋，經過全面修繕整飭，在這裏辦起了益津書院。選拔霸州各村優秀子弟，來院學習。他深知，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因此他聘任書院講師十分嚴格，一定要才厚德廣、博學多識之士。他對師資考核也“日省月試”，極為嚴格。錢藻兼任山長，為書院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又在經濟上保證了書院的運行，講師和生員都“餼饌豐旨”，使之勤懇於學業。書院錄取學生限於名額，學生在待遇上遂有廩膳生、增廣生和附學生之分。在明代，廩膳生每人每月有廩米六鬥以補生活，清代則每月發廩銀四兩，故名廩膳生。增廣生是實額以外錄取的，無廩米。後來名額再增，稱附學生員。層次明確，制度森嚴。

書院始興，霸州郡守郝鶴鉉（綏德人），常於政事繁忙中到書院視察，與老師們過從甚密，相如友好，交流學術、切磋功課，有力地協助着錢藻，把書院辦得有聲有色。在錢藻和郝鶴鉉的共同關心和督導之下，書院蒸蒸日上。講師們克勤克儉、鞠躬盡瘁。學子們也都力求上進、學業有成。“虛者實，怠者勤”，在不長的時間內，益津書院為國家培養造就了許多有用人才。書院重視德育，以“四書”、“五經”為主要教材，貫徹和踐行着孔子的教育理念，對學生有教無類，一視同仁。學習儒家經典由淺入深，循循善誘、循序漸進。提倡實事求是、因材施教，提倡聯繫實際，以儒教的禮義廉恥、孝悌忠信薰陶培育學生，嚴格要求學生。所以益津書院畢業的學子不論職位高低，皆熟稔詩書，精於禮儀，品德高尚，在鄉里鄉外享有極好的口碑。如杜允繼、王樂善、胡永定、於尚綗、勇慎等人，有的是進士、舉人，有的是孝廉、秀才，有的做了國家的忠臣清官，為家鄉增光添彩。

“王樂善，尚書遴子，立身方正，質行粹白，宗親愛慕，士庶悦服。父遴，家教甚嚴，時時諭以紀綱法度、禮義廉恥，樂善服膺不替動，以聖賢自期。州人鹹以國有良臣、家有令子深為其父慶。年二十七舉於鄉，四十歲成進士，除授行人，奉詔使趙、使吳，勞於王事，染病回京，升吏部驗封司主事。樂善每有家書，輒以時事多艱為慮，而憂國憂民之志，未嘗少懈。丙申年卒於京邸，訃聞，州人哀痛，久而不忘，遂公請上憲申達，奉旨崇祀鄉賢。著有《扣角集》、《鷃適軒詩集》。”

再如後來中了進士、忠言直諫的霸州東關才子劉為楫，也曾在益津書院蒙受誨迪。“劉為楫，賜進士出身，文林郎都給事中，侍經筳官前刑科都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初入詞林，出為都諫章數十上，皆國家大計，比計羣吏鑑空衡平會爭東宮冊立以相臣不可有權之疏，上謫遼左苑馬主簿，即日就道搢紳名公，侈為歌詠以壯其行，大司馬王恭肅公遴特為贈言，天啓朝贈太常正卿。”

當時益津書院因其人才濟濟而聲名遠揚，其興旺程度已堪與福建的武夷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相媲美，從而躋身全國聞名的書院行列。

明代郡人田皓（少卿）留下了著名的詩篇讚頌益津書院：“益津書院久知名，興作當年最有情。千載文風憑接緒，一時英俊賴陶成。”

後來錢藻和郝鶴鉉相繼調離霸州，益津書院日趨蕭條冷落。二十年後，竟至完全廢止。雖房舍屋宇仍在，然已是滿院榛莽蒙翳，牆垣廢傾，書舍冷寂了。“濟翔之範不臨於堂，弦誦之聲不聞於舍，惟夕陽蟬噪、夜雨蛙鳴而已”。這是劉為楫對當時書院情況的描述。

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霸州又調來兵備顧雲程（字襟宇，江蘇常熟人）、守郡錢達道（字培垣，江蘇常熟人）。這兩人皆崇儒重道，以興學育才為己任，對振興書院懷有強烈責任感。上任伊始，就下令重新整頓頹敗的校園，選拔學生、聘請講師，對書院全面起敝維新。就像當年錢藻、郝鶴鉉二公一樣，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不但使書院恢復了原貌，且有新的創見。“昔也荒廢如彼，今也侖奐若此，師生有所依，教養有所設”，又可期淳美風化、輩出人材了。

回顧這段歷史，錢藻、郝鶴鉉二公是創始者，顧雲程、錢達道二公為繼承者，他們都為益津書院費心竭力，做出了貢獻，歷史功勳都是一樣顯赫的。

益津書院的第二次易地重建

建於城內東嶽廟前的益津書院之香火，雖處於忽明忽暗之中，但總算維持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州許本銓首先拿出自己的薪水，又倡率學正張廷柏、郡人崔廷詔、劉元梁、勇書常等人，勸諭全郡的紳民捐資重建益津書院。在霸州東關大街購置了一所寬闊的民房院落，把原在城內的益津書院搬遷至此。於是，東關就成了益津書院民國前的最後歸宿了。

民國八年《霸州志》記載了許本銓事略：“許本銓，湖北天門人，拔貢，道光十九年署篆，虛已下士，奉法愛民，庚子歲捐錢四百緡，倡率士民，創置益津書院，始開課肄業，膏火獎賞各費均捐俸備辦，生童試卷皆親自校閲，指授多方，是科獲雋二人，文運為之一興。”

據文獻載：益津書院坐落在東門外西街，座西面東，東向大門一間，門匾書“益津書院”四個大字。書院分三個院，進門一個大院，正面是講堂五間，額書“養根堂”。南北配房六間，儀門一座，門房一間，南齋房四間。南院東向有街門一間，門南邊有東廂房兩間，南房三間，敞棚兩間。北院有便門兩間，西房兩間。講堂後面還有一個院，有西房六間，房南有夾道後門一座，後門外邊就是城西曹家莊的香火地四十八畝，每年的地租錢全部作為書院的歲修之費。

咸豐五年（1855年），經費緊張，知州趙瀚（雲南昆明人）捐出自己的俸祿，為書院添置了方桌六十張、方凳一百四十張、小凳五十張。貢生崔燾也慷慨捐贈了書籍二百六十冊。崔燾在捐書稟文中説：“我益津書院，為課士育才之地，創設已久。伏念學問根柢，必由讀書取士之道，宜光器識欲求命體達用之真才，得有窮經研史之實學。而書院肄業生童類多寒士，購書甚難，使平日誦習無經籍以供其研討，無書史以供其考證，則雖有奮志向學之士，而啓迪無由，囿於聞見，終不能成其才。是經史典籍是為淑士育才之要具也。” “從此肄業諸生，青燈黃卷，幸有文史之足娛，雪案螢窗，不患無經之可讀，將見文教蔚興，賢才輩出，是亦培植人文之一助也。”

“崔燾，字仰之，貢生，世居城內，性方正，古梗而重然諾，人有所求無不應。族裏親友有窮困難堪者，往往不待其求而輒與之，即傾囊不惜也。光緒間，捐入益津書院書籍260冊，以加惠後學。宦遊累年，家徒四壁，人不堪其憂，而公則處之坦然，絕不以此易其廉介之操，阻其好義之行也。閩督邊公信任之，置之幕中，垂數十年。”

同治元年（1862年），知州曾世槐（四川隆昌人）又把布行經紀幫貼州署的六百餘吊錢，撥給了書院，以為膏火之資，鼓舞士風，同時聘請進士李時乾和山東舉人文明（字俊皆）等為主講人，書院的運行才得以維繫。

“李時乾，字健庵，四川人，同治癸亥恩科進士，安徽候補知縣，主講益津書院，卒於職。為人渾厚，聰穎過人，身後蕭條，葬於霸州城北掛甲莊村北，至今荒冢猶存焉。”

同治二年（1863年），毛慶麟（浙江遂安人）受命接替曾世槐任霸州知州。在毛慶麟接任時，曾世槐曾叮囑其兩件大事，一是修好城池保衞霸州人民；二是克服困難辦好益津書院。當時匪患日囂，烽煙四起，霸州的父母官們仍千方百計堅持着益津書院這一教育事業。他們抓軍事不誤文化建設，想方設法，使益津書院這面文化旗幟始終矗立在風雨飄搖之中。他們認為雖有戰亂，“書院之興廢士氣之屈伸系之，民俗之良莠、地運之盛衰亦因之。閭閻之風氣，恆視學校為轉移”。因此，知州毛慶麟親自督導益津書院，恐其辦學經費難以為繼，“乃為之定其成規，量入為出”，保證了“有廩餼以贍，有獎賞以勸”。致使益津書院“濟濟多士，敬業樂羣，學問文章臻臻日上”。當時霸州相鄰之州郡，教匪猖狂，但他們的地方官只重軍事，輕蔑教育，不懂得人民“薰其德而善良，勃興禮儀才能不為詖行邪説所惑”的道理，忽視了“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的古訓，而“取養士之費以養兵”，荒蕪了書院，把書院變為“屯軍糧、貯器械之地”。結果，“彼都人士莫不父子兄弟逼處鋒鏑之中”。“而我益津之學子獨得從容燕處，誦讀詩書，何其幸也。”

同治三年（1864年），知州陳如瑤（山東菏澤人）捐俸並號召郡紳捐獻，將書院修整一新。同治十二年（1873年），知州周乃大（浙江諸暨人）推薦和聘任品學兼優的霸州名士崔僩為益津書院主講。

“崔僩，字毅泉，霸州城內人，咸豐壬子科舉人。幼從伯父讀書，穎悟過人，為所鍾愛。僩貧而樂施，族人親友有苦乏者，必勉力周恤，家中就食者常超過家人數，所費不資，而悉賴傭書之收入，其仁慈為全境所共知。知州周乃大重其品學，聘為益津書院主講，繼又聘為《霸州志》（同治年）主纂。受其教者多成知名之士。光緒十四年故於青縣教諭任所，時李鴻章督直特諭本籍文武官員，迎柩進城治喪，為儒官未有之榮典。”

鑑於書院僅有六百餘吊的經費，不敷支發，以致“文理優長的山長不肯前來，生員未能鼓舞”，知州周乃大遂稟請上司將賑捐餘款的利息銀（每年一百七十餘兩）全部納入書院，以為延師授課的經費，並訂立了“益津書院章程”，把劃歸書院的經費明文法定起來，刻石立案，永遠遵守。唯恐銀價波動，影響經費實效，還核算出了經費生息數目，對經費的各項用途，都明確規定了具體數目。有了這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才使書院在經濟上有了保證，業務上得以正常運行。有歷任州官如此不懈努力，霸州益津書院才得以維持下來，發展下去。

益津書院之所以不廢，清朝以來的知州許君、趙君、曾君、毛君、陳君、周君都曾殫精竭慮，完成了歷史使命，為霸州人民造福於長遠，功德無量。

這六位霸州的父母官，都不是霸州人，然愛民善政，奉獻於霸州人民的誠心和熱忱，青史可鑑。這些人離任霸州之時，“紳民遮道相送，以數百計”。

光緒庚子年（1900年），益津書院遭遇生死劫難，八國聯軍入境，所有器具盡行焚燬，元氣大傷。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益津書院改建為高等小學堂。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春，在此成立霸州初級中學，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韓復榘夫婦，投資修建教學樓兩幢，西樓稱“向方樓”，北樓稱“淑德樓”。以後又由縣內各界人士捐款修建了圖書館、會議室、飯廳、運動場、朝會講台、學生宿舍等。此堪稱益津書院的後繼香火，是書院的發展和新興。霸州大台山村的韓復榘，官居他鄉，情繫桑梓，為家鄉教育事業作出了奉獻。

益津書院毀於“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八年戰亂，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已無暇顧及書院，直到二十一世紀，伴隨着霸州經濟的騰飛和“翰墨之鄉”的崛起，益津書院才又獲新生。

益津書院作為霸州歷史和文化的標誌和象徵，在歷史上，它的興起與建設是朝廷、地方官府與民間士紳多種力量推動的結果。而當代益津書院的復興，也是由於各級黨政領導以及各界專家學者共同努力推動，使益津書院發展成為一個霸州的地方文化品牌，一個展示霸州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的重要基地。

2006年《重修益津書院記》記述了益津書院隨世沉浮，屢經興衰，承續霸州古郡人文一脈的歷程。

“歲月遷流，天地翻覆，黍離之嘆方息，區夏已河清海宴。公曆2006年，歷經卅載改革開放，功積勳累，霸州社會安泰，經濟繁榮，民生富庶，文教昌隆，鹹稱盛治，超絕古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恥。傳承國脈，再鑄民族精神魂魄；興滅繼絕，弘揚傳統文化菁華。市民籲請，賢達建言，惓惓之意，聞達上聽。市委市府拼搏奮進，爭創經濟強市；埋頭苦幹，建設文化名城；廣集民智，打造和諧霸州；遂斥巨資，於行政中心大廈以北原霸州畫院處闢地拓畝，重建益津書院。四月奠基，十月告竣，設計營建，獨具匠心，廊廡亭榭，美奐美崙，曲盡工造之巧；殿閣苑池，富麗恢宏，彰顯大郡氣度；藏今露古，聘耳目之所欲；秀外慧中，導身心以爽愜。愷悌君子，濟濟多士，從容燕處，陶性冶情；臨案操觚，寫黼黻詩章；染翰潑墨，畫胸中奇景；循道守德，踵繼先賢，遍檢聖經儒典，以究天人之際，通幽明之變；啓憤發悱，砥節礪行，讀破舊史新史，以明德藝真道，求德藝雙馨。考諸社會歷史發展，物質與精神猶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一廢則雙傾。執政之旨，富民興郡。施治之要，樂民淳俗。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道地道，無非人道，以民之心為心，可以為天地立心，以生民之命為命，可以為生民立命，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民之所欲，恆縈在胸，可以為萬世開太平。重建益津書院，時適勢宜，惠施當代，澤被子孫，勒石以記，官民共勉。”

新世紀之初，在霸州經濟蓬勃發展，人文生態環境日趨良好的背景下，霸州即啓動了益津書院的重建工程。在對這所承載了七百年輝煌的文化古蹟的物質性重建和現代理念轉換中，霸州市委市政府，以建設文化名城為統攬，通過打造翰墨之鄉、戲曲之鄉、詞賦之鄉、温泉之鄉四張名片，全面提升凸現於京津冀都市圈的文化競爭力，積極推進霸州經濟社會的健康、協調、快速發展。

“翰墨之鄉”是霸州市一個具有鮮明區域文化特色的品牌，作為其重要依託的益津書院，在原有的社會教化功能下又注入了新的內容，使古老的益津書院具有了雙重涵義，一是積澱了數百年的教書育人的優良傳統，二是作為發掘源遠流長的霸州文脈，促進傳統文化向現代轉型的新的探索，為中國書院現代復興的版圖上增添新的格局。

“翰墨之鄉”也是霸州歷史上人才輩出的真實寫照。早在宋元時期就湧現出杜瑛、郝經等曠世文豪。作為霸州文化源頭之一的郝經和其世代棲息霸州的郝氏後人，創造了三晉文化和燕趙文化融合的典範，成為霸州地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郝經，山西陵川人，少年時遷居霸州，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入宋通好，被拘真州，十六年後乃歸，史稱“元朝之蘇武”。郝經家世業儒，早年就樹立了“以復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平生著述數百卷，字畫風格高古，取眾人所長以為己有，故其筆墨俊逸遒勁，似其為人，無傾側諂媚之態，為當代名筆。明清時期，郝公一脈又有郝鴻猷、郝傑、郝惟訥等三代大儒，才華富贍，工詩善書，氣象萬千。清中葉以來，霸州以書畫供奉宮廷者7人。崔廷綬，供事於武英殿繕書處，以書法名世。其字落筆大膽，結字奇崛，顧盼生姿，酣暢灑脱，乾隆帝讚譽有加。張巨源，曾繪製《九隻獅子圖》，光緒帝觀後大悦，欽定為廩膳生，併入國子監專事書畫，但他無意功名，藉故隱居鄉里，專攻水墨寫生，成名一方。他堅忍伉直，意氣慷慨，筆下人物、山水、蟲鳥、花卉，蕭散簡淡，逸筆草草，彌滿士人氣息。劉雋生，十七歲入清廷如意館，工人物、山水蘭竹，所作工整妍麗，雍容質樸，成為清末宮廷畫師中的翹楚。其人物繪畫受西方技法的影響，有“東方的郎士寧”之譽。清亡後，劉雋生仍隨遜帝溥儀作畫，至抗日戰爭結束，被稱為中國的最後一位宮廷畫師，其作品也成為中國宮廷繪畫中的絕唱。閻道生，中國近代畫壇一位文武雙修的隱逸之士。民國初年，拜武術大師李存義為師習武，尤篤劍術，後襄辦天津中華武士會，身居武林，傲視畫壇，“七·七事變”後退隱江湖。其畫宗費丹旭、任伯年，所作人物、山水筆法偉岸，邈然高遠，為中國古典人物繪畫的代表畫家之一。民國時期，霸州還有數位書法家供職於總統府，專事謄錄，如王恩熙、趙樹槐、趙樹桂等人，書法作品功力深厚，各具風貌，為時所重。建國後，霸州書畫界更是人才濟濟，宋廣訓、許鴻賓、米春茂、韓文來、馬文鸞等一大批書畫家脱穎而出，構成享譽全省乃至全國的霸州書畫家羣體。宋廣訓，中國著名版畫家，六十年代風靡全國的長篇小説《紅巖》的封面及插圖《小蘿蔔頭》為其所作，嗣後又創作出《魯迅》、《雁翎隊捷歸》等精品力作，這些充滿革命時代氣息的作品被譽為中國版畫史上的“紅色經典”。許鴻賓受教於齊派李苦禪及其他大師，後自成一家。他曾多次與李苦禪大師聯合作畫：他工筆寫草蟲，大師補以背景，配合默契，珠聯璧合。其作品多取鄉野小景入畫，或玉米莢豆、或蟋蟀蜻蜓，所繪蟈蟈更是一絕，其爪上毛刺、頭上觸鬚、翅上紋理，皆刻畫至微至精，遂有“蟈蟈許”之譽。馬文鸞長於寫意，兼善工筆，所繪牡丹、墨竹構思細巧，色澤清朗明快。楷書宗歐柳，行草取二王之妙，純熟清秀，如出天然，被書法界譽為“南有周昭，北有馬文鸞”。

“觀霸邑翰墨，融邊關文化之霸悍，宮廷文化之細膩，田園文化之恬淡，水鄉文化之輕靈於一體，既有傳統文化之嚴正，又有現代文化之張揚，風格迥異，流派紛呈。善工者筆觸所及纖豪畢見，寫照傳神。善寫者丹青旨處恣肆縱橫，大氣磅礴。即初涉翰墨池者重膽魄，作品雖稚，亦不乏精彩之筆。”

2006年初，霸州市投資2000萬元，恢復重建益津書院。書院佔地30畝，由開放式文化廣場、書畫院和展廳三部分構成。文化廣場佔地9600平方米，設有牌樓、影壁、套方庭、遊廊等。燈光裝飾為晚清民國華燈和王府庭院燈。西側為四柱三樓柱出頭牌樓及二柱帶跨樓牌樓。影壁正面及背面分別飾以“千載文風”和“益津八景”（霸台朝陽、老堤晚渡、環城煙柳、堂澱風荷、東廟波光、苑口秋濤、鹽池春鳥、北樓山色）浮雕。廣場南北兩側建有套方亭4座，中以遊廊相連，廊亭為古典木結構建築，彩繪油漆。書院的主體建築佔地1694平方米，系北方四合院聯合結構，屋宇寬敞，裝飾典雅，功能健全。書院門殿為磚砌基礎，由全實木仿古材料構成。院中央鑲嵌古霸州城微縮實景。四周迴廊環繞，並由許鴻賓畫室、韓文來畫室和其他20多個書畫創作室及活動室組成。展廳位於書畫院北側，由廣場北側腰門進入。展廳為鋼結構，屋頂、外牆面飾以仿古磚瓦，內部空間面積1269平方米，布展面積可達2500平方米。

2006年11月4日，霸州市隆重舉行益津書院落成典禮儀式暨“翰墨之鄉”書畫大賽優秀作品展。省教育廳廳長靳寶栓、省文化廳廳長許寧、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歐陽中石、中央文史館業務司司長劉松林、中國國家畫院院長龍瑞、謝永全、副院長盧禹舜、北京文史館副館長楊遇泰、首都師範大學教授王世徵、省文聯副主席鄭世芳、省美協主席祁海峯、中國書協副主席旭宇及我市市委書記辛紹傑、市長楊傑為益津書院落成剪綵。出席儀式的還有廊坊市和霸州市的部分領導，中央、國家部委、河北省、廊坊市部分藝術家、學者及文藝愛好者、全國各大傳媒記者及霸州書畫名家。霸州市委書記辛紹傑在儀式上致辭。辛紹傑説，益津書院的落成剪綵，是霸州市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它的落成對於廣大書畫愛好者交流才藝、展示才華是一個積極的平台。他説，我市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以建設文化名城為目標，不斷加大文化建設力度，先後投資近兩億元用於羣眾文化設施建設，益津書院、霸州市圖書館等一批大型羣眾性文化設施相繼建成並投入使用，有效地推動了人民羣眾文化生活的繁榮與發展，其中書法繪畫藝術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希望各界朋友多到霸州授業指導，使益津書院成為培養書畫新人的搖籃，成為廣大書畫愛好者學習交流的平台。靳寶栓和龍瑞分別在落成儀式上致辭。廊坊市美協主席雷金池還在儀式上展示了由著名書畫家孫其峯為祝賀益津書院落成而題寫的“千載文風”條幅。霸州市市長楊傑主持益津書院落成典禮儀式。儀式結束後，與會嘉賓共同參觀了“翰墨之鄉”書畫大賽優秀作品展。

翰墨之鄉書畫大賽是益津書院為檢閲霸州當代書畫創作實績而舉行的一次成果大展，是益津書院落成期間的主題活動。《霸州翰墨之鄉書畫大賽作品集》前言記述了當時的盛況：“益津書院復於盛世，以書畫寫逸情，筆墨歌太平。追溯文明根系，博採藝苑精華，領悟先哲創造之偉力，營造學術探究之氛圍。一幟之下，好者欣然趨之。文脈之傳承，夫復何疑焉。益津書院，內得賢宰支持，外得方家相助，傾全力辦書畫展事，童叟婦孺，踴躍參與者眾。日驟時短，飛鴻片羽不斷，花間選句，盡來珠玉之聲。觀其琳琅佳構，涵蓋南北，蔓延東西。既有大家手稿，令堂壁生輝，又有小荷尖角，使新綠添色。展覽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此一小步，無績即有功。信步展廳，瀏覽其中，勝若赴宴，三樂俱在矣。”

霸州市對益津書院這一輝煌文化遺蹟的重建，並非停留於恢復原有建築規制，而是做為一個關係到文化傳統承繼與創新的跨世紀工程。霸州市政府把對益津書院的長遠發展明確到“十一五”規劃中。益津書院初步形成了集文物保護、旅遊開發、書畫研究和人才培養四種功能於一身，良性循環、互動發展的格局。文物保護方面，霸州市一直注重書院古蹟的修復工作，組織了由地方史、文博、古建築、園藝等領域的專家，主持對古益津書院的重建，使之成為省內迄今為止規模最大、修復最好的縣市級古代書院。霸州市還廣泛蒐集整理書院創造的諸多有價值的歷史文物，蒐集歷代書院遺留下來的碑、匾、古籍，書院生徒課卷、名人手跡等等反映書院及霸州歷史的文物，充實書院，使益津書院成為霸州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旅遊開放方面，霸州市着力挖掘自身文化底藴，將古文物保護與休閒旅遊進行整合，推出霸州古文物景點遊與現代休閒遊的一體化套餐，形成獨具特色的旅遊品牌。旅遊開放是益津書院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書院結合本土歷史研究成果，展示霸州輝煌歷史，悠久文化，使之逐漸成為霸州文化旅遊的標誌性景點。書畫研究和人才培養功能，霸州市以書院為依託，以近千名書畫愛好者為基礎，以五十餘名省級以上書畫協會會員為骨幹，定期組織書畫筆會，定期舉行名家講座，定期進行名品展賣，促進霸州書畫藝術與京津乃至全國書畫藝術界的交流與合作。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際，中華文化現代重建之時，霸州益津書院正在地方文化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重新步入歷史的輝煌。

參考文獻：

一、《中國書院攬勝》 湖南大學出版社

二、《古老學府的現代復興》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三、《益津文韻》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四、《霸縣新志》（民國二十三年版） 天津文竹齋印

五、《霸縣誌》（1989年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六、《霸州人物誌》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七、《中國宮廷繪畫史》 遼寧美術出版社

八、《霸州崔氏家族史》 霸州崔氏家族史編委會

九、《益津書院簡介》《重建益津書院記》《霸州翰墨之鄉書畫大賽作品集》等。

（撰稿人：於其超 閻伯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