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家

主要的玄學大師有：竹林七賢（阮籍、嵇康、王戎、劉伶、山濤、向秀、阮咸）

即“玄遠之學”，它以儒家立場綜合儒道立論，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説：“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還用他們的老、莊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魏晉玄學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朝樸學共同構成了中國思想史的不同發展階段。

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脱了兩漢經學章句箋註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

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玄學所提出的或着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夢覺、本跡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道家所具備重視，而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玄學家雖然重視《老子》一書，但認為老不及聖（孔子），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説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

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主要階段：

玄學正式登上歷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240~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等祖述老莊。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讀《老子》的 《老子注》 、 《老子指略》 及解讀《周易》思想的《周易注》、 《周易略例》四部。 其中 《老子指略》 、 《周易略例》是王弼對《老子》、《周易》所做的總體性分析的文章。

正始之後，隨着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頠、楊泉等“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

西晉玄學（約263～316年）以裴頠、郭象為代表，構成玄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玄學仍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貴無派發展到極端，使當時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謝鯤等人，繼承嵇、阮思想中頹廢的一面，嗜酒極欲，追求表面形跡上的放達。這種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學貴無派在思想上的創造力，使它走向沒落。

東晉玄學（約317～ 420年）以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這時司馬氏政權南遷，社會矛盾尖鋭複雜，進一步導致思想上的空虛。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問題便成為玄學的中心內容。東晉時期，佛學蓬勃發展起來，玄學與佛學互相影響，佛學者談玄，玄學者論佛，成為一時風尚。言其合流，固是當時學術發展之大趨勢。東晉以後，玄學與佛學逐漸合流，並被佛學所取代。

是中國魏晉時期到宋朝中葉之間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其思潮持續時間自漢末起至宋朝中葉結束。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郎擎霄《莊子學案》概述説：當時達官名士，多宗老莊如魏王弼、何晏、山濤、阮籍、嵇康、向秀、郭象，晉王濟、王衍、盧諶、庾數、庾亮、桓石秀、司馬彪、崔饌、李頤，宋戴順、李叔乏、齊祖沖之、徐白珍，梁江轎、伏曼客、摜埸、嚴植之、劉昭、庾曼倩，陳周弘正、徐陵、全緩、張譏、陸瑜，北魏程駿、邱晏，北齊杜弼其最著者也。這是一個不小的名單，但並非全部。社會各階層習《莊》之風蔚為大觀，按呂思勉先生的説法，此風一直到隋才慢慢停息。“帝王、貴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藝士、婦女無不能之。餘風又流衍於北。入隋乃息 ^[3]  。”這是就整個老莊而言的，老莊實不可分。玄學至東晉後不減反增更是風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於學官，南朝宋齊兩代的官方四學都包括玄學，梁、陳兩代又盛行講論“三玄”之風，故而東晉南朝都應當是玄學的流行期。 ^[2] 

如果説，魏晉玄學是精緻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則當時的養生可謂是實踐中的操作，這二者，構成了互為表裏的關係。對此，湯用彤早已指出：“中華方術與玄學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説。漢魏之際，清談之風大盛，佛經之譯出較多，於是佛教乃脱離方術而獨立，進而高談清淨無為之玄致。其中演變之關鍵有二要義，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義，變遷附益，至魏晉之世遂進為玄理之大宗也0”

在魏晉時代，老莊的玄學特盛，因玄學與般若學相近，當時僧人也高談玄學。佛教到東晉時，其勢大盛，西域大師接踵而來，中國寺僧，漸具規模。般若之學大行，談玄説妙。最可稱道者為羅什之東來，法顯之西行，道安之領袖羣倫，羅什之大開譯業。什之門下十哲四聖，皆當時精研老莊的第一流學者。時北方世亂，道安高足慧遠隱居匡廬，研究般若，毗曇，提倡彌陀淨土，一時名賢大集，成為江南佛法之重鎮。後有真諦之譯唯識諸論，羅什法顯等又譯十誦、五分、四分等律。諸宗經論於是大備。僧肇是東晉時期的著名佛學家,他以"即體即用"的理論貢獻,在中國哲學和佛學史上佔有極重要地位。由於其出入於佛玄之間的思想特色,學界歷來對其佛學玄學化問題評判不一。通過對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不真空論》的解讀分析,可以看出由於僧肇佛學與魏晉玄學有不同的理路、不同的理論建構和不同的境界追求,從而使兩者有內容實質上的區別,而"即體即用"的中道空觀是僧肇佛學雖運用了玄學但沒有玄學化的根本原因。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