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他為人有雅量而見識高遠，通古博今，從小知名於世。晉武帝下詔讓裴頠襲爵，他堅意辭讓，武帝不許。 ^[2] 

太康二年（281年），徵召為太子中庶子，遷為散騎常侍。晉惠帝即位，轉任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當初，裴頠兄之子裴憬沒有官爵，裴頠陳述其先祖功勳，賜爵為高陽亭侯。 ^[3] 

元康元年（291年），楊駿將要被殺時，楊駿黨羽左將軍劉豫，陳兵於門前，遇到裴頠，問太傅楊駿在哪裏？裴頠騙他説：“剛才在西掖門遇到太傅，他坐着素車，帶着兩個隨從往西邊去了。”劉豫説：“我到哪裏去找他？”裴頠説：“應到廷尉。”劉豫聽了裴頠的話，遂離開楊駿而去。隨即有詔讓裴頠代替劉豫兼左軍將軍，屯兵萬春門。楊駿被殺後，裴頠因功當封武昌侯，裴頠請求封給裴憬，惠帝竟封給裴頠次子裴該。裴頠又向晉惠帝陳請，裴憬本是嫡子，應襲鉅鹿郡公爵位，先帝恩旨讓我襲爵，辭讓而不準。武昌侯應是我所受，特請求轉封裴憬。裴該當時已娶了公主，故惠帝不聽。 ^[4] 

裴頠遷至侍中。當時天下暫時安寧，裴頠上奏請修建國學，將經書刻於石碑。皇太子讀書開講明義，陳酒饌祭祀先師孔子，飲宴祭祀射箭各種禮儀，都很有秩序。又令荀藩實現其父荀勖的遺願，鑄鐘鑿磬，完備郊廟朝會時的禮樂制度。裴頠博學多聞，兼通醫術。 ^[5] 

荀勖修訂音律及度量衡時，得到一把古尺，比當時所用尺子短四分多。

裴頠上書説：“應改革各種度量器具，若不能全部改革，可先改太醫用的衡器。稱藥物有差錯，就會與神農、岐伯定的用藥標準不符。藥物的輕重，差一分一兩就大不相同，可以致人死命，為害尤深。古人壽命長，今人壽命短，未必不是這個原因。”這個意見終於沒有被採納。樂廣曾經與裴輎清談，欲以理説服裴頠，然而裴頠談論內容豐富廣博，樂廣笑而不能對。世人以為裴頠是言談之林藪。

裴頠因賈后不喜歡太子，上表直言，請求提高太子生母謝淑妃的位號，又上奏增設護衞東宮的後衞卒吏，提供三千士兵，於是東宮宿衞兵共萬人。後遷為尚書，侍中官職不變，又加光祿大夫。每授予一個職務，裴頠未嘗不殷勤辭讓，有時上表上疏十餘次，博引古今成敗的事例以成文，讀者莫不寒心。 ^[6] 

裴頠深憂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商議欲廢賈后而立謝淑妃。張華與賈模都説：“皇上自己無廢黜賈后之意，如我等專斷行事，皇上內心不以為然。且諸王血氣方剛，賈后朋黨，必有異議，恐怕災禍一觸即發，那時身死國危，也無益於國家社稷。”裴頠説：“公所考慮的確有道理。但賈后昏聵，無所忌憚，不久將使天下大亂，這該怎麼辦呢？”張華説：“你們兩個當下還為賈后所信任，可在其左右殷勤以禍福相勸戒，可望不要出現太悖理的行為。幸而天下尚為安寧，可以過幾年悠閒日子。”這個計劃遂被擱置。裴頠早晚勸説姨母廣城君，使她告誡賈后要像對待親生子一樣對待太子。有人勸告裴頠説：“你有幸能在宮內外盡情説話，可直陳己見，如意見不被接受，則可以病為由而退隱。這兩條如不趕快行動，就是再上十次表，大難也難以避免了。”裴頠慷慨嘆息良久，竟沒有這樣做。裴頠後來遷為尚書左僕射，侍中官職不變。他雖是賈后的親戚，然而德望素高，四海之內，無人説他因親戚關係而晉升，而惟恐他不居高位。不久皇帝又使裴輎專任門下事，裴頠堅決辭讓，皇帝不聽。 ^[7] 

裴頠上書説：“賈模剛去世，又讓我接替此職，這就滿足了外戚的願望，是顯示用人偏私的舉措。皇帝親族哪有能力自保，他們只知道依靠親戚攀援不放。然而漢代二十四個皇帝，只有孝文帝、光武帝、明帝不重外戚，他們的外戚才得以保全，也不是這些外戚特別賢良，而是因為他們處在安全的地位。昔日魯國的穆叔不辦越禮的宴樂，我也不敢接受超出常規的詔命。”又上表説：“咎繇為虞之謀士，伊尹為商之宰相，呂望輔周，蕭何張良佐漢，皆建樹功業，光被四極，澤及嗣君，咎單、傅説、祖乙、樊仲，亦有中興之功。這些人或發現於鄉鄙，或提拔於民間，豈不是崇尚才德的舉動，才使這些朝代達到盛世之美嗎？遍觀近世，不能仰慕古代尚賢之風，沉溺於近侍之情，多用后妃親族，以致天下不安。漢朝疏廣勸誡太子不宜以舅氏為官屬，前人以為是知禮。況朝廷為何一定要取用外戚，即使是親疏才德相等，還應該先用疏者，以表明朝廷用人特別公平，漢世不用馮野王，就是例子。”表呈上以後，皇帝又特下詔開導，敦促其上任。當時陳準之子陳匡、韓蔚之子韓嵩同在東宮侍奉太子，裴頠進諫説：“建立東宮，是為了儲備帝王之才。與太子交遊接觸的，必須選拔英俊人物，成年有德之人。陳匡、韓嵩年幼柔弱，不懂做人之道立身之節。東宮應是體現少年早成的表率，而今有童子侍從的名聲，不是垂範遠近的正大之理。”愍懷太子被廢時，裴頠與張華苦苦爭諫而惠帝不聽。裴頠深深憂慮當時風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在世人心目中名望很高，口談玄虛，不遵禮法，倚仗當權者的寵信，白吃俸祿，無所事事；至於王衍之類的人，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世務為己任，互相仿效，世風衰敗，於是著《崇有論》以闡釋當時的弊端。王衍之徒，交互進行對裴輎攻擊駁難，但都不能使裴頠屈服。 ^[8] 

趙王司馬倫諂媚巴結賈后，裴頠很厭惡他。司馬倫多次請求官職，裴頠與張華堅決不許，因此深為司馬倫所怨恨。司馬倫又暗地圖謀篡位，欲先除掉朝中有德望的大臣，就趁廢賈后的時候，把裴頠也殺了，終年三十四歲。惠帝復位後，追復裴頠本來官職，以卿禮改葬，諡號為“成”。讓他的兒子裴嵩嗣爵位，任中書黃門侍郎。 ^[9] 

首先，裴頠認為，總括萬有的“道”，不是虛無，而有“有”的全體，離開萬有就沒有獨立自存的道，道和萬有的關係是全體和部分的關係。他的觀點有力地批駁了“貴無”派認為萬物背後有“道”、萬有背後有“無”的唯心主義觀點。

其次，他主張，世界萬物是互相聯繫、互相依賴的，並不需要有一個虛無的“道”來支持，萬有並不以“無”作為自己存在的條件。裴頠深刻闡述了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客觀性、外部條件的客觀性、事物法則的客觀性以及人們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萬有最初的產生都是自本自生，萬有既然是自生的，則其本體就是它自身，“無”不能成為“有”的本體。他説：“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在裴顧看來，萬物的本體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萬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從“無”而派生。同時他又認為，“無”是“有”的喪失和轉化。

最後，他認為，“無”不能對事物的存在和發展起積極作用，只有“有”才對事物的發展變化起積極的影響。他説：“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也就是説，心靈和實踐是兩碼事，不能認為心是無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製造器物必須依靠工匠。 ^[1] 

裴頠認為，《老子》的主旨在於通過對“本”的強調，提醒人們不要離本逐末。但是後來魏晉時期的責無論者背離《老子》的本來宗旨，“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深列有形之敝，盛稱空無之美”，玄風愈煽愈熾，於是整個社會盛行清談之風，背離社會現實。裴頠認為按照貴無賤有的論斷，必然取消倫理價值。

在學術上，裴頠信奉《老子》、《周易》，屬於“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所謂“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間玄學清談之風，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其內容，正象顧炎武《日知錄》中所説，“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自此之後，競相祖述。”但從裴頠本人來看，他還很關心西晉的治亂，不能説不頗主之安危。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在學術上的信仰。 究其原因，就是，當時的名士崇尚老莊，—方面是崇尚老莊放達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所以有人説“正始之音”，實質上是“理賭”，即理辯，是很有根據的。裴頠也是善於理辯的名士，當時的人就將他與王衍相比，也説明了這一點。

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對於官職的薦舉，很大程度上以名士的品評為標準。裴頠對當時人也多所品評，舉薦他們擔任了一定官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能夠這樣做還是很可貴的。同時，他與當時的名士都有廣泛的交往，對今人研究魏晉學術思想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裴頠有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隋書》注作九卷），今已佚。

裴頠“患時俗浮虛”，著《崇有論》。又著《辯才論》，對古今精義都進行了辯析解釋，此文未完成而裴頠遇害。 ^[1] 

賈充：“頠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 ^[1] 

周弼：“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1]  [10]} 

《晉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五》 ^[1] 

父親：裴秀； ^[1] 

兄弟：裴浚； ^[1] 

妻子：王氏（出身琅琊王氏，竹林七賢王戎之女）；

侄子：裴憬； ^[1] 

兒子：裴嵩、裴該。 ^[1]  裴頠的兩個兒子裴嵩、裴該，司馬倫也想把他們殺掉。梁王司馬肜、東海王司馬越認為裴頠父親裴秀有功於王室，配食太廟，不宜使後嗣滅絕，以此勸説司馬倫，故二子得免於死，被貶徙到帶方。但尚未啓程，司馬倫即敗死，故二子途中被召回，最後皆死於寧平城屠殺。