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雜論

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文學革命。早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機日益加重,改革文學以喚起民族覺醒的啓蒙要求﹐在理論﹑詩歌﹑小説﹑戲劇﹑散文各個領域進行了文學改良的初步嘗試﹐為“五四”文學革命作了思想與文學的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中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國社會新的民主勢力──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發展。十月革命又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帶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這樣的經濟﹑政治﹑思想背景下﹐觸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這一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突破口﹐“五四”文學革命以反對封建矇昧主義與專制主義的舊教條﹐提倡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主要旗幟﹐向封建舊文學展開了猛烈進攻﹐鋒芒所及﹐從內容到形式﹐無不引起巨大的變革﹐開始了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個新的文學運動﹐發軔於北京﹑上海等少數文化發達的城市﹐在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深入全國各地﹔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省和以後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東北地區以及香港﹑澳門等地﹐也都發生了並且進行著同樣的或者類似的文學變革。

現代文學在“五四”文學革命以後的60多年發展過程中﹐隨著中國革命與社會性質的演變﹐以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轉折﹐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時期兩個歷史階段。兩個階段的文學既有各自的歷史面貌﹐顯示出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又具有共同的傳統與特點﹐存在著內在的連續性。新民主主義文學中所孕育的社會主義因素﹐保證了文學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便形成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洪流。

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的歷史性變革﹐集中地表現為大大加強了文學與人民羣眾的結合﹐文學與進步的社會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自覺聯繫。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歷史特點與傳統。“五四”文學革命由倡導白話文開始﹐就體現了文學必須能為最廣大的羣眾所接受的歷史要求。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並提出了“國民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以表現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會人生為文學的根本任務。在創作實踐上﹐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徹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題和人物﹕普通農民與下層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傾向的新式知識分子﹐取代封建舊文學中常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成為文學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舊道德﹑舊傳統﹑舊制度”﹑“表現下層人民的不幸”﹑“改造國民性”與“爭取個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題。

“五四”以後﹐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並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顯示出自己的力量﹔與歷史的這一發展相適應﹐20年代中後期起在文學上提出了以“農工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與表現對象的要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以後﹐更明確規定以大眾化作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中心。

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危難使作家與人民有了共同命運﹐推動著許多曾經有過脱離人民的傾向﹐“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走出個人小天地。“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成為抗戰初期不同政治藝術傾向的作家的共同要求。

1942年﹐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人民政權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鮮明地提出了“文藝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服務”的根本方向。在深入工農兵火熱鬥爭實踐中﹐鍛煉出一支熟悉工農兵生活並在思想感情上與工農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藝隊伍﹔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特別是從他們中間成長起來的新人﹐成為文學的主要描寫對象與歌頌對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民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為文學與人民在更大的廣度與深度上的結合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作家獲得了深入工農兵和表現工農兵的自由及各種物質上的保證。隨著人民文化科學水平的提高﹐人民羣眾不僅充分享有欣賞文學藝術作品的權利﹐而且從直接參加體力勞動的工農羣眾中不斷產生出有文學才能的專業和業餘作者。社會主義祖國的統一和團結﹐促進了各兄弟民族文學的發展。

20年代末與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得到了有力的倡導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向文學的現實主義提出了加強與工農大眾實際生活的聯繫﹑自覺地揭示歷史發展趨向﹑表現無產階級理想等要求﹐並有了“新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理論的介紹與提倡。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面臨著全新的課題﹕如何把無產階級的思想要求即傾向性﹐與作品的藝術真實性的要求統一起來﹔如何認識與解決無產階級文學必須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對工農生活不熟悉之間的矛盾。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於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係著現代文學的發展。現代文學在發展初期﹐為打破抱殘守缺的國粹主義的思想統治﹐進行文學的徹底革新﹐曾對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文藝思潮﹑文學流派﹐包括各種文學形式﹑表現手法﹐作了全面介紹與廣泛吸收﹐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學遺產進行重新評價。這對打碎封建舊思想﹑舊文學的枷鎖﹐促進思想與藝術的解放﹐促進文學的現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曾經指出﹐中國現代小説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要求﹐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且介亭雜文?〈草鞋腳〉小引》)﹐他自己開始進行創作時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説來》)。但由於中國現代作家自身與中國人民生活﹐特別是與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天然聯繫﹐對民族心理﹑習俗﹑語言的熟悉﹐以及中國傳統文學的修養﹐外來文化必然經過有意識地借鑑﹑汲取﹑消化的過程﹐逐步實現民族化。中國現代文學各個領域的早期開拓者﹐無論是小説領域的魯迅﹑郁達夫﹑葉聖陶﹐詩歌領域的郭沫若﹑聞一多﹐散文領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戲劇領域的田漢﹑洪深﹐他們的創作幾乎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現代化與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徵。與此同時﹐作為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現象﹐也曾經出現過對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義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學)上“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一些創作存在著脱離羣眾﹑脱離民族傳統的“歐化”傾向。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於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係著現代文學的發展。現代文學在發展初期﹐為打破抱殘守缺的國粹主義的思想統治﹐進行文學的徹底革新﹐曾對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文藝思潮﹑文學流派﹐包括各種文學形式﹑表現手法﹐作了全面介紹與廣泛吸收﹐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學遺產進行重新評價。

50﹑60年代﹐曾有計畫地廣泛介紹了東西方古代和18﹑19世紀的文藝理論與文學作品﹔由於複雜的內外原因﹐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則相對隔膜。對50﹑60年代新中國文學創作起著重大影響的仍然是俄羅斯﹑蘇聯和西方進步文學。

70年代中後期﹐在擺脱了思想與文化的10年禁錮之後﹐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頻繁和深入﹕不僅包括西方現代派在內的各種創作方法﹑流派﹑風格的作品廣泛地介紹到中國﹐中國現代文學藝術也越來越為世界文壇和各國人民所關注。

中國現代文學雖然已有了60多年曆史﹐卻還比較年輕﹐對這種年輕的文學作出真正系統的歷史考察﹐開始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及其他理論著作﹐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導言》及他為一些現代文學作品所寫的序言及有關論述﹐茅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一集導言》及一系列作家論﹐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以及馮雪峯稍後寫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等﹐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研究現代文學的最初嘗試。在此以前發表的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同時期出版的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等著作﹐在學術界也產生過一定影響。40年代初﹐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關於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文學的一系列論述﹐更為現代文學研究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是最初的成果﹐50年代後期與60年代初﹐出現了一些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由於受政治上“左”的思潮影響﹐普遍存在研究範圍縮小﹑用政治結論代替歷史評價與藝術分析的傾向。1978年以後公開出版的多種集體編著的現代文學史﹐分別由唐弢與嚴家炎﹑林志浩﹑田仲濟與孫昌熙等主編。同時出現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文學發展歷史的專著﹐如張鍾等的《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等10所高等院校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等。這些著作力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現代文學史上紛紜複雜的文學運動﹑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作出科學的評價﹐並著力於揭示現代文學發展中的歷史線索﹐顯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達到的新的水平。 　70年代﹐台灣與香港曾先後出版了周錦的《中國新文學史》與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