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經學

前一四零年，漢武帝即位。召集全國文士，親自出題考試，並親自閲卷，重用《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公孫弘，並下令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被罷斥，儒學從此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公孫弘是個獄吏出身的儒生，漢武帝為了提倡儒學，前一二四年，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孫弘前，丞相皆為列侯貴族，公孫弘出身貧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學因此成為最行時的學術。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須學習儒經，才能得到任用或升遷，儒學獨尊的地位更加鞏固了。

漢武帝特別提倡《春秋公羊》學，這是因為《春秋》經是孔子正名分（誅亂臣賊子）的著作，是封建專制主義具體應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現，其他經書都不象《春秋》那樣適用。還有一個特點是《春秋》經文字極其簡單隱晦，便於學者在最大限度內加以穿鑿和引申。漢武帝選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適應這個需要，製成整套《公羊》學説的大師，就是被西漢儒生稱為“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的董仲舒。

西漢前期，朝廷也立儒經博士，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但指導政治的卻還是黃老刑名之學。儒生與黃老刑名學者，經常發生爭論，例如漢景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辯湯武革命。轅固據經義，説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説，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漢景帝下判斷説，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學者再爭論湯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贊成湯武革命。轅固又與道家竇太后辯兩家高低。竇太后發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漢景帝給他一把好刀，沒有被野豬咬死。這種學派間的鬥爭，顯然阻礙着統治階級內部的統 一，也就減少了上層建築的作用。董仲舒對西漢統一事業的貢獻，就在於他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説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義下、在《春秋公羊》學名義下統一起來。經董仲舒這個巨大的加工，向來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一變而成為“霸（黃老刑名）王（儒）道雜之”，合於漢家制度的儒學了。

董仲舒的哲學基本上是《易經》陰陽學説的引申。他認為任何一個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後，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兩方面性質不相同，這叫做“合各有陰陽”。陰陽數量可以相等，性質卻有一定，陽性尊、陰性卑，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陽（三綱），臣、子、妻是陰，陰不得獨立行事，只能從陽行事，事成不得分功。這叫做“陽兼於陰，陰兼（被兼）於陽”。陰陽不得同時並起，一定要有先後，陽總在先，陰總在後，陽是主體，陰是附屬，這叫做“一而不二”。陰陽二物，按一定的時候互相交替，一個起來，一個下去，一個增多，一個減少。起來了的到時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時候又起來；多了的不能多到過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絕滅，終而復始，循環不止，這叫做“常一而不滅”。做事不論大小難易，違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無成，比如目不能兩看，耳不能兩聽，手不能一手畫方一手畫圓，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這叫做“君子賤二而貴一”。天地的精氣合起來成一，分開來成陰陽，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時，配到東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順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勝”（如水勝火，金勝木）。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樣，也有陰陽五行。人是天之副，與天合而為一，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學的結論是“道（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天不變，道亦不變”；“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

《易經》的陰陽學與戰國以來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融合成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這樣，把儒家與陰陽五行家統一起來了。《易經》陰陽學説明陰陽的基本觀點是仁與義（“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為非曰義”），董仲舒説陽是天之德，陰是天之刑，刑主殺，德主生，天親陽而疏陰，重德而不重刑。這樣，把儒家的仁義與黃老刑名之學統一起來了。董仲舒説天不是為王生民，而是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讓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奪去他的王位。有道伐無道，是天理也是人理。這樣，把儒家湯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學説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説統一起來了。墨學的本旨在於利民，董仲舒説，天使人有義和利兩種生活，利（物質）養人的身體，義養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義重於利。這樣，把儒家與墨家統一起來了，儒家孟子學派説性善，荀子學派説性惡，董仲舒説天有陰與陽，人有性與情（情慾），性有為善的端緒，但必待教誨而後成為善。這樣，把孟荀兩派統一起來了。董仲舒的哲學觀點是循環的不是發展的，是調和的不是鬥爭的，有唯物論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論；有辯證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董仲舒的統一論是各家學説的融合體，正是最適合於西漢政治上需要的一種哲學。

董仲舒根據他的哲學觀點，提出許多影響甚大的建議。這些建議，極大部分被漢武帝採納並得到實行。

（一）大一統——董仲舒説：孔子修《春秋》，把一統當作首要的大事，因為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義。學士們各持異説，朝廷無法一統，法制屢變，臣民不知所從。請將不屬於《六經》、不合於孔子的學説，一概廢絕不用，專用儒術。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罰慘刻，漢律大體沿襲秦律，路温舒《尚德緩刑書》裏説，“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張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嚴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學説代替法家學説。他認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關鍵所在。他説，秦行商鞅法，准許民間賣買田地，富家田聯成一大片，貧民連放個錐子的地方也沒有。耕種富家田，要納税十分之五，窮的只能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漢朝繼承秦法，一切不變。富人貴人憑藉勢力，與庶民爭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們！於是富貴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產業多得很，積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貪多無厭，一味壓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剝削，月月見緊縮，從小窮變成大窮。富貴人家奢侈淫佚，貧苦人家窮急愁苦，這實在是更化的時候了。董仲舒建議限田，不許豪富佔田過限；釋放奴婢，禁止擅殺奴婢；減輕賦税，節省徭役，讓庶民的負擔略為寬舒些。董仲舒這個對農民充滿同情心的正義性建議，後來得到漢武帝的採納，但專禁商賈佔田，沒收他們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陰陽災異——在落後社會里，占卜術常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漢武帝曾召集各種占卜家，問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説可，堪輿家説不可，建除家説不吉，叢辰家説大凶，歷家説小兇，天人家説小吉，太一家説大吉。辯論紛紜，不得解決。漢武帝判斷説，一切宜忌，以五行家為主。五行家得漢武帝的尊信，成為日常生活的指導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經記錄天變災異，原來並不含什麼迷信的意義。陸賈在漢高帝時作《新語》，説“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足見戰國儒者，已開始推災異。董仲舒取《春秋》所記天變災異廣泛地予以附會穿鑿，使《公羊》學徹底的陰陽五行化。這在董仲舒學説裏，是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部分，儒學蒙上濃厚的迷信色彩，幾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這個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來對朝廷奉迎取寵，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來進行諫諍，因為在專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議論朝政，是一種冒險的行為。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變災異來附會經義，以此為論據，對稱為天的兒子的皇帝表示異議，多少起些減輕危險性的作用（當然，天子也利用天變災異來斥逐大臣）。自從董仲舒開出這一條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經師，都認為這是一條最合時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經學裏，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經學陰陽五行化，成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基本特點。

（四）斷獄——儒家談德治，向來與法家刑名之學對立。董仲舒據《春秋》經義附會漢朝法律，決斷了許多疑難大獄，儒法兩家合流了。西漢初蕭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漢武帝時，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條，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法令煩多，連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賄賂的有無，任意引用一條法令作根據，判輕罪為死罪，或判死罪為輕罪。董仲舒斷疑獄二百三十二件，大體上從輕判決，救活了許多人命。他的判詞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流傳久遠，至東晉時還有人引用它來辯護自己的冤獄。

孔子以後董仲舒以前的儒學是漢人稱為樸學的原始儒學，它的特點是（一）思想上還拘泥於殘餘的領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統治的需要；（二）儒家還是各種學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種學派，使統一到儒學裏面來。董仲舒生在漢景帝、漢武帝時候，西漢政治上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學術上統一的條件也成熟了。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脱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作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首先變樸學為西漢經學的大師，瞭解了他的學説，也就瞭解了西漢今文經學的本質。下面敍述的今文經學的盛況，也就是這種本質的盛況。

漢武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後來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稱為五經十四博士。

某一經的大師，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樣，把本經陰陽五行化，並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為博士，這個大師的經説，便成為師法。弟子們按照師法講經，叫做守家法。自漢武帝至西漢滅亡，百餘年間，經學極盛，大師前後多至千餘人，有些經書的解釋增加到一百餘萬字。例如《書經》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一個士人從幼年開始學一經，往往到頭白了才學會説經。這樣又苦又難的經學，太學裏卻經常聚會着成千成萬的學生，甘願受苦受難從大師受學，因為士人求利祿，只有經學是一條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經書，都是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的，因此叫做今（漢）文（字）經。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是一種迷信的、煩瑣的、穿鑿附會很少有學術價值的學問。朝廷指定它作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們戴着空虛昏暗的頭腦，在利祿的道路上一輩又一輩地追求下去。

今文經學反映着統治階級當權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對立的古文經學，反映着不當權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經學也作為入仕的一條道路。

用篆文（戰國時文字及秦小篆）寫的經書叫做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説叫做古文經學。它的特點是：（一）保持樸學的傳統，按字義講解經文，訓詁簡明，不憑空臆説，與煩瑣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極少或排斥迷信，與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三）少數儒生私家自相傳授，在政治上主張復古，與迎合世務的博士學——今文經學趨向不同。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範縝的學説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政治上收攬統治階級各部分勢力，經學上也對古文經學讓步，在太學裏立《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學博士。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經學從私學上升為官學，與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進行了劇烈的宗派鬥爭。劉歆憑藉政治力量，暫時壓倒今文博士。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為私學。東漢時期，私學在士人間盛行，產生不少著名的大師，經學上成績遠超過官學，但總是得不到官學的地位。官私兩學的不斷衝突，正反映出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斷衝突。

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階級構成的，總是依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並發展的。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係上，如果説，只有一個鬥爭性，或者説，只有一個同一性，那麼，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自然，鬥爭是絕對的，但階級鬥爭不管怎樣尖鋭，並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還有同一的一面，其間保持着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繫。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三大學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謂黃老刑名之學只看對立面，對人民進行絕對的壓迫。這種學説到秦二世行督責時達到了頂點，秦朝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墨家只看統一面，放棄鬥爭性，勸告兩大敵對階級在同一性上實行尚同兼愛。這種學説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與道墨不同，它主張用禮來節制對人民的剝削，藉以和緩階級間的鬥爭性；主張仁民愛物、尚德緩刑，藉以擴大階級間的同一性。儒家學説比起道墨兩家來，較為接近對立統一的法則，也就是較為接近社會的實際，因之它成為漢以後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教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當然，儒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實於儒家學説的儒者，常為人民發出訴疾苦、申冤抑的言論，也常為人民做出去禍害、救災難的事蹟，甚至不惜破家殺身對君主犯顏直諫，要求改善政治。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他們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意義，為愛邦而愛及邦本，也就真誠地成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蹟，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説有關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侷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繼承併發揚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説入手。

孔子首創儒學。儒學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為天子。天與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國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敗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興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堯舜禪讓，其次是湯武革命。這些根本觀點，與道家、法家的主張法治（霸道）、反對革命是對立的。孟子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為透徹，西漢以下的儒學，基本上是孟子學説的衍變。

秦行法家政治，正統派儒學持異議，最後遭到焚書坑儒的慘禍。西漢前期，朝廷並用儒學和黃老刑名之學，但黃老刑名之學仍處優勢。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改革，成為合時宜的學説，形式上取得優勢，但黃老刑名之學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漢後期，儒學取得確實優勢，完成了排斥黃老刑名之學的願望，但所謂德治，無非是朝廷縱容官吏及豪強作惡，刑罰不加，綱紀廢弛，人民受盡貪暴政治的禍害，西漢也就滅亡了。

忠實於儒家學説的一些儒者，對着三個時期的政治，曾發出不少反對的議論。敍述西漢儒學，應該看到多數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應該看到少數同情人民的正統儒者。下面列舉幾條，略見正統儒者的代表性言論。

賈誼《新書·大政篇》説：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道説人事。他在對策裏説，“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人君改過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講天人之際，本意在利用天變災異來進行諫諍，剝去迷信部分，實質上仍是孔孟的仁義學説。

漢昭帝時，泰山等地發生怪異事。眭弘上書説：“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弘以為漢運已經終了，要求朝廷訪求天下賢人，“禪以帝位”，“以承順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訓條，眭弘為這個訓條遭殺身之禍，足見他們是忠實於自己的學説的。

漢宣帝重用治獄之吏，蓋寬饒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他暗示漢宣帝應讓位給賢者。朝廷説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蓋寬饒自殺。

漢元帝用儒生為政，朝綱不振。貢禹上書説：“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合）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谷永在漢成帝時上書説：“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去無道，開（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為新君），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鮑宣在漢哀帝時上書説：“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慾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慾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民）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民），視之（官與民）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飽），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豈不難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則天意解矣”。

上列諸儒言論，自董仲舒以下，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並不擁護一姓常存。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勸告朝廷，並不同情農民起義。所以儒學始終是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説，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封建統治則是絕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