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有論

《晉書》的作者説裴頠辯論的對手太尉王衍及河南尹樂廣，繼承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高唱“天地萬物以無為本”；行為上更是“任放為達，或至於狂醉裸體”。裴氏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口談浮虛，不遵禮法，乃至於“遂相放效？風教陵遲”，故作此文，“以釋其蔽”。

《崇有論》 原文如下：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跡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眾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睹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眾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

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説。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染其眾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眾家扇起，各列其説。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眾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鹹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全文共寫了九段文字，第一段，他提出了對世界的總看法，認為“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跡之原也”；即是説，萬有的道不是虛無，而是有形有象，錯綜複雜的，它是客觀規律的根源。第二、三段，主張“眾理並而無害”，“失得由乎所接”，最好是清靜無為。少思寡慾。第六段，指出何、王“貴無”學説是對老子學説的歪曲。第四、五段，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批評了當時清談名士們的行為。第七、八、九段，提出“有”是絕對的，是運動變化的，萬有生自己，以有為本體；並從肯定“有”，即肯定事物的客觀存在中，論證了“長幼之序”“貴賤之級”的絕對必要。此文既出。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它代表了玄學發展的第二階段。

《崇有論》全文僅一千三百六十八個字，雖然文約義豐，邏輯嚴密，但用如此簡短的篇幅來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畢竟是相當困難，或者完全不可能。總看全文， 意在説明崇有論高於貴無論，崇有論應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其優點是直接就社會存在説明社會存在，試圖以道家的“有”為最高範疇引申出一條更為切實可行的內聖外王 之道，突破了傳統思維的“天人感應神鬼學説”。囿於篇幅，缺乏具體的説明和充分論證，晦澀難懂。並且在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其上述優點也成為缺點，既 缺乏外在的內聖外王之道因而不能有效地起到限制君權的作用，也不能充分論證名教的合理性。僅僅在理論探索上開拓新的思想，就其批判調整功能而言，卻顯得蒼 白無力。

《晉書》卷三十五《裴頠傳》收載此文，嚴可均《全晉文》亦收錄，1958年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