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態學

民族生態學（Minzu-ecology）是生態學發展的最高級階段。生態學的發展經歷了植物生態學、動物生態學、人類生態學、民族生態學四個階段。植物生態學某種意義上只研究植物與其環境之間的關係，隨着保護生態學發展，人們發現了其的侷限性，因為離開了動物，純粹只考慮植物生態是毫無疑義的，因為動物可能瞬間就將其破壞；因此，就產生的第二個階段動物生態學，然而人類的破壞力較動物幅度更大，就產生了人類生態學，也是首次將文理科結合起來，民族生態學是生態學發展的最高級階段，是研究特定人羣（以民族為單位）來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風俗、信仰等影響生態環境的變革。

民族生態學還應該把民族人口規律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來考慮，中心問題是探討不同民族社會與自然環境統一體系的結構與功能、能量流、物質流、信息流的動態規律性。

民族生態學是研究不同民族與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係的科學，研究不同民族之間的生態依賴機制，研究同一生態環境對不同民族文化起源，發展的不同影響。如：研究全部生態地貌，長江、黃河等水系、山脈、高原、盆地、沙漠、海洋、草原等對不同民族的文化影響，如長江的上中下游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態文化等等，研究的主體是不同的的民族人羣，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應用生態學的基本原理研究不同民族和跨民族間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不僅包括不同土著人羣對其依賴的生態環境的影響，也包括環境如何影響民族的文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往往忽略漢族的關係，漢族的農耕文化，兩河文化起源和孺子百家的文化對生態的影響等。

民族生態學既不等同於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也不等同於生態民族學。全國碩士點只有中央民族大學（兼具文理的特性，是交叉學科，2009）和雲南大學（雲南大學的側重於文科方面，屬於民族學的分支，2010）。博士點僅有中央民族大學（2009）。

民族生態學由來已久，從人類遠古時期延續到今，民族生態學是研究不同民族和社會如何與其自然環境中各個方而包括植物、動物、土地、森林和土壤等相互作用關係的一門科學。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中，人類社會不僅僅積累了認識、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及其資源的傳統知識，也與自然的動植物、生物與非生物的環境建立了密切地相互依存的關係，並在某個地區的同人羣和不同人羣或社會羣體中建立了與自然界和諧生存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並在其宗教信仰、技術實踐和規章制度中得到具體反映，這就是民族文化的生態學內涵；即民族生態學。因此，民族生態學可以定義為研究不同民族和社會如何與其自然環境中各個方面包括植物、動物、土地、森林和土壤等相互作用關係的一門科學。它涉及到傳統的世界觀、自然崇拜和文化信仰；人與環境、疾病認知的傳統醫學；滋養自然和利用資源的傳統生產生計活動的操作實踐，是傳統社會調控人與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資源間相互關係的“智能閥門”、“知識體系”和“管理制度”：而這種人和環境高度複雜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生命、生產和生態網隨着一定空間和時間內社會和環境變化而變化；併到達一種新的動態的平衡，這就是民族的生態適應。

民族生態學的翻譯之爭論，因為傳統的民族一詞翻譯有一定的誤導性，國外沒有對應的民族一詞，只有種族一詞，因此翻譯是不確切的。正確譯法為Minzu-ecology。

1941年民族植物學

1976年民族生物學

1995年民族動物學

20世紀50年代至今

美國H.Conklin 1954年 AN ETHNOECOLOGICAL APPROACH TO SHIFTING AGRICULTURE

G.G.Esculet 1989年採用ethnoecologie表示不同社會羣體與環境互動關係

美國V.M.Toleto 1992年進行學科界定：包括民族植物學、民族生物學、民族動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學等諸多分支，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

1988年在巴西舉辦第一屆國際民族生物學大會ICE

2010年在北京舉辦第一屆民族生態學大會

1.不同民族的發展與自然資源

2.不同民族的發展與環境

3.不同民族的可持續發展

1.民族生態系統及其變化規律

2.不同民族利用自然資源（尤其生物資源）

3.不同民族的可持續發展

1.少數民族和漢族傳統知識與生物多樣性保護

2.不同生物資源利用的民族生態學基礎

3.典型民族生態系統維持機制

4.少數民族和漢族傳統生產方式與環境保護，如哈尼梯田生態系統，沙漠生態系統，凍土生態系統、長江、黃河上中下游生態系統

不同少數民族聚居區，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如長江、黃河上中下游泳不同民族的生態系統關係體制、機制、獲益共享機制研究等。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後，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通過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係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並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於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後，由於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鑑於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誌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徵，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誌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總的來説，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