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類學

人類的生存一直同鄰近的土地、氣候、植物以及動物種羣發生着密切的關係，並對其產生影響，環境因素亦反過來作用於人類（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態人類學試圖探討人類羣體如何適應塑造其生存環境並伴隨此過程形成相應的風俗習慣以及社會、經濟、政治生活（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簡言之，生態人類學希望對人類社會文化作為適應環境的產物做出唯物的説明（Seymour-Smith 1986:62）。

作為對達爾文理論的迴應及其延續是很多人類學者繼而轉向環境決定論的研究，作為其理論闡述途徑。早期的文化決定論試圖通過按照環境的不同而勾畫人類羣體的文化形態，比如刻畫自然形態與人類技藝之間的相互關聯（Milton 1997）。博厄斯（Boas）、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等人以其詳細的民族誌指出了一個事實，即環境決定論無法面對諸多現實狀況，隨之一種形式靈活的環境決定論開始出現（Milton 1997）。這一時期，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提出了“文化生態”的概念，他探究了對相類似環境的適應問題，得出了關於跨文化同一性的結論（Netting 1996:267）。斯圖爾德的理論圍繞着“文化核”的概念，這個概念他定義為“同生存活動、經濟格局最緊密關聯諸特性的集合體”（Steward 1955:37）。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在遺傳變異的基礎上提出了關於進化較為全面的理論。每一代都要繁衍出比適合生存的數量更多的個體，而資源是有限的，那麼個體間的競爭也會隨之加劇，那些具有利於生存個性的或通過變異的個體得以繼續繁衍。正是環境的網絡決定了某種特性是否有利於生存。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對達爾文的論述有着較為明顯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馬爾薩斯是人口統計學的開創者，認為人口的增長必然要超出食物供給的限度（Seymour-Smith 1986:87），這種趨勢會導致疾病以及饑荒，從而導致人口增長速度放慢（Seymour-Smith 1986:87）。Ecology一詞來源於希臘語Oikos，意為居住地、棲息地。Haekl在1870年指明瞭現代意義上生態的概念，意為經濟、居民、動物的研究，即動物同有機及無機環境間的關係。這包含了達爾文所指出的生存競爭狀況下有益的對立關係（Netting 1977:1）。因此，生態系統是由生物體在一個受到制約的環境內的活動構成的。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生態、環境決定論在人類學領域不再受到推崇。生態人類學者間形成了新的學派，包括：生態系統範例研究、人種學、歷史生態學以及相應的研究，提供了關於風俗習慣以及適應制度的解釋（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態人類學者相信人類並非要適應其生活環境的總體，只能認為是選擇適應構成棲息地的某些形貌及要素。進一步講，每個人類羣體在文化方面都有各自的適應制度，特別是技藝。

諸如生態人類學這樣的領域與現在整個人類生存環境狀況息息相關。人類學知識對指導人類關於如何建構生命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有潛在的意義。人類學，當他把視點放在環境問題上時，即論證了保存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意義。生物多樣性對所有種羣的環境適應及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多樣性對人類而言起到同樣作用，因為它是我們適應環境的重要機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對文化變容理論存在模糊和僵硬的不滿刺激了生態觀點的引入。新的觀點認為研究自然環境在文化變容中的作用與環境決定論相比是詭辯的形式。生態人類學也在反對唯心論，唯心論是指所有自然的經驗性的事物都被人為認為是思想活動的反映。人類學從本質上反對思想意識可以驅使人類的活動和生存。生態人類學這一特殊領域指明瞭研究環境的唯物條件這一方向，對認識的形成有着潛在的影響。同時，斯圖爾德也從歷史個別主義和文化傳播論中受到啓發，不斷強調環境對文化以及對文化演變的影響（Barfield 1997:448）。博厄斯及其弟子（歷史具體主義的倡導者）主張文化是特有的不可比較的（Barfield 1997:491）。作為迴應，斯圖爾德對多線進化研究的方法論探索促使他對處於類似環境、社會文化統合處於同一階段而地域不同的幾種文化進行了詳細比較（Barfield 1997:449）。

斯圖爾德（1902—1972）開創了文化生態範例研究介紹了“文化核”的概念。1930年他調研了大盆地地區的肖松尼族人，記錄了當地原住民如何極大程度地依賴矮松果樹過着狩獵採集的生活。斯圖爾德證實了在那裏人口密度低，矮松果樹分佈稀疏的狀況，從而印證了人口密度和資源之間的直接關係。他同樣饒有興致地描述了水的利用和水的管理之間的關係。他在文化生態學方面的思考也同樣受到南美原始部落考察研究的影響。他編輯了一本關於南美印第安人的手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表。斯圖爾德的研究在現在被認為是特殊進化的範例。交叉文化的存在是相同環境因素作用的結果。斯圖爾德對部落的考查大致分為三個步驟：1、描述部落的自然資源及其提取加工的技藝；2、概述為了維持這些生計而形成的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3、探討以上兩個方面的表象如何影響文化的諸要素（Barfield 1997:448）。斯圖爾德經常躑躇在決定論和適應論之間（Barlee 1996）。他為了發現文化現象的規律而致力於比較的方法（Barfield 1997:448）。

馬爾薩斯（1766—1834）是人口學一書的作者（1798），對達爾文產生了重要影響。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成倍增長，而能源是有限的，人類消耗資源直至不得不為生存而競爭。按着這一假設一場為了生存的戰爭會隨之而來，只有一定數量的人能夠存活下來。馬爾薩斯的理論幫助形成了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説的生態學基礎。

懷特（White, Leslie，1900—1975）專注於進化的一般規律，以嚴謹的唯物主義論證而聞名（Barfield 1997:491）。他相信文化的進步是以消費牲畜獲得能量為前提的。從原始時代開始，人們即在利用這種能量，其結果是文化的演進。懷特總結了進化的普遍規律，他認為所有文化都是按一定進程演變的（這一進程可以依據消費牲畜的頭數來計算）。與之相對照的是，斯圖爾德只要求透過交叉文化讀取規律。懷特把人類學表述為“文化學”（Barfield 1997:491）。他提出了一個文化演進的法則C=E*T [C=culture（文化），E=energy（能量），T=technology（技藝）]。懷特提出了技藝決定論，即技藝決定思維方式。

哈里斯（Harris, Marvin，1927—）在非洲和巴西進行了田野調查，但他的主要成就是發展了文化唯物論。這一理論認為技藝、經濟因素是形成一個社會特質最基本的角色。哈里斯認為社會下層建築研究應優先於基礎建築和上層建築（Barfield 1997:137）。下層建築由生產模式、人口結構以及宗教儀式構成；基礎建築是指家庭經濟、政治經濟；上層建築由娛樂、美學的產品及服務構成。哈里斯的動機是論證諸文化要素是與特定環境相適應、唯物合理的存在（Milton 1997）。哈里斯195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留在那裏任教。他現在是佛羅里達大學的教授。

拉柏波特（Rappaport, Roy A.，1926—1997）的主要成就是把生態學與結構功能主義結合在一起。拉柏波特定義總結了一個叫做新功能主義的領域。他把文化定義為生態系統的機制。承載量（環境與文化綜合作用的結果——譯者）與資源消耗是拉柏波特研究的主要課題。這一研究是在新幾內亞進行的田野調查，他完成了儀式、宗教、生態的基礎系統研究，這一研究被定義為共時性功能主義性質的學説。科學的進化論；人類學的功能主義；新生態學對拉柏波特的研究構成了重要影響。與斯圖爾德、哈里斯一樣，拉柏波特對社會系統的底層建築尤為關注。他第一次成功地將生態科學與當時在人類學領域佔統治地位的功能主義融合在一起（Balee 1996）。拉柏波特曾是密西根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美國人類學協會主席（1987—89）（Moran 1990:xiii）。

旺達（Vayda, Andrew P.）是拉柏波特的老師，同樣是在新幾內亞進行了田野調查。旺達考察了俾斯麥山區人居生態系統，也考查了玻利尼西亞環礁地區的文化變容（Vayda 1969）。旺達敍述了新的生態學理論，相信人類族羣是分析的概念性單位，而非文化表述。這種新的生態學説主張人類生態系統是自我平衡模式。旺達和拉柏波特試圖探索一種全新的以生物學、基礎生態學為前提的生態比較研究，舊的生態學是斯圖爾德所倡導的文化意義上的概念。旺達195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在那裏成為人類學教授（Vayda 1969）。他是Maori Warfare和Environment and Cultutal Behavior兩書的作者，Peoples and Cultures of the Pacific和Man, Culture, and Animals: The Role of Animals in Human Ecological Adjustments兩書的編者。

內廷（Netting, Robert McM.）描述了農業實踐；家庭組織形式；土地的使用和佔有；部落衝突；人口的歷史演變；文化生態（Netting 1977）。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亞利桑那大學人類學教授。著作有：Hill Farmers of Nigeria: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Kofyar of the Jos Plateau, Cultural Ecology, and Balancing on ALP: Ecologic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Swiss Mountain Community（Moran 1984:xii）。

康克林（Conklin, Harold，1926—）在生態人類學的範疇內描述了原住民在土地肥沃、人口稀少條件下“刀耕火種”但並不破壞環境的案例（Netting 1996:268）。他廣泛細緻地描述了種植、動物種羣、氣候、土壤這些部落獲取食物的固有知識（Netting 1996:268），詳盡細緻地勾畫了地形、土地使用、村落邊界的圖表為生態學描述做出了範例（Netting 1996:268）。康克林主要關注的是菲律賓Hanunoo和Ifugao兩個部落在農業生態系統中民族生態和文化生態的統合（Barfield 1997:138）。

莫蘭（Moran, Emillio F.）是生態人類學，資源管理，以及農業發展方面的專家（Moran 1984:ix）。他深入考察了巴西亞馬遜河流域，分析論述了微觀生態系統展示的是一片肥沃富饒的土地，他的這一研究排除了宏觀分析（Balee 1996）。莫蘭是印第安那大學的教授，出版物有：Human Adaptability, Developing the Amazon, and The Dilemma of Amazonian Development（Moran 1984:ix）。

艾倫（Ellen, Roy F.，1947—）研究了生存活動的生態學；形質人類學；等級制度；以及貿易的組織形式（Moran 1990:X）。她是肯特大學的人類學、人類生態學教授（Moran 1990:X）。她的出版物有：Nuaulu Settlement and Ecology; Environment，Subsistence and System;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and Malinowski between Worlds。

柏利（Balee, William，1954—）主要從事歷史生態學的範例研究（Barfield 1997:138）在巴西亞馬遜河流域的Ka’apor部落完成了極有價值的生態學調研。Balee努力統合民族生態學、文化生態學、生物生態學、政治生態學和地域生態學進入一個框架內（Barfield 1997:138）。他記錄了Ka’apor人一種無意識的作為——對當地一個主要物種黃腳龜的崇拜，在臨近地區的黃腳龜滅絕以前，這個土著部落搬遷了，到附近其他村落尋找有黃腳龜的地方（Balee 1996）。著有Footprints of the Forest: Ka’apor Ethnobotany—The Historecal Ecology of Plant Utilization by an Amazonian People一書，編著：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柏利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杜蘭大學的人類學教授。

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斯圖爾德在這部極有創意的著作中提出了多線進化的理論，“認為在相似的環境條件作用下會有幾種同樣的進化形式；但有幾種具體的文化樣式會按一定規則出現在所有人類羣體中”（Steward 1955:4）。斯圖爾德試圖尋找文化變容的本質並設想構築文化變容產生於環境適應的認識方法論（Steward 1955:4）。這種適應被稱為文化生態學。斯圖爾德（1955:4）認為“交叉文化在相同環境下伴隨着同樣的環境適應進程而得以演變”。文化生態學的基本問題是人類的行為方式是為了適應其生存環境進行調整的結果，還是在可能範圍內自由選擇的結果（Steward 1955:36）。此外斯圖爾德還定義了“文化核”的概念，探討了文化生態學的方法論；生態適應的多樣性；複雜社會形式的發展；文化生態應用的幾個案例，這些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影響了諸多生態人類學學者，促使嶄新的、較為全面的理論以及方法論得以形成。

1992.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India’s Sacred Cattle. Current Anthropology 7:51-66.

這篇論文是哈里斯應用文化唯物論研究的最好範例，特別是關於印度教禁止吃牛肉禁忌的論述。他證實這一禁忌是同地方環境相關聯的，因為牛是有很多用途的（Milton 1997）。這樣，宗教禁忌是有其合理一面的，從唯物論角度講因為牛確保了資源的提供（Milton 1997）。哈里斯對於大量牛的存在沒有價值的言論提出了質疑。生態學的觀點質疑任何關於牛缺少實際價值的言論，尤其是當把牛置於生態系統的視點而非單純考慮其市場價值的時候（Harris 1992:52）。比如：牛提供牛糞、牛奶、以及提供勞動，在哈里斯的這篇論文裏他充分探討了這方面的例證，指出牛糞是當地重要的能源和肥料，當時印度每天近46.7%的產品來自牛奶（Harris 1966:53）。哈里斯（1966:53）這樣敍述道：“在印度的生態系統中佔有重要位置的牛糞為穀物生產也做出了必要的貢獻，而當地人卡路里的約80%來自這些穀物。”對印度農民而言，牛最簡單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提供了牽引工具。而且，每年有大約25,000,000頭的旱牛及水牛死亡，這為生態系統提供了豐富的有機質（Harris 1966:54）。哈里斯通過對印度關於牛的問題較為全面的觀察描述，有力地駁斥了動物無用論以及經濟學上的某些謬誤。

1968. Pigs for the Ancestors: 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這本書是對新幾內亞Tsembaga部落的調查結果。這個部落由大約200人構成，分別居住在兩個相對獨立的村落裏，養豬是他們最重要的生計。拉柏波特發現在這個部落裏家豬與人消費同樣的食物，因此他們必須生產出足夠的剩餘產品以維持豬羣的數量。豬是結婚時的聘禮以及戰爭結束時的慶祝用品，其數量必須得到保證。豬的宰殺是用於儀式目的的，飼養週期伴隨戰爭週期。這樣一個週期需要7—10年。拉柏波特這樣闡述道：“諸如Tsembaga部落相信養豬是對先祖的供奉這樣一種認知模式導致了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比如人類族羣或動物種羣的規模擴大”（Netting 1996:269）。這樣，宗教信仰或kaiko儀式即成為了保持種羣規模維護生態系統平衡的控制方式（Netting 1996:269）。在被稱為kaiko的儀式上Tsembaga人宰殺自己飼養的豬，部落人共同分享盛宴。kaiko可以理解為“宰牲節”。在文化人類學範疇裏進行動物的生態學研究直接誘使了生態人類學的出現，從而替代了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Barfield 1997:137）。

1997. Cultural Ecology. Reading, Massachusetts: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此書全面地總結概括了生態人類學，強調了他對探索人類自身以及人類侷限性的作用。內廷以他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調研為例闡明瞭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之間的關係；也探討了火燒農耕的未來和綠色革命的邏輯關係（Netting 1997:Preface）。此書包含了生態學展望、狩獵採集民、西北海岸的漁民、東非牧民、農耕民、田野調查的方法論、以及生態學的侷限性諸章節。提供了大量生態人類學應用範例研究，是人類學領域裏關於生態學研究不可多得的綱要和概論。

承載量（Carrying Capacity）出自莫蘭（1979:326），是指“一個居住地所能夠容納的人口數量”。這一概念涉及到人口壓力問題，提出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對人類的要求（Moran 1979:334）。但承載量也會隨技藝的改變而改變。拉柏波特對Tsembaga部落的研究論述是生態人類學關於承載量概念的應用範例。

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關注人類社會或某個族羣對其生存環境的適應問題，強調人對自然世界的體驗通過文化的媒介形成技藝配置、經濟、社會組織這些載體。

斯圖爾德（1955:37）定義文化核（Culture Core）的概念是同生存活動、經濟格局最緊密關聯諸特性的集合體，它包括包含政治、宗教、以及集團的組織形式。

歷時性研究（Diachronic Study）包含了歷史的或演變的時間因素（Moran 1979:328），斯圖爾德進行了歷時性研究（Moran 1979:42）。

生態學（Ecology）是生命體與構成環境的非生命體之間關係的研究（Moran 1979:328），是有機體與環境要素之間關係的產物（詳見緒論部分）。

一個生態系統（Ecosystem）是指環境及構成它一部分的生命有機體之間的結構性及功能性的相互關係（Moran 1990:3）。因為生態系統較為複雜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進行考察。莫蘭關於亞馬遜河流域土壤的研究是微觀生態系統分析的範例（詳見主要論著）。

生態系統研究/模式（Ecosystem Approach/Model）這一概念是一些生態人類學者關注物質條件構成（非生命體）的研究（Moran 1990:3）。主張把物質環境作為基本前提探討種羣的演變及適應問題。生態系統研究模式在生態人類學領域起到了核心作用（詳見方法論）。

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指某個因素會造成決定性影響。文化和自然有緊密關聯的想象是環境決定論的前提基礎，因為文化是對特定環境的適應（Steward 1955:35）。環境決定人類的社會文化形式（Milton 1997）。

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是探討土著人如何認識自然環境現象的領域（Barfield:1997:138）。民族生態學經常把視野放置於當地人的等級制度，因為等級劃分制度往往暗示了環境狀況（比如土壤類型、種植物、動物）。

歷史生態學（Historical Ecology）探討文化和環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如何相互作用（Barfield 1997:138）。這些研究具有歷時性特質。歷史生態學從全面論的角度斷言人類的生存一定伴隨着文化，從這一觀點可以推斷歷史生態學與環境決定論相比能夠更為全面地闡明人類族羣與物質環境之間的關係。歷史生態學試圖論證土地是人類活動的產物這一命題（Balee 1996）。

隱性儀式（Latent Function）是不被明確陳述、認可，以及行動意圖不明的儀式。因此只能依靠觀察者自己的判斷。它包含有話語和實際操作兩個層面。例如，Pigs for the Ancestors: 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一書裏，祭祀的隱性儀式是當地人飼養大量的家豬；顯性儀式是殺豬祭祀先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化生態學開始關注資源作為環境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的機理，儘管一個地域內還有其它可變因素，但資源因素終將影響這一地域的承載量。

顯性儀式（Manifest Function）是被明確表達，參與者可以理解相關行動的儀式。比如跳“雨舞”的顯性儀式是求雨，參加者對儀式的目的、結果有明確的意圖和決心，這可以理解為結構功能性認知模式。

新功能主義學説（Neofunctionalism）這一學説是富有建設意義的，但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存在很短時間即轉換成為了結構功能主義學説。新功能主義學説明確關注水平系統的交互作用，特別是負回饋問題，相信技藝—環境力量最為重要。環境、生態和人口是研究課題（Bettinger 1996:851）。對新功能主義學説而言，文化還原成為了適應制度，功能性行為是自我平衡的、起調節中和作用的行為，它在很大程度上維持着一個生態系統的存在。新功能性行為的作用是可以衡量的現實選擇，例如人口密度，因為人口密度是環境適應能力的結果（亦如進化生態學所指出的）（Bettinger 1996:852）。

拉柏波特從事了共時性研究（Synchronic Study）。即只在某一時間段進行橫向調研，而並不縱深地考慮其歷史進程。

生態人類學在其發展進程中產生了幾種不同的方法論。文化生態學方法盛行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早期，致力於部落技藝的原始屬性是環境資源產物的研究（Milton 1997）。認為人類的行為方式與技藝形式緊密相連，進而探討文化的其它要素如何受到這些行為方式的影響（Milton 1997）。

哈里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總結髮展了新的方法論，對哈里斯而言文化變容源於基礎建築。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論發展了生態學闡釋使其變為清晰、科學系統的研究方法（Barfield 1997:137）。這一適應性概念是哈里斯的主要敍述機制（Milton 1997）。哈里斯的成就和研究方法意味着希望把人類學引入達爾文的方向。

拉柏波特和旺達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為新方法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關注的是生態系統研究，系統的機能，以及能量的流動。這些研究方法有賴於對諸如熱量、蛋白質消耗量的計算衡量。深入細緻的思考帶來了諸多有別於生物生態學研究的概念，例如承載量、環境限定因素、自我平衡、以及適應制度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生態系統研究方法在生態人類學界很盛行（Milton 1997）。這一時期民族生態學也盛行一時，民族生態學的方法論最終轉化成為認知人類學。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初激進的文化相對論開始盛行。到了九十年代生態人類學者開始拒絕極端的文化相對論並駁斥現代主義者的二分法（身體和意識，行動和思想，自然和文化）（Milton 1997）。近期的生態人類學包含有政治生態學，它結合傳統概念諸如環境—技藝—族羣—社會突顯政治經濟因素導致的“權力”以及歷史性的不平等；評價批判了第三世界國家的開發計劃；分析了環境惡化的機理（Netting 1996:270）。

人類學知識推進了生態學研究。生物生態學的引入也為文化人類學這一學科增添了新鮮的、科學的視野。生態人類學理論對建立人類可持續發展變化模式提供了幫助。通過對原始部落在生態學範疇內的調查研究，人類學者認識到諸多隱秘的關於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知識。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亞馬遜河流域開發導致的諸多問題提升了人類學的感知能力。生態學這樣一個邊緣學科以及人類學領域裏生態系統概念的存在為其理論增加了新的層面，生態學調查為人類學注入了不同元素的活力。

現在已經沒有多少生態人類學者真正贊同文化生態學的主張。文化生態學研究只限定在平等主義的社會里，其理論和方法論只能解釋靜止事物，而無法解釋動態問題（Balee 1996），其明顯的缺陷是缺乏對歷史層面的關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很多學者放棄斯圖爾德的觀點，轉而採納了文化和環境可以互動的新主張，由此成就了生態人類學這一研究方向。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論同樣受到質疑。米爾頓（1997）：“他關於文化要素是適應制度的表述使他的研究帶有明顯的決定論性質…。”實際上一些學者指出文化唯物論比起文化生態學更具有決定論特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因為生態系統研究的興起使環境決定論基本被捨棄。

莫蘭（1990:16）批判生態系統研究賦予生態系統以生物有機體屬性的傾向；忽視了時間和結構的改變；忽視了個體的作用；過分強調了系統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